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为何临死前直呼“诸臣误朕”,看了此人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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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琴剑霜月

公元1644年三月,朱由检和他的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位谥号思宗的末代皇帝,十七年间励精图治,本人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却仍无法挽救帝国败亡的命运。临死之际,他说出过两句有名的话:一句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另一句为“文武官皆可杀,百姓不可杀”。两句话表明的意思无非是:亡国的锅不该由朕来背,都是那些文武官员坑了朕。也正是由于对手下的官员极度不满意、不信任,在短短十几年中,崇祯一朝竟然前后更换了近二十个首辅,频繁程度可谓空前。那么究竟是这些官员真的不称职,还是皇帝要求太高呢?看了明末首辅周延儒的经历,或许有助您找到答案。

#01.

崇祯元年冬,驻守锦州的袁崇焕奏称士兵哗变,请加紧派发军饷。实际上,之前毕自肃当辽东巡抚时,就曾被哗变的士卒绑架,绝食而死,可见此等事已不新鲜。看到袁崇焕的奏表,甫登大宝的朱由检内心说不出的烦躁。

明末在田赋基础上加派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先说后两者:剿饷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筹措军费,练饷同样是出于应对民变而练兵所征收的费用——可笑的是农民起义本就因苛捐杂税而起,如今反而要吸食更多百姓的血汗来镇压起义,岂不是恶性循环?至于辽饷,顾名思义,是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为了应对辽东战事所加征的饷银。如果这笔钱真的能发放到每名士兵手上,也不至于闹到哗变的地步。但各级官僚将领层层贪污克扣,分摊到士卒头上还能有几何?

文华殿上,崇祯就锦州兵变的问题,与臣僚商讨解决方案,大臣们众口一词,都是要皇帝拿出内帑来平息此事。所谓内帑,就是皇帝的私房钱。有关明末内帑究竟有多少,史学界始终有争议:有人说崇祯厉行节俭,上吊的时候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手里哪还会有钱?有人则认为崇祯扳倒魏忠贤,抄阉党的家,肯定将不少贪污的钱财归为己有。无论有钱还是没钱,奉献自己的小金库来支持军费开销,崇祯的内心终归是有些别扭,因此对众臣的建议显得有些犹豫。

也许正是看出了皇帝内心的不爽,时任礼部右侍郎的周延儒进言道:“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宁远锦州哗变,靠花钱解决,那其他边镇有样学样咋办?后来在崇祯单独召见他时,他又说:“山海关粟不缺,哗必有隐情,安知非诸将构煽以挟崇焕邪?”意思则是暗示崇祯,这所谓的哗变,会不会是辽东诸将在故意搞事情,索要钱粮充实自己?周延儒的两番进谏,正合了本就对边将疑心重重的崇祯心思。他对这个擅长揣摩上意的侍郎大为赞赏,老周因此平步青云,很快坐到了内阁首辅的位置。

#02.

周延儒虽善猜主子的内心,却挡不住同僚的攻讦,他很快陷入了朝堂党争的漩涡之中。

周延儒上位后,其子弟家人横行乡里,家乡百姓对周家极度憎恨,甚至放火烧了他的老宅,挖开了周家的祖坟。周延儒之兄周素儒,冒锦衣卫名籍,授以千户;家人周文郁则被安排当上了副总兵。任人唯亲,骄横跋扈的种种,当然逃不过言官犀利的眼睛。

这还不算,有人弹劾周首辅与巨匪神一魁有联系。神一魁是当时活跃在陕甘一带的边兵叛军首领,史书说他“其锋不可挡,官兵望风奔溃”,一度令朝廷十分头疼。而身为内阁首辅,竟然私下收受叛贼的贿赂!无论是真是假,老周意识到,自己在皇帝那里的人设已经崩塌了。他赶紧上书请辞,称病回乡,而崇祯也顺势赐白金、财缎,并派行人官为他送行。假如故事到此便结束的话,那周延儒从此在老家安度晚年,也是一大幸事。

