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lis (1799), portrait
by Franz Gareis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原名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十九世纪德国诗人和哲学家，抒情诗代表作有《夜歌》（也作《夜颂》或《夜之赞歌》）(1800)，《圣歌》(1799)等。他还写过长篇小说《亨利希·封·奥弗特丁根》，书中以蓝花作为浪漫主义的憧憬象征，非常著名。诺瓦利斯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天才，被歌德、席勒等人视为“百年不遇的奇才”。“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这个著名的定义就出自于他。诺瓦利斯二十九岁英年早逝，死于肺结核。诺瓦利斯的代表作《夜歌》(1800)一诗，是在他的未婚妻去世后写成，诗中表现了对死者的悼念，追求“永恒之夜的奇妙王国”。这首诗对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作品中，诺瓦利斯通过对死亡与黑夜的赞美，表达了人类只有经历死亡与黑夜，才能到达永恒的境界。 他认为诗歌的真正题材和值得追求的内容，是一切神秘的、奇妙的、童话般的东西。在诺瓦利斯看来，宗教和诗是二合一、一而二的东西。诗是神的语言。诗人是圣徒，圣徒也是诗人，承受着现世的痛苦，充满了对彼岸世界的憧憬。当今世界是一个异化了的世界，人从自然中异化出来，丧失了神性，唯有诗人捍卫着心灵的纯洁，使它免遭异化的毒害，只有他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的完美世界。
从前，当我流着辛酸的眼泪——当我沉浸于痛苦之中，失去了希望，我孤单单地站在枯干的丘冢之旁，丘冢把我生命的形姿埋在狭窄的黑暗地室里，从没有一个孤独者象我那样孤独，我被说不出的忧心所逼，颓然无力，只剩下深感不幸的沉思——那时我是怎样仓皇四顾，寻求救星，进也不能，退也不能——对飞逝消失的生命寄以无限的憧憬——那时，从遥远的碧空，从我往日幸福的高处降临了黄昏的恐怖——突然切断了诞生的纽带、光的锁链——尘世的壮丽消逝，我的忧伤也随之而去。哀愁汇合在一起流入一个新的不可测知的世界——你，夜之灵感，天国的瞌睡降临到我的头上。四周的地面慢慢地高起——在地面上漂着我解放了的新生的灵气。丘冢化为云烟，透过云烟，我看到我的恋人净化的容貌——她的眼睛里栖息着永恒——我握住她的手，眼泪流成割不断的闪光飘带。千年的韶光坠入远方，象暴风雨一样——我吊住她的脖子，流下了对新生感到喜悦的眼泪。这是在你、黑夜中的最初之梦。梦过去了，可是留下它的光辉，对夜空和它的太阳、对恋人的永远不可动摇的信仰。
1794年11月，诗人在格吕宁根认识了一个十三岁的姑娘索菲·封·库恩，以后订了婚，但在1797年 3月19日，年轻的未婚妻却因肝脏溃疡去世，这对诗人打击很大。在她死后第五十六天，诗人到她的坟墓上凭吊，感慨万千，写下了《夜之赞歌》。初稿有六首，除本首以外，其它均为分行的诗体。后来于18OO年在《雅典娜神殿》上发表时改为散文体，文字上也有些改动。此处选译其第三首，乃为全诗的核心。作于1799年秋。诺瓦利斯曾受到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宗教演讲集》一书的影响。他并不是教会的基督教信徒，但认为他自己的心可以直接进入基督和圣母的神性之中。这种宗教感情融化在这组《圣歌》里面。
portrait of Sophie von Kuhn （1782-1797）
author unknow
