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试论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丁存金
【内容摘要】梁启超是清末民初最先使用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和开展中国民族历史的研究的人。从1906年到1922年，梁启超逐步转为深入研究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历史，渐渐摒弃了汉族中心主义色彩浓厚的思想，进而提出了“和多族为一族”的中华民族思想，并对孙中山及后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贡献巨大，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最早的写作范式。
【关 键 词】梁启超；民族主义；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
中国的汉语体系里面本身是存在“民”“族”“种”“民族”这些词汇的，但是所表现的内涵均不相同，不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近代中国人使用“民族”一词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经出现，“戊戌变法”以后使用得愈加频繁，但是“民族主义”的运用还应从梁启超说起。
目前，学术界对于梁启超不是最早使用“民族”一词已经形成了共识，王韬1874年撰写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就有使用，比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东籍月旦》一文早。[1]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士立所编写的中文杂志著作已有“民族”现代化的使用，1896年11月15日《时务报》上刊登的《土耳其论》一文中也提到“民族”一词。[2]将梁启超早年发表的文章梳理，发现其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国家思想变迁异同》等文中已经大量使用带有“民族”的词汇。[3]吴敏则发现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使用了“民族”一词，并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对“民族”的有关定义作了阐述。[4]可见，在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始终不断吸收欧美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想，并有过一些重要的阐述，这是他开展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说“吾尝观万国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权之民族，恒即为最富于制裁力之民族。……昔美国一度建设共和政体，其基础遂确乎不拔，日益发达，继长增高，以迄今日；法国则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后，君民两党，互起互仆，垂半世纪余，而至今民权之盛犹不及英美者，则法兰西民族之制裁力，远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5]其最开始所表述的“民族”是政治性较强的大民族概念，即欧美单一民族建立国家政权之大民族，如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等，这也反映出梁启超的民族观尚不成熟，还停留在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层面上。
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一文中，其所说：
“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据有其地，实天授之权利也。……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6]
中间所流露出的“民族主义”依然还具有很强烈的西方资本主义民族革命的味道，这里所说的“民族”基本是等同于“国民”的，并且其所提出的“优等民族”、“劣等民族”、“有力之民族”、“微力之民族”等概念则是站在政权的争夺层面而言，其认为未能获得统治权的民族是劣等民族，显然不具有说服力，而且其急切的民族主义建国思想在中国当时根本行不通，其对于“民族”或“民族主义”并未能讲清内涵。1902年在《新民说》中又说：“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7]并且其所说的中国五大族是汉、满、苗、回、蒙，与后期所提倡的“五族共和”有着差别。
梁启超不断地探索“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内涵，《新民说中》他又说：“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8]在1903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伯伦所提出“同地、同血统、同面貌、通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被梁启超所运用，且其认为“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在伯伦八要素的前提下，梁启超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并对其提出的民族主义作了解释，“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9]王珂认为“梁启超在知道民族特征为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的情况下大力提倡的民族主义理论，乃是主观意愿先行，忽视'民族’定义，容易造成混乱逻辑。”[10]并且其第一次提出了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为一大民族，并以汉族为大民族之中心建国的设想，即一国之内，“民族”与“国民”是一致的。正如王珂所注意到的，1903年那些思想家们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是“合同种异异种”[11]，“民族”从文化共同体向政治共同体过渡是当时的必然逻辑。而梁启超“按照国民国家理论的思想框架，将'民族’与'国民’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12]
198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泛黄种主义”，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流往日本期间得以接触到西方的“民族”理论，并逐渐把这个词汇运用和赋予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内涵。1901年，其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上世史，自皇帝至秦之统一，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自秦一统后到乾隆末年，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自乾隆末年到1901年，为世界之中国。”[13]1902年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开始把民族与中华连用。
