重读《围城》：长者及其文化意蕴--文史--中国作家网

重读《围城》：长者及其文化意蕴分享到：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　戴波　　2020年02月27日08:10原标题：《围城》中的长者及其文化意蕴提要：《围城》中作为次要人物的众多长者多为研究者所忽略。这些长者可以分成两个群体——以方遯翁为主要代表的群体和以张吉民夫妇、陆先生夫妇为主要代表的群体，前一个群体坚持中国文化本体地位，诠释了以伦理性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后一个群体的成员或多或少接受了西方文化，从而偏离了中国文化。长者们不同的文化趋向与文化认同，表现了“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融汇与激烈撞击以及传统文化的“话语权”的变化，由此也可以看到《围城》的文化深度。关键词：长者 伦理性 文化冲突 文化意蕴《围城》以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几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要人物，浓墨重彩呈现出他们曲折多变的爱情、工作等人生经历，这也是评论的主要焦点，而次要人物除范懿、汪太太、曹元朗等外，多是四五十岁的长者，如方遯翁夫妇、周厚卿夫妇、苏鸿业夫妇、孙柔嘉父母、陆先生夫妇、张吉民夫妇、陈士屏、丁讷生、李梅亭、顾尔谦、高松年、汪处厚等。除李梅亭等人外，大部分长者一直被评论者束之高阁或甚少论及。本文拟对这些长者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进行解读与研究，进而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小说的文化深度。一《围城》中的众多长者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群体：方遯翁夫妇、周厚卿夫妇、苏鸿业夫妇、孙柔嘉父母、李梅亭、顾尔谦、高松年、汪处厚等为一个群体，他们身上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特点，代表着以伦理性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其中以方遯翁为典型；孙柔嘉姑父母陆先生夫妇、张吉民夫妇、陈士屏、丁讷生等人则不同程度接受了西方文化，从而偏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克尔凯克尔将人类的文化性的生存方式分为三种：审美性的、伦理性的和宗教性的。按照这个理念，西方文化宣扬借助此岸今生的清教式苦修才能进彼岸天堂得以永生和常伴天父的思想，是一种宗教性的文化；“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中国文化宗教意味相对淡弱，是一种重视现世伦理性的、非常实际功用的文化。在中国文化里每个个体生命都在现世的伦理等级链条上有自己对应的位置，都应遵守对应的伦理操守，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中国文化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上帝概念，而是提倡祖宗崇拜，认为个体生命是祖宗开辟的生命长河里的一朵小浪花，是根源祖宗的参天大树上的一朵树叶；同时认为多子多福，重视子孙的繁衍，力求祖宗开辟的生命长河奔流不息与根源祖宗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中国文化的“三纲五常”伦理等级观念在方遯翁和汪处厚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方遯翁对“父为子纲”给予了有力的注解。方鸿渐初到北平读书渴望自由恋爱，遂向父亲写信请求解除与周厚卿之女的婚约，而方父的一封简单家书可谓有雷霆万钧之力，彻底粉碎方鸿渐渴望自由恋爱的想法从而专心读书。方遯翁是前清孝廉公，是一乡之望，饱读诗书，在信中写道：“吴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丧心不孝，于斯而极！……若汝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细思吾言，慎之切切！”短短数行将传统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和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的口味与权威身份刻画得淋漓尽致。又如方遯翁在接到儿子挂名岳母说儿子在外面和女人胡闹的电话，虽并不完全相信她的话，同时也很睿智成熟，认为自己的儿子亦有行为举止不当的地方，有点“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的意味。听到儿子说挂名岳母无事生非在发神经病时，方遯翁更是怫然道：“你这态度就不对，我看你愈变愈野蛮无礼了。就算她言之过甚，也是她做长辈的一片好意”，并命令儿子搬回家来住，一来可以好好管教儿子，又可让儿子经历粗茶淡饭的苦生活不贪图舒服享受。