哲学为诺瓦利斯提供了力量和内心的自由。在他内心深处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1796年7月8日他致信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其中提到：“我最爱的研究归根到底与我的未婚妻意指相同。她叫索菲（Sophie）——哲学(Philosophie)是我生命之灵魂和了解我自己本身的关键。” 自1796年2月初以来，诺瓦利斯又长住魏森费尔斯。与索菲·封·屈恩结婚的打算，促使他尽快寻找一个稳定的职位和一份有保障的收入。由于在普鲁士任国家公职的计划越来越变得遥遥无期，身为盐场场长的父亲最后只好致书萨克森选帝侯，为长子申请一份盐场文字工作，这申请在1795年12月30日得到了批准。格吕宁根那边欢腾起来，索菲的未婚夫要到图林根呆下来了。在跟随朗根萨尔察很有名的化学家和药剂师约翰·克里斯蒂安·威格雷普（Johann Christian Wiegleb）短期地学习了一些化学和盐业知识以后，诺瓦利斯于1796年2月就职担任萨克森盐场的公务员。他终身都将这份职业视为他的主要工作，并带着认真态度和献身精神从事着这一工作。然而，诺瓦利斯这段时期的生活仍然是很不安宁的。1795年11月，索菲身患重病。先是肝炎，接着是肺结核。在短期的轻微好转之后，于1796年夏再度复发。索菲被送到耶拿，在8月底之前，由席勒的医生霍夫拉特·施塔克和另两位医生一起，先后对她进行了三次手术。诺瓦利斯赶到耶拿看望索菲，她表现很好，始终愉快开朗而令人安慰。这使得诺瓦利斯尤其爱她。此后，索菲被接到魏森费尔斯诺瓦利斯的家中疗养。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来到她的病床前探望，觉得她“很美，很迷人”。九月初，歌德也来对她进行了短暂的探访，对之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就在圣诞节到来之前，索菲又被送回到格吕宁根。这时索菲的病情出现了一次轻微的好转，这曾令格吕宁根的医生很乐观，但这只是假象而已。1797年2月初起，索菲的病情就不断恶化，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三月初，诺瓦利斯再次到格吕宁根探望索菲，在离开那个地方时，他同时带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确信——索菲只有几天可活了，像他在3月14日给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从情感上来说，他不能再在格吕宁根呆下去了。五天后——“1797年3月19日，早晨9点，她15岁生日到来之后两天”——索菲因肺病离开了人世。索菲·封·屈恩之死经常被看作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诞生的时刻。可是这个过程并不简单。死去的恋人形象，在诺瓦利斯一些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中，尤其是在《夜之颂歌》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且死和对死的克服，对于他而言，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题。然而在诺瓦利斯后期作品的思想与诗歌形象中阻遏我们的，却正是长期的内心成熟与发展过程的结果，其根由与其说在于一个尽管也还那么感人的、一时的短暂事件，倒不如说在于他经由众多思想涌入而造就的个性的深刻。他对索菲的死，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内心里都并非意外。最迟是自索菲返回格吕宁根起，尽管医生有不少乐观的表示，而对于她的复元的希望却已消失。在精神上，对费希特哲学的分析使他获得了对自我之偶然的或个别的形式的相对性的悟解：你所真正喜爱的，必定为你所保有。虔信派教徒的信条和教义，从童年起就已非常熟悉，在对索菲疾苦的印象中在他内心里重新苏醒了，以致于当时给朋友施莱格尔留下了完全堕入并沉溺于“亨胡特化” 和“绝对狂热的幻想”的印象。因此，当诺瓦利斯在索菲死前几周就写下了这样近乎预言性的话语时，也就并不使人感到讶异了：“我的想象增长，当我的希望下沉的时候——如果这希望完全沉落消逝，且除了界石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么我的想象将会达到足够的高度，以将我提升到我能找到在这里失去的一切之地。