在梁启超早期民族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民族主义的影子，他说：“中国种族不一，而其学术思想之源泉，则皆自黄帝子孙”。[14]皇帝子孙即暗指汉族，但是梁启超也深谙汉族，即华夏族是几千年来不断融合壮大的一个群体，因此在后来的研究中，梁启超的思想逐渐转变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5]这里所说的大民族即后来的中华民族，这也是针对当时的革命派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口号提出的。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是希望能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也就是梁启超希望摈弃汉族中心主义的小民族主义而提倡构建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从而建立起各民族合一的民族国家，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1906年，梁启超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开端，也是其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中国民族”后首次对中国境内诸多民族进行较为细致研究的开端。
在列强不断侵略中国的背景下，梁启超不断深化对民族主义的认知，开始对中国境内的主要民族群体开展研究，希望“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情感，增长我民族殄域之感情”[16]。梁启超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汉族是否为一族或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采用西方人种学的研究方法，以言语为基，认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7]其将中国本部除炎黄一派之华族外分为八族来进行论说。
一是苗蛮族，苗是个古老的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湖南之岳州长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临江、南昌、南康九江，是其地也。”[18]蚩尤为首领时，苗族十分强盛，与黄帝所在的华夏族经常交涉，后逐渐南退至长江以南地区。秦汉时期，江西地区已无苗迹，湖南地区则有长沙蛮、武陵蛮、五溪蛮、澧中蛮、溇中蛮、黔中蛮等，光武之后，渐渐已经迁徙到洞庭湖以西地区。隋唐以后，各代统治者在苗族区设置政区加强统治，尤其是清朝改土归流后，苗族的聚居区逐渐固定下来。二是蜀族，与苗族同时通于华夏族。“秦惠文王用司马错伐蜀灭之，其地始合并于中原。历经两汉三国，同化殆尽。”[19]
三是巴氐族，巴、蜀古时为仇雠，“剑阁以内为蜀族，其外则为巴族”[20]。巴人顺着嘉陵江沿岸发展，春秋时与楚国接壤。汉代之后多见于别称，主要有廪君蛮、板盾蛮，氐是巴族的别种，西魏后周后逐渐衰落。四是徐淮族，亦称东夷，“其住地约当前明凤阳巡抚所治全境、今江南之淮安府徐州府庐州府、山东之曹州府、河南之归德府一带，而复沿山东半岛之海岸线，历黄海方而之莒州胶州，至渤海方面之登州莱州，皆其族之散步地也。”[21]徐淮自古为华族势力所不及，秦统一以后，渐渐同化于华夏族。
五是吴越族，夏周时已通华夏族，与徐淮族大江而界，有断发之俗。六是闽族，周时期就是大族之一，语系亦不同于其他诸族，汉武帝平闽越，闽族四散迁徙，魏晋之后的泉郎是七闽之一支派。七是百粤族，主要分布在五岭之外，“大率自贵州之南部，广西之西南部，广东之全部以及安南暹罗缅甸南掌，下逮南洋英属荷属群岛，乃至南印度之一小部分，皆为同一民族所占地域。”[22]八是百濮族，梁启超将西南夷所在区域与之等同，认为自楚莊喬、汉唐蒙司马相如之后，才渐通上国，且百濮与百粤在血缘上有期功之亲。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内容较为简略，基本就是想阐明其所列八族是组成中国民族之重要分子，“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23]。这与梁启超对民族的定义和中国民族的认知尚不够深入有着紧密的关系，故其自言“此吾臆推我国各地原始时代所有民族之大概也。”[24]但是其《<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一文则论说详细，是研究匈奴史或北方民族史的重要代表作，北方的狄（獯鬻）演变为秦汉时期的匈奴，中间经历了六个阶段的变化。春秋蛮夷戎狄见于经传者就有十种：戎、北戎、姜戎、伊雒之戎、蛮氏戎、犬戎、骊戎、蛮、夷、濮、巴。“春秋时代中国民族势力所及之地为今河南、陕西、山东、山西、直隶、湖北、江南、江西、浙江之九省。”[25]中国之为一大帝国，孕育于晋齐秦楚，而秦乃成之，中间各民族不断地融入进华夏体系。
192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标志着其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和许多论断的成熟。梁启超首次将“民族”与“种族”和“国民”进行了区分。“一种族可析为无数民族，一民族可包含无数种族，一民族可析为两个以上之国民。”[26]且更加强调“民族意识”在民族要素中的作用，“凡人类之一员，对于所隶之族而具此意识者，即为该民族之一员。”[27]诸夏之名得到确立就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且在禹时已经确立，原因有三：“一是文化渐开，各部落交通渐繁，公用之言语习惯已成立；二是遭洪水之变，各部落在禹的带领下分劳协力抗大难；三是与苗族和其他蛮夷接触，对比而自觉为我。”[28]
对于中国民族的分类也区别于早期的地域分类法，而采用了当下民族史研究普遍采用的血缘分类法，分为“中华族、蒙古族、突厥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六大类。其以春秋中叶为立脚点，把当时的民族分布形势分为“诸夏组、荆吴组、东夷族、苗蛮族、百越族、氐羌族、群狄族、群貘族”八组，且各组在服饰、言语、宗教三个方面有着区别。梁启超最先对于中国民族起源外来说提出质疑，他主张用地下考古资料来进行中国人种起源的探讨，从其八大族群的分类来看，他已肯定了中国民族的多元起源。
梁启超此时期所说的“中华民族”已经不再单一的指代汉族，而是可以包含无数种族的大民族，即“中华民族含有羌种族，狄种族”[29]，这是站在人种学的角度所认为的，并举例说明楚国在春秋时期还没有成为中华民族，但是战国时楚人已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但是此时期他认为满族已经同化为中华民族一员，而蒙古人则不是。并且中华民族早期以“诸夏”而称，这是“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冠之'诸’字，则是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30]“曰诸夏，曰夷狄，为我族自命与命他之两主要名词，然此两名词所涵之概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连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31]这段表述道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和规率，即“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32]。这也是梁启超中华民族思想中的主要论断。