三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汪处厚也是中国文化的伦理等级观念的笃从者。汪处厚年轻在督军署当秘书时，不敢和大帅留同样的乌菱圆角胡子，担心大帅怪罪，恐有僭越之嫌，而留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完全吻合儒家强调男女、父子、君臣等人伦差异的“礼”的概念：每个人要遵守与自己位置相应的伦理操守。中国文化中的“祖宗崇拜”观念在方遯翁等人身上根深蒂固。儿子的考取洋功名是祖宗庇护的缘故，所以方遯翁计划亲自带方鸿渐到祖父坟上行礼，感谢祖宗阴德。为了光宗耀祖闻名乡邻，方遯翁领着三儿子凤仪、七八个堂房叔伯兄弟和自己的几个朋友大张旗鼓接站，安排儿子拜访亲近的尊长，还替儿子答应家乡省立中学吕校长给学生做演讲的邀请。孙柔嘉第一次进方家时，需要和丈夫方鸿渐在祭桌前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行礼。谁知二人只是三鞠躬完事，让大家很为不满，尤其是方老太太，因为按照传统礼节方鸿渐和孙柔嘉要给方父方母下跪行礼。方鸿渐的挂名岳父周厚卿也有“祖宗崇拜”的传统观念：他在上海开铁铺子发了财，又和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任经理，可谓“功成名就”，就衣锦还乡回老家祭祠扫墓，从而结识了一乡之望的乡绅方遯翁，两人进而攀为亲家。方鸿渐欧洲留学时周厚卿勉励他获取“洋进士”，后方鸿渐将“博士照”寄来，周厚卿以为这是可光耀门楣的好机会，亦能证明自己栽培有功，遂登报显摆。此举可谓与苏文纨之父苏鸿业“心有灵犀”：苏父也在同一张报纸上登载女儿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消息。繁衍子嗣、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方父等人身上坚不可摧。传统认为小儿要以犬羊狗马之类的贱名为小名才易养育成才，如“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郎等等”，所以方遯翁给二儿子鹏图的大孩儿起小名阿丑，又因《荀子·非相篇》中记载古时大圣大贤的相貌多是丑陋而起学名非相。三儿子凤仪的大孩子生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方父取小名为阿凶，又以《墨子·非攻篇》取学名非攻。方遯翁渴望三个儿子开枝散叶，又为未来的孙子女们构思出多达十几个排行的名字，譬如源于姜太公故事的非熊和唐人传奇的非烟。方父看到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已成家封妻荫子，就开始与方母谋划起大儿子鸿渐的婚事。四十多岁的李梅亭满口仁义道德却满腹男盗女娼，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近五十岁的顾尔谦胁肩谄笑，浅薄猥琐，是《围城》的主要讽刺对象，然而李顾二人为省钱坐三等舱，并把三闾大学寄来的旅费大部分留在家里，亦能体现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以求祖宗开辟的生命长河奔流不息与根源祖宗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的传统。伦理性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然而上层和下层社会又有不同：中国上层社会以伦理和审美为主导，那些受过儒家教化的知识分子，一般不会去相信宗教的，像徐光启等知识分子受洗礼也是因为认为外国宗教的教理教义可“易佛补儒”，可以充实、完善儒家思想；中国下层社会以伦理和宗教为特征，毕竟老百姓痛苦的时候神话与宗教可以给予精神的慰藉。例如，周厚卿的太太和苏鸿业的太太有不谋而合的相似处：信佛。周太太相信生死轮回，认为一九三七年生的孩子，多半是阳寿未尽的枉死鬼投胎转世，可能活不长；苏太太因为女儿苏文纨没有嫁给赵辛楣，又怕影响苏家赵家两代的交情，所以每天早晨在菩萨面前点香的时候默默为赵辛楣祈福。二如果说方遯翁等人组成的群体代表着注重伦理性的中国文化传统，那么，孙柔嘉姑父母陆先生夫妇、张吉民夫妇、陈士屏、丁讷生等人或因在外国公司任职，或因接受过外国教育，都不同程度上接触并接受了西方文化而偏离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反映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撞击所激起的波澜。这一群体的“西化”体现在以下方面：有外国名字、说着一口“洋泾浜”英语、推崇发达的西方和西方文化等。张吉民等人几乎都有外国名字。在美国花旗洋行就职二十余年、从小书记升到买办经纪人的张吉民喜欢人唤他Jimmy，其妻子张太太四十多岁，外国名字是Tessie。陈士屏和丁讷生都是张先生的结义弟兄，陈士屏是欧美烟草公司的高等职员，被大家唤作Z.B.，丁讷生在英国轮船公司做事，外国名字是Tennyson。小说中没有提到孙柔嘉姑母陆太太有外国名字，但是孙柔嘉唤她不是姑姑而是Auntie。张吉民等人说的语言是“洋泾浜”英语——中文夹杂英语。