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默闻:荀子的裕民富国思想

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先秦重要思想家之一。他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批判地总结和吸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主张,形成独具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和认识论、“性恶”论和“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主张、“礼义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和“隆礼重法”“德主刑辅”的社会治理主张,以及“裕民”富民、“富国”强国的王道政治理想,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也为后世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是偏重于道德理想追求的。荀子作为孔、孟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也坚守了这一点。他坚持“礼义之治”,主张“以礼正国”,强调用道德教化和礼法制度来治理国家,认为“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把“礼”作为“治辨之极”,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和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从而维系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安宁。但荀子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品格,因而在坚守社会道德理想、坚持“礼义之治”的同时,也强调要重视人们对利欲追求的正当性。
荀子认为,“礼”的产生与人的利欲有关,“礼”正是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由此可见,荀子承认人的利欲,承认人们追求利欲的正当性,这就突破了以往儒家把“礼”诉诸于“天”“天命”这种形而上的思想信仰,而将“礼”建立在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社会历史活动基础上,建立在承认人的利欲而现实生活中物质的增长又不能满足人的利欲这种境况的客观分析基础上,进而制“礼”以协调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以及人的利欲与物质增长的关系,以求得物质增长与人的欲望之间的平衡,避免社会纷争和国家动乱。
荀子的这一认识,不仅使“礼”有了现实主义的合法性依据,而且将道德理想与现实关切结合起来,在强调道德理想的同时,也重视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回应人们对利欲的追求,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有主张富民的传统,但孔子、孟子更关切人的道德理想的提升,忽视甚至鄙视人们对利欲的追求,因而较少谈及“利”“欲”,但荀子则与孔、孟不同。
荀子承认利欲为人的天然本性,指出人生而有欲,“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目好色,耳好声,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这些欲望与生俱来,与每个人的生命存在同一。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他认为,追求天性是人的天性和人之常情,是人的智慧所要求的必然选择。在人的需求不同而物质条件有限,即“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加以控制和调节,因而需要道德教化和礼法规制。但前提是必须承认人们对利欲的追求具有一定范围的正当性。因此,荀子主张发展生产,开源固本。
荀子不赞成老子主张的“去知去欲”及“无知无欲”,也不赞成孟子提出的“养心莫善于寡欲”,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不在于“去欲”“寡欲”,而在于“道(导)欲”“节欲”,指出:“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
荀子从承认人们对利欲追求的一定范围内的正当性出发,主张国家治理者应当关心百姓和国家的富裕问题,特别是要关心能够使百姓和国家得以致富的物质生产问题:“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荀子把开拓田野村鄙、适时耕种劳作、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国库充实的根本,而认为注重仓库地窖的收藏虽然重要,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将发展生产置于比库存窖藏更为重要的位置,从而正确把握了物质生产方面的源流关系。



荀子认为,国家的富足,表现在使人民富裕之中。他对“裕民”富民与“足国”富国之间的关系、“节用裕民”和“裕民以政”的问题作了深刻阐述。
荀子主张依靠礼制来节约费用,以使民众富裕,进而精耕细作、发展农业生产。他认为,“节用裕民”不仅使居上位的国君享有仁义圣良的好名声,而且会使国家拥有丰厚积蓄。反之,如果不能“节用裕民”,则必然会导致民众贫困、农田贫瘠荒芜,而居上位者的国君即使巧取豪夺,仍将获得很少,不仅“有贪利纠譑之名”,国家粮仓也会“空虚穷乏之实”。
荀子明确主张用政策使民众富裕,进而使国家富足。他认为,“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民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荀子之所以强调“节用裕民”和“裕民以政”,这与他对“君”与“民”的关系认识有关。他秉承了儒家的“民本”传统,并用舟与水的关系作比喻,形象地揭示了作为统治者“君”与被统治的广大庶民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在他看来,君与民的关系,不是单一的统治与被统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承认君权的前提下,君对民有着依赖的关系。因为民可以托起君、拥戴君,也可以推翻君、废弃君。君与民的舟水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只有裕民富民方可富国强国,裕民富民与富国强国是统一的。“故修礼者强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
荀子将富民视为国家治理的根本途径,并指出了当时条件下富民的基本要求,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由裕民富民而富国强国,反映了先秦儒家重民主义和民本位的思想倾向。
荀子的裕民富国思想,虽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但其中显然蕴含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认识在深化。今天,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体现了我们对先贤哲人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吴默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