而对于历史上诸民族同化于中华民族之方式其认为有八个方面，而中华民族能同化他族而不被同化之原因有八个方面。首先是同化进程中之方式：一是交往中的同化，如春秋时期的吴、越、楚等；二是中华民族之征服下的同化，如改土归流；三是中华民族政治控制下同化力占优势之同化，如周时的分封；四是中华民族战胜他族，徙他族于内陆，让其接受内陆文化而渐次同化；五是经济上的开拓，使之同化；六是他族征服中华民族后逐渐变成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如鲜卑、女真、满族等；七是他族归降中国，遂变成中国人，如晋之刘渊，唐代的一些藩将等；八是因通商、流寓等，久之而同化于中国。除了征服方式下的同化进程，其他的方式都是自然同化或是其所谓之普通程序。
其次是中华民族能不断同化他族的原因：一是久居平原所形成的固有的文化风气；二是文字上较他民族有优势；三是中华民族不排外；四是中原地广人稀；五是中华民族爱和平，尚中庸；六是同姓不婚，促使血缘上的更新；七是中华民族经济发达；八是武力失败屡次退败南迁，使得北方之民族受我文化同化。
“同化”一词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较少使用，但是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思想已经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勾勒出来，虽显得较为简略，但却是具有开创性的奠基之用，虽今天研究中华民族，亦无法逃避其所论述的演进进程和原因的特点。王鹏辉亦认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总体历史认识的先声。”[33]因此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也一改“驱除鞑虏”的思想，融合梁启超的观点，积极宣传“五族共和”并建构“国族”，成为民国初期“中华民族”思想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并对中国以后的思想界、政治界产生巨大影响。
王珂认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史上的最重大事件，莫过于民族主义的传入。”[34]清末民初，国内民族主义泛滥，最初在中国出现的“民族”基本上是使用了日本“民族和民族国家”这一含义。因此，革命党人甚至提出了单一民族建立国家的政治口号，这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不利影响。梁启超从接收外来思想到研究中国民族历史的转变，也是其从政治运动转向学术研究的一个体现，其注意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与单纯的民族主义建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因此与梁启超的思想始终与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思想被大多数人认同后，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无疑是为“五族共和”服务的，即从“种族主义”向“和族主义”的转变。唐建兵认为：“梁启超的思想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即唤醒民众国家意识、建立民族国家问题和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利用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资源问题。其民族主义兼有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35]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无疑需要民族史研究的深入才能不断唤醒国民意识，而梁启超的研究无疑起到了奠基作用。
敬东在《关于“民族”一词的概念问题》一文中指出“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语境下两种不同的民族概念。”[36]但是从最近十多年的研究可知，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研究还不多。而中国近一百年实际应用的民族概念是“族”中有“族”、“种”“国”兼容、“族”“民”互容”的一种特点，而且因为汉语本身的灵活性，使得我们在使用民族概念时能够自由组合与活性表达，而中国本土民族概念则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土壤中，梁启超无疑是赋予民族主义中国历史解读的第一人。
杨肃献在对梁启超1896到1907年之间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作了梳理并分为三个阶段：“1898年以前，徘徊在传统的天下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之间。1898年到1903年，走向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基调的近代式中国民族主义。1903年的下半年以后，梁启超彻底摒弃种族民族主义，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最终得以确立。”[37]梁启超自1902年发表《新史学》后，掀起了中国史学革命向近代的转型。他首次认为中国历史研究应“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1922年，他还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将中国史研究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轨迹，二是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的民族，三是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四是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特性。”[38]因此梁启超最先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任务做了阐释，使得民族史渐渐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研究多持肯定态度，但中间存在的不足亦可列举一二。第一，其最初1906年的研究中只以“中国本部”为研究对象，忽略了还有其他诸多民族在内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国本部”一词在清末民初十分广泛地被使用，直到1939年，顾颉刚先生在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乃揭露帝国主义者分化中国之别用心。“'中国本部’这个名词，究竞创始于谁人的笔下?此间书籍缺少，无从稽考，只知道我们的地理教科书是译自日本的地理教科书，而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钞来的。”[39]梁启超早年逃往日本，期间自然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回到国内后尚不能察觉日本企图侵略“中国本部”以外区域的野心。第二，带有明显的汉族同化思想，主张其他民族同化于汉族。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变革，多是运用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民族主义不仅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亦是其新史学思想的支柱之一。胡适1935年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中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40]民国时期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从梁启超一直到孙中山，虽然在清末民初的二十余年间，民族主义在中国得到兴起和发展，但是在政治上始终未能得到完全的成功，未能有效地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可见梁启超等人虽传播了民族主义，但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尚不能完全的吸纳和使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未能很好地认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处理好当时的民族关系。