我已极早学会了感受我困难的存在，或许这感受正是未来世界最初的生命意识。”然而当他随后真的面对死亡的决定性时，想象的魔力却暂时不听使唤了。他觉得一切都一下子枯死、凄凉荒芜、麻木无感觉、僵硬不动、呆滞石化了。他在书信中承认，暮气与衰颓将他包围了，有一处他谈到自己时说，他几乎要崩溃了，这并不是空洞的悲伤与哀悼之词 ，而是他内心状况的精确表记。因为诺瓦利斯从不多愁善感，面对死亡也不而且越发不伤感。对坚强和一个目标的追寻探求至此在他有意识的生命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在索菲身上，在对新婚夜、婚姻和子孙（后代）的希望中，一个这样的生命中核似乎要展现了。然而他发觉自己又被推到一种漂浮的、孤寂的、未得谅解的存在之缺乏自信、不定心中去了。当由他的索菲去世的消息引起的最初的、强烈的麻痹与瘫痪消失时，他逐渐企图在内心深处找到外部世界拒绝给予他的使命和规定。通向它的道路在他的哲学研究中被指了出来。与此同时，索菲死后一段时间内在诺瓦利斯身上所发生的，却是一个充满难以和解与统一起来的矛盾过程。在1797年3月底给泰恩施泰特的卡萝莉内·尤斯特的一封长信中，表现出了随后那段时期他思想中相互交错的两个主要动机。一个动机脱胎于他再度孤寂和无望的悟解：要是我的哀伤成为温柔的火焰，它如此吞没我，使一阵微风将我化为一堆灰烬，那该多好。难道索菲不支持我的愿望吗？她的生命原来将我的心神的存在束集在一起——自从这思想逸遁，有机的部分就开始分离，并回复到它们的元素。他自己的死应要成为他自损的最明确、最纯粹的结果，并且追随索菲死去的决心，从此以后便如他的记录一般贯穿着他的思想。另一个基本主题，与此形成使人惊奇的对照，是对索菲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见的当下的期望。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我获得了颠峰感悟：太一 ——坚定的希望，她不会消逝——这希望更会让我精神振作，似乎索菲能够且可以向我显现。我会多么幸福，当她偶尔向我显现——慰励我，使我振作——仅藉着无与伦比的、温柔而深情的一瞥。” 而他想从这希望中为自己汲取美妙的热情；索菲（于他）应成为永恒安宁、和洽、爱、善良、温柔和谦顺之灵魂，永恒的喜悦应赋予他的眼睛和额头以生气，使他成为一个真正崇高的人，一个能在自己内心里感知到使徒的身份之天职的人。这一主题，前面已经说过了，与殉情的想法紧密相连并且到底更是着眼于长存的。而两者，死与圣徒之尊严，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于崇高人的概念之中，让·保罗在他的《看不见的包厢》中创造的概念，该书在1795年成了诺瓦利斯兄弟最喜爱的读物。这“崇高人”拥有“对于尘世的超拔，一切世俗行为之微不足道和我们心灵与我们位置之间之不成形或奇形怪状的感受，摆脱纷乱的灌木丛和我们脚边令人厌恶的诱饵的神情，向死之意愿以及凌于云端之上的目光” 。在他内心存在这样一种力量，从更高的视点来观察和思考生命的力量，由此他将死纳入生命之内并从虚假的决定性之如此的克服中获得重要意义。从一个凌于云端之上的超验的[超越感官直觉的]领域的存在之知觉中产生的去向不可见的世界的使命，向上帝和人类所具有的极度崇高之亲切的接近，因而成为孤独者一项新的、尽管还不明晰的使命。进一步的考验摆在面前。1797年4月14日，他的弟弟埃拉斯穆斯死于肺结核。此前两天，诺瓦利斯动身去了泰恩施泰特。如同索菲死前一样，他不堪忍受去作缓慢死亡的见证人。诺瓦利斯未曾出席索菲的葬礼，直到复活节星期日才第一次去了格吕宁根公墓。他再次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目标，在哲学研究中纠缠于死亡问题，沉溺于虔信派教徒的虔敬传统中——他正是在这传统中长大的。因此，人们可以想象，1797年这个复活节对他而言意味着何等深刻的震动。