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桂花：国家图书馆入藏西夏文古籍回顾
2015年5月，国家图书馆从宁夏私人手中购藏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古籍文献，包括西夏文纸本文献18包，其中8册较为完整，其余残片亦有数百叶，另有37个“擦擦”，以及五佛冠等装饰物6件。这是近些年来发现的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版本与装帧类型最多的西夏文古籍文献。
这批七八百年前的西夏文古籍包含西夏和元朝两个时期，有很多刻本，也有不少写本，分卷轴装、经折装、包背装、缝缋装等多种装帧形式，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为国内西夏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西夏王朝历史资料稀缺。这批新的西夏文资料的入藏，丰富了西夏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助于对西夏的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研究员对这批文献进行了鉴定和初步分析，确定该批文献均系真品，有很多珍稀善本，具有重要的文献及文物价值。其中，就保存较为完整的抄本《碎金》而言，国内罕见，仅有敦煌研究院藏有20世纪90年代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28纸残叶；西夏谚语《新集锦合辞》则属国内首见。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经发现两种《碎金》抄本和一种《新集锦合辞》，可惜均被俄国探险队劫往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因此，此次入藏的《碎金》与《新集锦合辞》，填补了国内的典藏空白。另有写本《三才杂字》，亦十分珍贵。此次入藏品中有很多西夏文佛经，品类很多，也十分珍贵。有汉传佛教经典，也有藏传佛教经典。其中有的佛经发愿文涉及西夏的帝师、国师以及元代初期印刷西夏文、 藏文、汉文三千部佛经事，至关重要。
另外，西夏文字的解读经过了艰难的历程，半个多世纪，发现并利用西夏文-汉文双解语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翻译和研究解释西夏文形、音、义的《文海宝韵》，使西夏文的释读取得重大进展。我馆入藏这批珍贵文献，将为填补国内西夏学研究的空白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
早年入藏的西夏文献
国家图书馆历来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搜集、保护与研究，对西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与整理工作起步更早。早在1929年，本馆即以重金购入一批西夏文古籍文献，由此一举成为国内收藏西夏文古籍最多的公藏单位。百年后的今天，国家图书馆再次高瞻远瞩，不惜重金购藏这批西夏文古籍，给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西夏文古籍藏品数量和品类都有了很大提升。这不仅体现了国图人不遗余力的搜采精神与孜 孜以求的守护精神,更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新的贡献。
亟待修复的西夏文献
然而，这批新入藏的西夏文献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大部分纸张严重 糟朽、絮化、粘连、原装帧结构破损; 表面有大量尘土、污迹等;多数文献 机械强度很低，无法展阅，存在进一步恶化的隐患，亟待抢救性修复保护。只有完整地修复，方可为学界提供服务，能够实现数字化及出版。
来源：《文津流觞》
附
张贺：西夏古籍，渐次打开
西夏一直被视为一个神秘的王朝，存世文献稀少。2015年，国家图书馆紧急收购一批珍稀的西夏文古籍。历经4年多的悉心修复，曾经破碎如絮的书页拼合完整，曾经粘连的书页渐次打开，那段过往的史实逐渐重现。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是个神奇的地方，许多残损的古籍在这里经过修复师的巧手而重获生机。2015年入藏国图的18包西夏文献，经过4年多的努力，已修复12包80余件。“离全部修复已经不远了，剩下的都是修复难度很大的，还要继续研究修复方案，宁可慢一点，也要稳妥。”国图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说。
2015年入藏国图的这批西夏文献是近年来发现的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版本与装帧类型最多的西夏文古籍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西夏一直被视为一个神秘的王朝，存世文献稀少，因此，每一次西夏文献的出土都意味着打开新的学术之门。如今，在国图的悉心修复下，曾经破碎如絮的书页拼合完整，曾经粘连的书页渐次打开。
发现珍贵文献，紧急收购、最快入藏
2015年5月的一天，国图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打来的电话，他得知有书商要出售一批西夏文古籍，他从照片上初步判断可能是真品，建议国图尽快派人与书商联系，争取入藏国图。
“无论从保护文物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这批文献入藏国图都是最好的归宿。”史金波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史金波就曾利用国图收藏的20余卷100余册西夏文献，开启自己的学术生涯。那批出自宁夏灵武的西夏文献是192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的，当时图书馆十分重视，认为“此项经文从未见于著录，最为稀世之珍函，应集中一处，供学者之研究”，于是不惜重金购买，成为国内西夏文献最大藏家。
但与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相比，国内的西夏文献仍然稀少。“当年国力衰弱，这批文化宝藏流落异国，'文归海外，史在他邦’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今天我们决不能让这样的历史重演。”萨仁高娃说。