张吉民见到方鸿渐就寒暄道：“Hello! Doctor 方，好久不见”，问他是不是天天go downtown。看到方鸿渐瞧见放着碗、瓶、碟子的玻璃橱柜，张吉民很是得意忘形，打开橱门邀请方鸿渐have a look see，说这些瓷器值plenty of dough。张吉民还道出自己不敢买书画收藏，因为怕买到假的就一文不值，等于waste paper。张吉民聊到自己有次邀请外国friends来吃饭，用收藏的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被外国朋友盛赞这道菜古色古香，有点oldtime。张吉民又自谦说自己事情忙，没工夫翻书研究，却自夸自己有hunch，不是sucker，那些古董掮客休想拿假货来fool他。张吉民还沿袭美国习俗称妻子为headache，因为方鸿渐理解为他身体不适而鄙夷方鸿渐没有去过States，没见过什么世面。美国留学过的陆太太亦然：她叫别人的孩子“你的baby”、人家太太“你的Mrs.”。陆太太从李妈那里得知侄女婿方鸿渐脾气大欺负孙柔嘉后，告诉侄女不能太spoil丈夫，还用了中西两个方式来提醒方鸿渐：“你以后不许欺负柔嘉”和“你再bully她，我不答应的”。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基石，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语言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特征，蕴含着本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英语等西方语言是“形合”的语言，词法和句法等语法结构系统、严格、逻辑性强，意义明晰、确定，这与思辨性强、科学性强、重视逻辑的西方文化吻合；中文是一门“意合”的语言，词法和句法等语法结构相对松散、模糊，这与综合性强、重视“中和”的中国文化一致。因此张吉民等人的“洋泾浜”英语表层上是英语对汉语主权性和整体性的冲撞，深层上则折射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主权性和整体性的冲撞。此外，张吉民等人非常推崇发达的西方和西方文化。张吉民推崇汽车、飞机、打字机、照相机等技术领先的美国，让独生女儿Nita外在上去美容院理发铺炮制各种各样的洋时髦、洋姿态，还不惜工本地让女儿去教会学校里耳熏目染内化、学习各种洋本领、洋习气。因此，其女儿Nita读《西风》、英文《读者文摘》、英文《莎士比亚全集》、《新旧约全书》、《家庭布置学》、《居里夫人传》、《照相自修法》、《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和《乱世佳人》等十几种电影小说。方鸿渐喝汤时用面包蘸，吃铁排鸡时不用刀叉改用手，这种吃相为女儿Nita鄙夷，说这是猪猡相piggy wiggy。丁讷生信奉基督教，坐下吃饭前还向上眨眼祷告上帝感谢上帝赏饭。孙柔嘉姑母陆太太出嫁之后对娘家兄弟的家事大半都要过问，还教授侄女驯夫技巧，这完全背离了中国文化要求女性温柔如水相夫教子的传统。陆太太称自己只看英文报，不看像方鸿渐他们报社的《华美新闻》等中文报。方鸿渐针锋相对，说波兰和英国被压了下去，好在德国和俄国声势厉害得很，建议她学德文和俄文。陆太太非常生气，丈夫陆先生大发议论，说英国不算数，只要有美国在什么都不怕。陆先生陆太太没有孩子亦有深刻含义。中国文化强调上要敬奉祖宗，下要绵延子嗣，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陆先生夫妇没有孩子等于阉割了中国文化，切断了与中国文化的纽带。从这个层面上讲，陆先生夫妇称得上是彻底的、解构中国文化的西化派，张吉民夫妇有点“外洋内中”，可谓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张吉民夫妇的“内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张吉民和许多中国传统文人一样喜欢收藏以示风雅，不过不是收藏书画，而是瓷器；张氏夫妇保有传统思想，以为女孩子到了二十嫁不出去只能当老处女送进古物陈列所，还要走方鸿渐的生辰八字请算命人算得方鸿渐和女儿是“天作之合，大吉大利”。张太太信佛，每天念好多次“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中国军队打胜仗；每当丈夫出门到外滩行里办公，张太太就坐在热水管烘暖的客堂里也念咒求佛保佑丈夫，果然张吉民从未遇到过流弹。三《围城》中的长者们迥异的文化表现，是“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方交流过程中西方文化带给中国文化的冲撞所激起的不同涟漪。在这个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围剿”，经历着中国领土被西方列强瓜分占领的相似命运，其“话语权”愈来愈弱。既会出现面对西方的冲击愈益保存国粹的长者，也会出现跟随西方潮流而背离中国文化传统的长者。此外，读者亦能强烈感受到从小生活在浓厚国学氛围中的钱钟书先生身上散发出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与胸襟，而此种情怀与胸襟已经浸透到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骨髓深处。