这之后的星期二，即四月十八日，他开始写日记，这在他那个时期是仅有的，不仅作为一个为了回答对于生命和死亡之意义的最后疑问的探索者的文献，同时也作为冷酷无情的[毫无顾忌的]良知考察和对独特的感受纠缠关注的文献。他的记录持续了两个半月以上，直到他7月初从在泰恩施泰特和格吕宁根的逗留和在哈尔茨山区的一次旅行中最终又返回到魏森费尔斯。在每个日期的后面，他总是添补一个数字，指明那是索菲死后的第多少天——4月18日是第三十一天。诺瓦利斯带着一位心理学实验者的精确性在其日记中所写下的，决非仅仅局限于激动他心灵的东西。日常生活也映现其中，文学和哲学研究得到反映。首先，诺瓦利斯是在这段日子里第一次透彻缜密地深入分析了歌德的《威廉·迈斯特》 ，或许是为了写一篇评论，但同时也是为了从中汲取慰藉和增进健康。此外，也正是在这些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给他寄了一份依据其兄奥古斯特·威廉的译本刚刚出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样本。这一偶然事件奇特地触动了他。罗密欧在被信以为真的朱丽叶的临终床前泣诉。诺瓦利斯在他的日记中写下：“早上我长久地在植着蔷薇的墓旁与小卡萝莉内交谈。我再次看到了罗密欧——” 。他浏览了爱德华·杨（Edward Young）的《关于生命、死亡和不朽的哀歌或夜思》，而且费希特和让·保罗的名字也再次出现在他的日记里。惶恐不安、冷漠和冷酷与悦朗[此概念在诺瓦利斯的日记里联系于轻松愉快、安详从容、明亮爽朗、自由无拘、欢乐喜悦、幸福、泰然自若、审慎镇定、坚定有力、刚强等词汇。]在诺瓦利斯内心相互抵拒，他死去的未婚妻的形象便陷落和生长在这内心的矛盾冲突里，这形象本当成为一个新的目标、使徒身份之天职的榜样。他时常去索菲的墓地探望，采摘鲜花——把它们撒在坟墓上——我亲密地与她在一起。五月十三日：晚上我到索菲那里去。在那里我非常欢悦——闪现狂喜的瞬间——我吹去坟墓如我面前的尘土——数百年如一刻——她的临近可以感觉得到——我相信，她会一直走近。就在第二天：昨天晚上我在（索菲的）墓旁并经历了些许狂喜的时刻。这其中的转变后来在《夜之颂歌》第三首中重现，因而5月13日的记录在文学史上特别驰名，人们把这“墓边幻影”的经历看作是诺瓦利斯诗文创作的原事件。日记中其他地方也确实包含索菲这样显现的迹象，在画像室、在靠背椅上和在墓旁。人们可以不怀疑这些幻象的真实和强度，也同样不会怀疑，这些幻象不是本能地，而是经过完全有意识的、有准备的心灵的努力而产生的，通过一再劝请，其自身产生了明确的从心所欲，如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所要求的那样。一切恳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索菲的肉体形象于他越淡薄，把索菲作为理想形象的想法于他就越强固，这理想形象给了他今后的生存一个中心和目标，如同对在世的原型已是很明确了的那样。早在4月14日，耶酥受难节，诺瓦利斯就写下了这样的悟解：她是最崇高和谐的、最理想完美的人物之一，在世间已经是、且将永远是。最美好的人必然很象她。两个半月之后，作为最后记录之一，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一句：“救世主（指耶酥基督）和索菲”。这不是圣经格言，而是已接受他的未婚妻对他作为人间和天国（今世和来世）的中人角色的认识和悟解，这与根据宗教学说上帝为了拯救人类而委托给耶酥的中间人角色是可以比较的。在近乎渎神的自由迁徙中，一个神话式的虚构形象从逐渐消失的、尘世的人物形象中产生了。随着未婚妻形象之转变，诺瓦利斯先前殉情的决心也改变了。这改变在他记录中有所体现：在墓旁我忽然想到，通过我的死向人类展示一种至死的忠实——我似乎使这么一种爱于人类成为可能。他的死因而应当是示范性的自然的，属于真正的献祭，而“救世主与索菲”的注解也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双重含义。这样，最初决心的明晰轮廓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并与其他早先的意愿和希望混合在一起。有些矛盾仍未消除，然而从“自索菲去世便包围我的无法形容的孤寂想法”中，负有传教士的职责和使徒身份的新存在的可能性向他显现了，也为他今后的生命与思想提供了方向。（选自《诺瓦利斯作品选集》，重庆大学出版社）