接到史金波的电话后，国图立刻开会研究决定购入。萨仁高娃和少数民族语文组组长全桂花乘坐一夜的火车来到银川，史金波正在当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3人一起与书商见面。
眼前落满灰尘、带着泥垢甚至嵌着谷粒的古书让他们感到惊喜，除了8册较为完整的西夏文书籍，还有数百页残页。史金波初步判定，这批文献均系真品，有很多珍稀善本。其中既有国内罕见的西夏童蒙读物《碎金》，也有国内首见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此外还有写本《三才杂字》和品类丰富的西夏文佛经。
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在黑水城遗址曾经发现两种《碎金》抄本和一种《新集锦合辞》，可惜均被盗取。因此，如果此次收购顺利，《碎金》与《新集锦合辞》将填补国内的典藏空白。
与书商最终达成一致后，拿到这18个包袱的古籍，萨仁高娃和全桂花的心情却不轻松。按照国图的规定，文献一旦购入，就不能离身，而且必须至少两人同时看守。那天晚上，萨仁高娃和全桂花在宾馆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们搭乘最早的航班返回北京。“本来按照规定，携带重要文献不允许坐飞机，但当时生怕有变，经馆领导批准，我们坐飞机回京。在过了安检的那一刻，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萨仁高娃说。
从决定收购到入藏，不到一周，这批西夏文献创造了国图入藏最快的纪录。
图分修复后的古籍书页。 国家图书馆供图
图为修复前的古籍书页。 国家图书馆供图
图为修复后的古籍书衣托纸。 国家图书馆供图
图为修复前的古籍书衣及托纸。 国家图书馆供图
修复难度极大，既需经验也要靠科学
这批西夏文献入藏国图，有力地保证了文物的安全。但摆在国图眼前更加急迫的任务是修复。历经800多年，这批文献尽管总体保存状态较好，但不少残页乍看上去如同废纸，有的揉成一团，有的粘连在一起，如同砖头，上面还带着泥土、沙粒。有的纸张脆化、絮化严重，不要说翻看，就是轻轻吹一口气或打个喷嚏，都可能使其灰飞烟灭。
“从修复难度来说，这次比十几年前那次修复西夏文献的难度还大。”在国图从事古籍修复工作40年的资深修复师刘建明说。2003年，国图启动西夏文献修复工程，从调研、论证到确定修复方案，历时一年，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对西夏文献进行修复。修复方案确定了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和可逆性三原则，并在修复过程中全程记录每一步骤，为将来的修复工作打下基础和提供经验。刘建明参加了当年的修复工程，13年后他成为新入藏西夏文献修复小组的负责人。
2003年修复的那批西夏文献以佛经为主，装帧方式以经折装为主，而新一批西夏文献既有佛经也有其他古籍，装帧方式更加多样。为了稳妥，每一件文献在修复之前都要专门召开专家会议，共商修复方案。史金波、黄润华等专家全程参与，熟识西夏文的史金波对于破碎的残页如何缀合，能发挥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籍修复考验耐心与细致。刘建明说，最难的一张残页他修了两个星期。还有一张残页，双面都有字，因此不能按照传统的在背面加纸托裱的方式修复，刘建明创造性地在残页四周加上了一个厚纸做成的框子，这样既不影响两面的文字，翻阅的时候又不必用手接触古籍，一举两得。
刘建明说，古籍修复既要经验，也要依靠科学，修复过程严谨而细致，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记录，每一个步骤都应是可逆的。首先要检测纸张，检测其酸碱度、纤维种类、厚度等，为接下来的具体修复做准备。修复用纸要颜色相近而略浅、厚度相似而略薄，就连帘纹这样通常很难为人察觉的细节也要尽量相近。这样修复出来的古籍浑然天成，清晰可辨又保持了原貌。
修复师谢谨诚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8年，经手修复的重要古籍不少，但修复这批西夏文献仍然让他感到惊喜。“首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批古籍的纸张的酸碱度偏于中性，基本没有酸化，虫蛀也不算严重，只是絮化比较厉害，纸张还很有韧性。以往我们修复的古籍大都因潮湿而受损，像这样纸张还有韧性的古籍很少。其次是发现了缝缋装这种罕见的装帧方式。历史上缝缋装的书籍很少见，但这次发现了6页，是我国书籍装帧方式演变的重要实物。”
有一件古籍给谢谨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人在这本书上也留下了修复的痕迹，但显然技术不太讲究，修复用的纸是有字的，就硬生生糊在封皮上。经过谢谨诚喷水、拆书、揭取，这些有字的纸露出了真面目。有同事和他开玩笑：“你修一个书皮修出来6件文献。”
截至2019年12月底，已经修复好的西夏文献共计12包80余件，全部西夏文献计划今年修复完毕。
同步研究解读，提供新的史料和维度
学者们对这批新入藏的西夏文献的研究与解读，与修复几乎同时展开。史金波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份文献与历史影响深远的“凉州会盟”有密切关系，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佐证。
史金波说：“过去对凉州会盟汉文、藏文、蒙古文的记载，多是后人追述记载。这份文献是另一种民族文字的记载，从一个新的维度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并且这是当时的实际记录，不是后人编写追述，更显真实可信，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
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在历史资料中寻觅、挖掘对自己研究课题有价值的史料，有条件的还要开拓新的资料来源。史金波曾亲自参与《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再生性回归，还集合国内力量整理出版了《中国藏西夏文献》，他说：“近些年的西夏研究发掘了大量新的资料，使西夏研究峰回路转，大大推动了国内外的西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