当时的君宪派和革命派都带有强烈的民族同化思想，排满成了重要的口号。汪精卫就继承了邹容的排满思想，主张满族同化于汉族，章炳麟更是提出“排满光复说”，显得更加激进。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家民族危机之中，如果大力宣传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在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蒙、回、藏者，持民族主义者，无欲与汉人同立于一国家一政府之下以为生活之心，则必乘此以解纽而各离立。”[41]中国本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很有可能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境地。其认为正是汉、满、蒙、回、藏有着数千年的混合历史，到清末才有益加伟大、益加发达的中华民族。
孙中山虽顺应时局提出“五族共和”和“国族”的思想，但依然未能有效地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呼吁，进而引发关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大讨论，但是从社会的反应观之，亦未能引起国人意识的觉醒和完全认同。费孝通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特纳讲座”上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后曾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和讨论，但是过去三十年了，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理论的建构还面临多方面的困扰，其中亦有梁启超等一大批史学家对开创此学科所造成的影响所致。
[1] 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2] 黄兴涛：《清末现代“民族”概念形成小考》，载《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
[3] 侯德彤：《汉文中“民族”一词的出现并非始自<东籍月旦>——质疑近年来民族研究中的一个学术观点》，载《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
[4] 吴敏《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11期。
[5]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29-43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6]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59-46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7] 梁启超：《新民说》，载《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8] 梁启超：《新民说》，载《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5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9]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6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0] 王珂：《“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民族学与社会学通讯》总第70期。
[11] 王珂：《“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第77期，第74页。
[12] 王珂：《“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第77期，第75页。
[13]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5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5]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7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二卷）第3419、3420、3421、3422、3422、3422、3423—3424、3425、3425、3434、3435、3435、3436—3437、343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30] 徐杰舜：《试论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31] [32]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二卷）第3438、345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33] 王鹏辉：《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载《人文杂志》2014年第11期。
[34] 王珂：《“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总第70期。
[35] 唐建兵：《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及其学术评价》，载《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36] 敬东：《关于“民族”一词的概念问题》，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37] 闫伟杰：《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7期。
[38] 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三阶段》，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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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杨度：《<中国新报>叙》，载《杨度集》第21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