历史上许多被称作天才的人物是可以打折扣的，但是在我看来，诺瓦利斯的确是一个天才。他只活了二十九岁，然而“他留下了德国思想史上最奇特和最神秘的作品”，“他写下的那些玄奥文字……展示了精神的一切极限，展示了精神使人成为上帝以及对精神绝望的一切极限”（赫尔曼·黑塞）。刘小枫也说: “其实，德意志浪漫派人物个个才思横溢，为何诺瓦利斯显得格外耀眼?”这恐怕只能归结到他是“又一个耀眼地划过长空的流星式德意志天纵之才”。天才大多锐利、专一、年轻气盛，大师则厚实、全能、历尽沧桑。若是以此衡量，诺瓦利斯也完全有资格归入大师之列。在他身上，博大精深四个字都是实实在在的。先说博大，他撰写的几部断片集中为一部取名《百科全书》，而且名副其实，集子分为六个部分：一、哲学，二、数学与自然科学，三、医学与心理学，四、语言学与艺术，五、政治学与人类学，六、宇宙学与宗教。他的思辨范围可谓从远古到当下再到未来，从自然到人再到神，外与内、肉与灵、生与死、有限与无限均无不涵盖，而且大抵都打通了。再说精深，以他的代表作《夜颂》为例，其形质之精妙，似乎无与伦比，各位一读便知。二十多年来我主要翻译了里尔克、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和诺瓦利斯四位诗人的作品，就理解而言，诺氏的难度最大，老实说有些断片读不懂，真的如读天书。比如断片中频频出现的Geist 一词，在德文中主要有两个意思：精神和灵，而后者又包含“灵性”、“圣灵”、“灵魂”、“亡灵”、“神灵”、“鬼怪”等诸多意思，彼此相当接近；加上其形容词geistig也是兼具二义，不像现代德语以geistig（精神的）和geistlich（灵的）两个词区分开来;再则断片都是突如其来，没有铺垫和背景，而诺瓦利斯用词又非常随意（仿佛语言表达难以跟上迅捷的思维），往往一段话中的同一个词却取不同的词义; 因此，翻译时着实难以分辨，很伤脑筋，这次校订中我一见到这个词就感觉紧张。这里还想补充一点，天才都像天马行空，掉到地上就不行了。但诺瓦利斯在地上也照样踩得稳稳当当，他的历史感、现实感和冷静而睿智的政治意识（对法国大革命罕见地持反对态度即是一例），充分表现出与他的形上之慧眼相称的入世之大智，这确是最令人惊异和叹服的一面。
Philipp Otto Runge's drawing
Night (1803)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还是要拿歌德说事儿。也许我动机不纯，看到歌德功德圆满，而比他晚一辈的浪漫派这代人大多命运多舛，而且被已负盛名的老歌德头上的光环遮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去蔽势在必然，因为同是天才人物，上天为何如此不公道。（有意思的是，就连歌德的“铁哥儿们”——席勒，我在张玉书老师谈论席勒与歌德的文章里面，也读出了颇为席勒打抱不平的语气。）这帮人当时为何老是要跟歌德较劲儿呢?克莱斯特 （三十多岁自杀）欲与歌德一比高低，写出了堪称神品的剧本 Panthesinea。我个人以为不亚于歌德的剧本，也是我极想试译的几部作品之一。荷尔德林的诗才和诗作显然在歌德之上。荷氏三十多岁濒于疯狂，几年之后“umnachtet”，即被夜幕笼罩，这是德文最优美而残酷的委婉词之一。疯子荷尔德林最听不得别人对他提起歌德的名字。至于诺瓦利斯，他的《基督世界或欧洲》 要发表时却未能通过审查——被歌德“枪毙”了。这篇文章就连诺氏的浪漫派盟友蒂克等人也觉得无法接受。该文直到诺氏死后二十多年才可以发表，今天则已公认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杰作，由此可见诺氏的先锋性和先知性。诺瓦利斯当年写长篇小说《奥夫特尔丁根》，摆明了是要跟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对着干，因为在诺氏看来，作为教育小说，或教化即塑造人的心灵的小说，《威廉·迈斯特》未免太偏重经世致用，人情练达，格调不高，说白了有些俗气。