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碰撞与交流——清末来济南的洋人们
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列强靠坚船利炮轰开大门后,特别是各通商口岸陆续开埠后,洋人才开始深入中国的各个领域。
李希霍芬
一双脚步改变山东
清朝末年,随着领事馆、道院、洋行的开设,来济南的洋人越来越多,有的匆匆而过,有的长时间停留。他们来济南的时间或长或短,他们对济南的影响或大或小,但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在这些洋人中,有一个人绝对不容错过。他虽然在济南的时间不长,但对山东,甚至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他就是德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民国地理学和地质学就是在他的调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胶济铁路也是他首次构划的；“丝绸之路”的概念也是他第一次提出的。
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1833年－1905年),被中国近代地质学创始人翁文灏称为“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1868年至1872年,他对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其中就包括山东。
1869年3月13日,他由上海乘船到镇江,然后沿运河北上,经淮安府、沂州府、泰安府,4月7日到达济南府。8日,李希霍芬受到了济南方济各会修士的接待。9日,李希霍芬来到泺口镇,对黄河进行了考察。10日晚,他与修士讨论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教情况。11日东行。在旅途中,他特别注意考察了章丘、博山、潍县等地的煤炭资源,认为山东煤质优良。
如果仅此而已,他的考察仅限于学术领域,或许不会有太大影响,可他的结论却导向了政治和军事。他断言:占据胶州湾的国家,将会控制华北海面煤的供应。最后他建议德国占领胶州湾,修一条穿越山东重要煤区的铁路,经济南通向北京和河南。
这一建议引起德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此后多年,一直在寻找机会,伺机占领,最终如愿以偿,这就是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山东历史由此改变,而由此延伸出的济南开埠,则是李希霍芬没有想到的。
从李希霍芬的济南之行不难看出,济南当时已有西方传教士在活动。此后,济南传教士不断增多。
他们的到来,除了传播教义外,还建造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建筑,如洪家楼、将军庙、陈家楼、林家庄天主教堂和天主教方济各会华北总修(道)院等。
西方传教士
开现代教育新风
在清朝末年来济南的传教士中,有一位叫阿瑟·贾德森·布朗。
阿瑟·贾德森·布朗
阿瑟·贾德森·布朗,美国长老会著名牧师,19世纪至20世纪远东问题专家。他与晚清政要及革命派领袖往来密切,曾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有深度接触。他先后在1901年、1902年和1909年在中国进行大范围社会调查,写下17本日记,后根据这17本日记写成7卷本的《旧中国的新生力量》。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剔除陈旧的资料,代之以大量最新资料,完成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从工业和商业、政治和外交、教育和宗教、宪政改良和社会变革等各个方面,描摹了一个不同于我们想象的晚清。他笔下的袁世凯,与我们传统认识中的袁世凯有很大不同。通过这部著作,我们了解了他与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相识的经过:
“我与袁世凯相识是在1901年夏的山东省会——济南府,在递上我的名片和介绍信之后,他很快与我约定了会面时间。我准时到他的府邸拜会,他不但亲自在衙门门口迎接我,还把我请进了他的书房,这真是真心实意的以礼相待。
他很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42岁,中等个头,身体壮实,脸庞刚毅,眼神明亮而率直,气度非凡,我想他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引人侧目。他的态度相当真诚,通过他那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两年的翻译,我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长谈。我颇为诧异的是,不谙英文、从未离开过亚洲的他竟然对美国的情况是那么熟悉。他向我谈起了他准备出版日报、设立一所军事院校与一所文科院校的计划……他还设想了新学堂的外语教学问题,他认为英语、法语、德语的课程都不可缺少。”
袁世凯很快付之行动。一位叫赫士的美国人被他请来,筹办新学堂——山东大学堂。
赫士(1857年—1944年),基督教北长老会教士,1882年来华,在山东传教。1896年在登州文会馆任馆主(校长)。袁世凯把他聘为山东大学堂总教习。在赫士的帮助下,山东大学堂一个月内就建立起来,这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官办大学堂。
赫士
山东大学堂首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就是阿瑟·贾德森·布朗文中袁世凯的翻译,名叫唐绍仪,1912年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1938年被国民政府特务刺杀身亡。
赫士在山东大学堂时间不长,就辞职回烟台任教。1917年再次来到济南,在齐鲁大学神学院任院长。那时他已是60岁的老人了。
赫士晚年的命运十分不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赫士夫妇与众多欧美人士,计2008人,被日军拘押于潍县集中营。1944年,在集中营病逝,享年87岁。他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留在了中国,留在了山东。
赫士帮助筹办的山东大学堂,也是山东大学历史的起点。
说到山东大学,不能不提另外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鼎盛时期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这所大学与一位叫狄考文的传教士有着很深的渊源。
1864年,来自美国北部的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登州(今蓬莱)城开办“蒙养学堂”,后改为“文会馆”,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为“广文学堂”。1907年迁至潍县东郊的广文学堂,与青州的神学堂、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合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08年,英国传教士卜道成在济南老城区西南筹建济南共合医道学堂新址,三年后校舍落成。1917年9月启用“齐鲁大学”作为非正式校名。