八年后的崇祯十四年,明王朝的内外局势已经十分焦灼,东林党的张溥、马世奇等人以前都得到过周延儒的提拔,他们花费大量钱财上下打点,终于让崇祯帝再次将老周“返聘”回朝。话说同老周一同被要求回朝的还有两人,一个坚决请辞,另一个到了北京后便立即告病回乡。只有周延儒还喜滋滋地赴任。他的儿子试图阻拦父亲:“昨夜我梦到了去世的母亲,她拽着我的衣袖让我劝您不要上任就职”。可老周置若罔闻,这也为他悲剧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周延儒此番入朝,确实做了许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他释放赊欠漕粮和白粮的农户,对于饱经战乱和岁荒的土地,减免赋税;他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并试图制止锦衣卫、东厂等机构刺探民间隐私。假如是和平年代,周延儒的诸多措施也许还能对革除弊政起到积极作用;但此时已是晚明的最后几年,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王朝,他的努力也无非隔靴搔痒罢了。

#03.

崇祯十五年,清兵入关,一路南下打到了江苏,如入无人之境。转年春天,这支“满载而归”的清军得意洋洋地返回辽东。惧怕女真人顺势攻城,明朝廷宣布京师全面戒严。没想到,周延儒却“艺高人胆大”地跑出来,自告奋勇去前线督师,发誓要给那些鞑子一些颜色看看。首辅亲上前线,这可是稀罕事儿!崇祯帝很是高兴,老周便一路行到通州驻扎。

要说周延儒算盘的确打得漂亮:他估计清军急于回辽东,不可能在北京久留,更不可能发兵攻北京城。于是“周督师”在通州,每天除了与帐下宾客饮酒作乐,便是写捷报呈递崇祯。被蒙在鼓里的崇祯龙颜大悦,以为自己的军队真的出息了,御赐玺书作为褒奖和鼓励。老周回朝之后,还被加封太师,儿子也被封中书舍人,赐银币、蟒服。

纸里包不住火,“通州大捷”的真相,最终还是被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告发给了崇祯帝。

要说骆养性能做上锦衣卫的高官,其实还仗着老周的举荐之功。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可骆养性为了继续往上爬,却不惜将恩人踩在脚下。当然,老周也绝非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君子,他只得坐在草席上待罪,自请戍边。可骆养性等人穷追猛打,又扒出与老周同为一党的吴昌时与宦官勾结,收受巨额贿赂,周延儒本人也参与其中。本想对老周免官了事的崇祯怒不可遏,下令派缇骑逮捕他入京,安置在正阳门外的一处古庙中,听候发落。

周延儒被捕后,不少同僚向崇祯求情,请他念在往日功劳上,对这位阁老网开一面。但刻薄寡恩的崇祯对此一概置之不理。是年冬腊月,宦海沉浮一生的周延儒在绝望中自尽,其家产亦尽数抄没,家属流放。人前显赫的一品大员,下场竟如此凄凉!

《明史》中将周延儒与严嵩、胡惟庸等五人并列,归入《奸臣传》。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丢了江山,真的全是因为官员误国吗?个人认为,如周延儒者,若在明朝前期或中期为官,不仅不会算作奸臣,兴许还能有番作为;他一生起起落落,虽有瑕疵,但也不至于被归划到和严嵩等大奸同一水平上。明末君臣的悲剧,虽脱不开这些文臣自身的污点,但与崇祯用人失当也有着莫大的联系:贵为帝王,统御万民,却对下属缺乏基本的信任,亦无有效的手段掌控人心。试问还会有何人,愿意发自肺腑为这个破碎的天下卖命,甚至为江山的覆亡而背锅呢?崇祯临死的那句“诸臣误朕”,不可憎,不可惜,却有些可怜——一种直到生命尽头却不自知、不醒悟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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