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把学术文章当作散文随笔来写，何尝不是对文学本身的尊敬？| 新批评
多年来，关于大量文艺批评文章仅仅依赖学术理论话语、说教式、言不及物的空洞形象受到学界讨论与反思。评论家丁帆在本报最新《新批评》专刊文章中如此回顾了自己对这一现象的思考，“曾几何时，我逐渐开始厌倦起了这种单调枯燥的程式化写作，认为它束缚了我的感性思维，严重地阻遏了我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他进一步指出，“不融入形象思维和感性思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是一个脱离了文学趣味和文学原动力的文本阐释，而非文学本质的阐释。”“在高等教育的学科序列中，文学创作是一个无法安放的门类，它似乎只能归于术科之列，殊不知，这种轻忽给文学所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
如何摸索一条改变“学院派”阐释弊端的行文方式方法？把学术文章当作散文随笔来写效果如何？不妨看看丁帆在评论文体上的实践与思考。
让评论文章更有鲜活的文学色彩
年轻时一直在做小说创作的梦，直到1978年那一篇叫做《英子》的小说二审通过，却最终被一个著名杂志主编退稿后，我才悻悻地“改邪归正”，老老实实地回到自己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去刻苦攻读了。自1979年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后，就一发不可收，用标准规范的“古典”阐释学方法炮制一篇又一篇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无疑，我沉浸在理性思维的狂欢之中，整天沉湎于理论的检索与援引之中，自以为痛并快乐着。
丁帆
本报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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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容 / 绘
曾几何时，我逐渐开始厌倦起了这种单调枯燥的程式化写作，认为它束缚了我的感性思维，严重地阻遏了我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以为那种青春期血脉贲张的文学创造激情往往在冷静地解剖他人作品时变成了匠人手中的技术活，我不甘心一个从事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批评书写的人，就这样放弃了文学的本质与滥觞，做一个无法进行“再创造”的简单的文学阐释者，于是，我便试想着改变自己的文风，重拾形象思维的旧梦，因此，我就从两个向度来采取文章的变体。
首先就是在文学批评和作家作品评论上抛弃了那种墨守成规的“标准化”文本阐释，从“学院派”的藩篱中突围出来，试图让评论文章更有鲜活的文学色彩，你就必须从语言表达和文体形式上获得有趣耐读的效应，不要借用大量伟大理论家的话语来恐吓读者，为自己创造力的贫乏壮胆；也无须拉开架势用高头讲章迫使自己进入“三一律”式的理论盘桓之中，摆出一幅教师爷的姿态，这种灰色理论的“苦闷的象征”束缚了“自我本能”对文学的兴趣，同时又把“苦闷的象征”的理论枷锁套在文学原创作者和读者的脖子上，显然，那是一种“盲人骑瞎马”式的文学自戕。反思我许多年来的批评思维与方法，都是按照这样的文学逻辑进行的，这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摸索着一条改变“学院派”阐释弊端的行文方式方法，如果你不想让有趣的阅读淹没在大量注释之中，你就必须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人性价值观，形象生动地说出对作品的鲜活体验，从灵魂出窍的语言深处寻觅自己有温度的感受，而不被外在的一切道德、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文体的潜意识闸门遮挡住你的视线。
让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从文学的本质出发，才算是更加有效的批评和评论活动，否则，我们就是一个拿着手术刀解剖尸体示范给实习医生的外科大夫而已。不融入形象思维和感性思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是一个脱离了文学趣味和文学原动力的文本阐释，而非文学本质的阐释，所以，我想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中介入具有具象的文学体验，穿插感性思维的活动。无疑，二三十年前接触到的“评论小说”文体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虽然这只是一种尝试性的介入，但我愿意一直走下去，即便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辞，因为我首先喜欢的是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甚至文学理论难道不是与文学创作同属一个母亲吗，虽不是孪生兄弟，却也是一奶同胞，我们没有理由离开其母乳的哺育而另找奶娘。
把学术文章当作散文随笔来写，既是一种文体的尝试，又是一种对文学本身的尊敬，尽管我并不认为这种被称为“学术随笔”的东西就是完美的批评和评论文体，但是能够得到一些读者的认可就足矣。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大众化的书写会降低批评、评论和理论的水平，不能升华到哲学的层面，殊不知，形象思维的表达或许会以更幽默风趣悄悄闯进哲学的殿堂，而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获得审美的收获，那样的价值观植入方式也许会让人更加牢记。
丁帆部分随笔作品
其次，我时常在考虑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往往把文学创作和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判为两个远隔千山万水的学科门类，在高等教育的学科序列中，文学创作是一个无法安放的门类，它似乎只能归于术科之列，殊不知，这种轻忽给文学所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那个早年讲授“现代文学”、“文学批评”课程，1944年任重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中文系教授的杨晦，1955年在北大中文系迎接新生入学的大会上，发表了“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名言警句，吓走了一年级的刘绍棠，无情地扼杀了文学创作进入文学教育的可能性，大学里虽然有“写作”课程，但是至今已经萎缩到了“公文写作”的工具课的地步，虽然这十几年有些学校开始引进大量的作家进入体制，成为高校文学教育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是，囿于教学体制的束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自由选择，尽管教育部也开了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的口子，但那毕竟还是一种点缀，真正有创作才能的作者会因种种偏科原因无法进入这个序列，却反而成为许多走终南捷径者的渠道。凡此种种，我想到的问题是，我们从小学、中学的应试教育中就缺乏文学创作欲望的培养，因为它对高考是无效的，学生的作文都是程式化的，他们缺少的正是那种创作的原始冲动欲望。
因此，不能让自己失去这种宝贵的欲望，让残留的文学基因得以放大与膨胀，于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一直坚持着散文随笔的创作，就是不愿意死在文学的道路上，虽然这些散文随笔获得了一些专攻散文学者的认同，虽然也得到了许多散文作家和编辑家的赞许，虽然也得到了诸如“朱自清散文奖”的鼓励，但是，我仍然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并不满意，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文字还不够散淡、清通、老到、优美，但我愿意一直努力创作下去。
近日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隆重举行文学讲习所成立大会，不仅礼堂富丽堂皇，而且出席人员阵容豪华，不禁使我想起了五十年代丁玲创办的文学讲习所，丁玲从另一个极端释放了“理论无用论”，遭到了1957的严厉批判。如今北大曹文轩教授不知走的是哪条路线，显然不是杨晦的思路，似乎又不是丁玲“一本书主义”（长篇小说）的路数，但愿北大二十一世记的文学讲习所，既可为培养作家的摇篮，又是培养批评家、评论家和理论家的场所，而且是我想象的那种“活的批评家”、“活的评论家”和“活的理论家”。
丁玲、艾青等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我把近年来的一部分“学术随笔”和部分散文随笔集结成书，取名《玄思窗外的风景》，就是想它寓意有点理想——玄思，乃远思，虽然有些不切实际，然尚存一种文学与文化的幻想；窗外，由近及远，由窄而宽，都是历史的长镜头，我们不能只读圣贤书而不问窗外事，文学离不开社会与人流的；风景，乃多种多样，就看“看风景的人”是如何在书楼的窗口上去看风景了，它不是待嫁小姐在绣楼窗口观察相亲的相公，而是枕石冷观世界风云，风景既有过往历史的，又有现在进行时的，还有预示着未来的，全在读者“内在的眼睛”中，如何用热情去书写却是作者的选择了。
稿件编辑：傅小平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