“西学东渐”浪潮在近代中国是一浪高过一浪。由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入侵诱发的洋务运动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试图在高扬中国主体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兵工器械。中国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得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破产，并将“西学东渐”推向高峰。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并要求政治上的改革。大量的西方知识进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而且还以转译日本人所著写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随着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以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为标志以“全盘西化”与激烈反传统为特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又狂飙突进地冲击全国，由此也造成了中西文化的激烈撞击。《围城》正是在西学与国学激烈冲突与互动的语境下创作的，从这个方面我们才能解开小说文化承担复杂性之谜。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全面溃败让“忧世伤生”的钱钟书先生感时忧国，唏嘘不已。钱钟书先生成长在一个国学氛围浓厚的书香门第：钱钟书先生的爷爷是个秀才，爷爷还有两个中举的兄长；钱钟书先生从小抱给中过秀才的伯父抚养；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更是著名国学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学讲授国文。在这种环境中，钱钟书先生从小涉猎国学经典，其中文造诣与学问愈发深厚，传统读书人身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亦愈发强烈，正如杨绛女士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另一方面钱钟书就读洋味甚浓的清华大学，游学英法，谙熟多国外语与西方文化。于是在《围城》中就出现了对一味崇洋的嘲讽，这种嘲讽包括那些将汉语与英语杂糅的长者，更包括不加选择地崇洋，像方鸿渐在讲演中谈到的，海禁大开后西方给中国的两件“宝贝”——鸦片与梅毒，另一方面也讽刺了古老中国的迷信与陋习，包括不关心国事一味内斗，也包括方家三儿媳妇身体不适，服用方遯翁和邻居医生开的不少中药方子不起任何效果，请了西医来看原来是身怀六甲。然而总体而言，钱钟书的文化特征背离了现代中国文化的主潮，更关注中西文化的相互认同，“钱钟书的小说集《人鬼兽》、长篇小说《围城》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虽然文体不同却有一个审美共性，就是背离了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那种对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强调，而更措意于人类的共通性与普遍性。”甚至从《谈艺录》开始就在造就一个文言文中夹杂大量西方语文的写作范式，以印证其“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命题。在《围城》中，他通过长者群像的描绘，将顽固守旧者、中体西用者、全盘西化者的不同长者形象表现出来，虽用笔不多，却情伪毕现，并表现了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心路历程。《围城》快收尾时这样描绘：“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毫无疑问，电灯闪亮、美食陈列的面包店代表着现代、发达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衣衫褴褛、挽个盛着粗拙泥娃娃和风转篮子的老者体现着历尽沧桑但已经落伍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历史悠远的中国文化犹如方家那只祖传的、虽能从容自在打起来但报时晚点的老钟，毕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得不承受西方文化的撞击。作者简介：戴波（1978—），男，河南长垣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生，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