小说和剧本乃是大师歌德最强的两项，客观而论，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总体上《威廉·迈斯特》还是略胜一筹，但诺氏的小说旨意更深远，同时表现出惊人的语言才华。须知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另一个中篇小说《塞斯的弟子们》主要是哲理性对话，没有什么情节），若是假以年寿，诺氏倘能活到歌德的八十来岁高寿，想必他在小说上亦可与歌德媲美。刘小枫对诺氏的小说如此评价:“《奥夫特尔丁根》出手就不凡，已然跻身西方小说史——同时也是思想史的经典行列。这年轻人才二十多岁，怎么就能写出如此‘深刻'的作品?”原因之一便是:“诺瓦利斯小说的写作起点很高———直接与柏拉图对话。换言之，诺瓦利斯不是与自己的德语前辈比高低，而是以柏拉图为楷模。”（参见《大革命与诗化小说》编者前言，连同《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的编者前言，刘小枫在其中对诺瓦利斯做了透彻而精彩的评论，颇值得一读。） 诺瓦利斯认为，大脑和心是人的高级器官，即思维器官、宗教器官或爱的器官（他曾言道“上帝就是爱”）;这两个器官的衰竭意味着个体生命的衰亡。就人类而言，知识阶层、宗教阶层、尤其广义上的诗人便是大脑和心，他们的麻痹也必然导致人类整体的麻痹。诺瓦利斯觉得自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今 天，尤其在中国，似乎情形仍旧如此，甚至每况愈下。）但令人敬佩的是，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使命，坚信人类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在《基督世界或欧洲》的结尾写道:“一定要有耐心，它会来的，它必然来临，那永久和平的神圣时代，到那时新耶路撒冷将是世界的首都。在此之前，我的信仰的同志，面对时代的危难你们要始终保持乐观和勇气，用语言和行动传扬上帝的福音，并始终忠实于真正的无限的信仰，直到进入死亡。”这种乐观态度固然源于坚定的信仰，但是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善于运用“历史类比法”，从“光辉美妙的、按人性塑造的”中世纪，从人类远古的黄金时代，预见到那必然与过去相连接的未来。
Novalis's handwriting
德语国家的诗人素以深度著称，哲学和宗教自然便是看家本事。在这方面，诺瓦利斯对后辈的影响似乎无处不在。特拉克尔 (G.Trakl）只比他早两岁去世，或许诗才略胜一筹（我总觉得诺氏有“文以载道”的倾向，有时难免重“道”轻“文”），但“思才”却是无法相比的，他的许多想法明显出自诺瓦利斯。《致诺瓦利斯》一诗只有五行，却写了三稿，可见其仰慕之情。翻译里尔克时，我也常有似曾相似之感，后来发现确是里尔克在思辨上对诺瓦利斯不无汲取。这倒也不足为奇，里尔克被人贴上的标签虽多，但是骨子里他就是一个浪漫派诗人。他与诺瓦利斯的创作主题基本相同，都是以痛苦、爱情和死亡及其关联为核心。里尔克晚年仍在感慨:“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远在死乡的事物没有揭开面纱。”诺瓦利斯也以一句话道出并道尽了三者:“上帝将伴随着天国的性欲快感作为死亡在爱的最高痛苦之中被纳入因喧嚣而耗尽的肉身内部。”当然，在此可以看出，二者所见略同，只是现代诗人的信心明显减弱了。
Nacht und Träume, D. 827 Ina Stachelhaus;Dietrich Henschel;Stuttgarter Kammerorchester - Schubert: Selected Songs [Arranged by Max Re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