狄考文在山东长达45年之久,被誉为“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传教士教育家”。在其人生最后十八年,担任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主持翻译了流传至今的圣经中文译本“和合本”。1908年,狄考文在青岛辞世,享年72岁,逝后葬于烟台玉皇顶美国长老会墓地。英国浸礼会评价:“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者、优秀的管理者、有力的布道者、杰出的学者。”亦有国人评价说:“狄考文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近现代教育事业、博物馆公益事业紧密相连。”
说到博物馆,不得不提济南最早的博物馆——广智院。齐鲁大学一度将广智院包括在学校编制内。说到广智院,不得不提一位英国人:怀恩光。
怀恩光(1858年—1926年),基督教浸礼会教士。济南开埠后,他到济南买地,建了一座2万余平方米的大型展览馆,把在青州创办的“博古堂”博物馆搬迁至此,取名“广智院”(“广其智识”之意)。
广智院内陈列着动物、植物、矿物、天文、地理、机工、卫生、生理、农产、文教、艺术、历史、古物等13个门类的万余件展品,面向公众常年开放,确实起到了“广其智识”的作用。
广智院的一些老照片,如山东巡抚杨士骧率领官员1905年参加落成典礼的合影照,山东都督周自齐赠给怀恩光的签名照,以及山东省省长熊炳琦赠给怀恩光的签名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融洽关系,也说明了怀恩光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这些名流要人的照片,是广智院乃至传教士们一种特殊的“护身符”。
1917年,广智院作为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与文理、神、医科并列,纳入大学机构,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如果说怀恩光是借博物馆的影响力,达到曲线传教的目的,那么,李佳白则是借助于孔子的影响力,来争取士绅阶层对传教的支持。他们采取的均是迂回战术。
李佳白(1857年－1927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82年秋抵达山东,在烟台、济南从事传教活动。当李佳白以传教士的身份踏上中国国土时,正是中国社会抵制传教活动、教案频频发生的时期。
李佳白
1887年8月,李佳白在济南为教会购置一块地产,但遭到士绅的阻挠,11月28日,李佳白试图强占民房,结果与民众发生冲突。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干涉之下,最终地方官府以济南城外一块更大的地产拨给教会作为补偿。
在这次纠纷中,山东道台告诉他,官府可以弹压民众,但不能弹压士绅,这引起李佳白对士绅阶层的高度重视。
李佳白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势力,只有争取他们的支持,传教事业才可以畅行无阻；在某种程度上,士绅阶层是儒家学说的化身,传教士与士绅阶层的严重对立,将影响传教事业的发展；要使中国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教士有必要吸收儒家教义,使传教活动与中国文化相适应。这就是传教的本土化。
于是李佳白调整了传教策略,改穿儒服,戴假辫子,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这才打开了局面。
骆克哈特与庄士敦
中国文化的拥趸
当然,旅济的洋人,不只是传教士,还有外国官员,虽然为数不多,却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
继山东巡抚周馥1902年年底访问青岛之后,胶澳(青岛)总督德国人特鲁伯随后进行了回访。保存至今的照片显示,周馥率领众官员,在一座类似廊桥的中国建筑前,与特鲁伯等人合影留念。
与特鲁伯礼节性的回访不同,骆克哈特则是主动登门。
在威海卫的殖民史上,骆克哈特绝对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他1879年来到香港,从此在中国任职达40多年之久。1895年升任辅政司,地位仅次于香港总督。1902年5月被派往威海,担任首任文职行政长官,从此开始了长达19年的执政历程。
在上任的第二年年初,骆克哈特就带领随员,乘船经小清河到济南访问。此后又先后两次访问济南。这三次,分别受到三任巡抚周馥、杨士骧、袁树勋的高规格接待。
骆克哈特是个中国通,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迷恋,是中国字画、古钱币和工艺品的著名收藏家,对孔子也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有“洋儒生”之称。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执着,也使得他同辜鸿鸣、张元济、徐悲鸿、熊式一、谢缵春等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的关系甚密。
骆克哈特还有位同是英国人的部下,叫庄士敦,也是一位中国通。他曾走访过济南、曲阜。1904年8月,庄士敦受骆克哈特指派,护送英王爱德华七世肖像到孔府,赠给衍圣公孔令贻。他先乘船从威海卫到青岛,再转胶济铁路火车到济南(那年6月1日胶济铁路通车),再从济南到曲阜(那时还没有津浦铁路)。
庄士敦
庄士敦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程度不让骆克哈特,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1910年,他以“林绍阳”为笔名,写了《一个中国人对基督教会的抗议》一书,公开谴责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他的观点是:“西方传教士不应到中国去,人家中国有自己的宗教,而且这种宗教信仰也很有益。”
当人们得知这个精通中国佛教、既懂英文又懂法文的“中国人”竟然是庄士敦时,英国宗教界纷纷指责他大逆不道。
庄士敦最大的名望,是当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顺便说一句,庄士敦是英租威海卫最末一任行政长官。
在老外中,像骆克哈特、庄士敦这样学贯中西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在他们身上,两种文化得到了很好地交流和融合,而不是矛盾和冲突。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
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冲突始于鸦片战争,迄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两种异质文化的相遇,交流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在碰撞中交流,在交流中碰撞。正是这种交流,让我们认清自我；正是这种交流,让我们看清差距；正是这种交流,让我们取长补短。
睁开眼睛看世界,让我们更加清醒。
睁开眼睛看世界,促使我们奋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