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书有益)悦读唐宋八大家之南丰先生曾子固(之四)

唐宋八大家之南丰先生曾子固

一

世人都知道一句俗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好几句：“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

总体意思是说，如果你想优秀，想不合群，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这句总结人生的大实话，出自三国时魏国文学家李康先生的《运命论》。

李康先生的本意，是想告诉那些有志向的人，注意控制人生节奏，悠着点来，毕竟这个世界太险恶，人间不值得。

可是，这些人的表现总是“蹈之而弗悔”，目的是为了“遂志而成名”。最后被搞成了“枪打出头鸟”。

可惜，道理大家都懂。但是，能够落实的却不多。

人嘛，总是想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够活出一个不屈服的自己。

“屡败屡战”的人生，才是真正不屈的人生。

话说北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一千零一十九年），国家发生了多件大事。

这一年，辽国停止了对高丽国的进攻，同时也停止了对渤海国的进攻。这一年，中国道教史重要道藏之一《大宋天宫宝藏》编写完成。

也就是这一年，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出生。同时，北宋的史地学家宋敏求也出生。

当然，也有本文的重要人物闪亮登场，曾巩在江西南丰出生了。

谁都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婴儿，会在大宋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但是，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是由心底十分高兴的。在四十一岁才得到这个儿子，他忍不住控制喜悦的心情，到了祖坟上，祭奠和告知已经逝世八年的父亲曾致尧：老爹，我们曾家祖坟又要冒青烟了！

算起来，这个南丰曾家，也算是有些文化渊源。

先从远古说起。曾巩的远祖是夏禹的后代。大禹的五世孙封其子曲列于鄫，后来鄫国被邻居吞并了，太子巫跑到鲁国避难并顺利进入公务员队伍，把姓氏改成了曾。

曾巫的儿子叫曾天，曾天的儿子叫曾阜，曾阜的儿子叫曾点，曾点的儿子叫曾参。

这个曾点和曾参父子，跟着孔子学文化，竟然学出了大名堂。

著名的句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曾参的名言。

然后，曾参的儿子曾元、曾西。再然后，中间断代了。

欧阳修曾经写过一篇《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致尧）神道碑》：

维曾氏始出于鄫，鄫为姒姓之国，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际莒灭鄫，而子孙散亡，其在鲁者，自别为曾氏。盖自鄫远出于禹，历商、周千有余岁，常微不显，及为曾氏，而蒧、参、元、西始有闻于后世，而其后又晦，复千有余岁而至于公。

简而言之一句话，曾家在南丰的正式起步，就是从曾公的祖父曾致尧开始的。他是进士出身，是北宋以来南丰县的第一个进士。当过多个地方的市长、省长，最后当到了礼部郎中，死后还被封为太师密国公。

多年以后，以至于曾巩还在文章《先大夫集后序》中怀念这位从未见过面却敢于仗义执言的祖父：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民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有了起步的先祖，后面的文章就好写了。

有了曾致尧的基础，曾易占也考过了进士，曾巩出生的时候，他正在离家不远的临川县当县尉。

家庭条件好，女人就多。以至于曾巩有五个兄弟，还有九个姊妹。

读书还是多好耍的。没几年，曾巩就上幼儿园了。学校就是曾氏学舍。幼儿调皮捣蛋，也是常事。曾巩在《学舍记》中，简单描述了自己的童年：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曾巩发现，人生不应该是这样。他找到了更有意思的东西：

“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

他开始看家中的书。这些书，竟然有上百本出自于祖父和父亲的手笔。读书这个名堂，一旦有兴趣，就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曾巩的天赋，江湖上流传了好多年。

曾肇在《行状》说：“公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读书数百千言，一览辄诵。年十有二，日试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也。未冠，名闻四方。”

宋人林希《墓志》也说：“公生而警敏，读书过目辄诵。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日草数千言。”

韩维《神道碑》说：“公生而警敏，自幼读书为文，卓然有大过人者。”

后来《宋史·曾巩传》也说：“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

实力摆在那，想低调都不行。

大宋仁宗明通元年（公元一千零二十三年），曾巩的父亲调任如皋县的县长。曾巩随任，时间跨度三年。

这三年，曾巩不仅学了很多书，而且跟着父亲经常下村入户，接触了许多群众，了解了他们的疾苦，掌握了一些社会现象。而这些，却是书本里没有的。

曾易占到任不久，如皋就开始闹饥荒。他果断跑到省上去找领导，申请跨县买粮食，上面同意了，一下子救了很多老百姓。第二年，上面要求交税，他坚决不干，表示群众还没脱贫，乡村还需振兴，交税不合适。软磨硬泡，上级也同意了。这两件事情，让曾易占获得了群众很高的满意度测评得分。

同时，他还在如皋全力支持教育事业，创建学宫，让适龄儿童全面入学，老百姓使劲点赞。

然后，在仁宗景祐二年（公元一千零三十五年），曾易占调到了信州玉山县当县长。上任后，扫黑除恶，修桥补路，整顿基础设施建设，兴办学校等，又是群众普遍点赞。

生活在这种家庭，有这种父亲，儿子想不成器，都困难。

二

大宋景祐三年（公元一千零三十六年），十八岁的曾巩写下了人生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散文《游信州玉山小岩记》（八百九十二字）。

这篇文章，应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和比喻句，修辞十分优美，综合使用了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相结合，把寻常的山水写得引人入胜。不妨随便围观开头几句：

“去县治所东南二十五里，有山秀特卓诡，介然出于群峰之表。下有浮图，幽邃冲静，栋宇朴约，无彩饰刻镂，而与俗绝远。游其间，真若排阊阖，登阆风，追伯侨、羡门而与之驰骋，翩翩然有超忽荒、烟外之意。”

这一年，曾巩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话说信州太守钱仙芝向玉山县要“好处”。曾易山本着廉洁从政的要求，抵制回去：“都是民膏民脂，你想要就要，发票收据都不写一个，这特么有法啊？还能这样操作啊？”没有同意。

钱仙芝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来了一手狠的，果断向上级反映说，曾易山“不干净”。结果检察院一查，这曾易山还真是“白斑鸠”，确实是干净的，就确定钱仙芝是诬告。这个钱仙芝也不是省油的灯，就赶紧托了大宋最高纪委（御史）的关系，想摆平。

历史的规律是，凡是这种官场的内部斗争，从来都没有人真正胜利过。

事情闹大了，最高纪检也摆不平。最后的后果是，两败俱伤。钱仙芝因为诬告坐牢，但曾易山也失去了太长博士这个职位，就“被离职”了，回家抱孙子，休息十二年之后再说。

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对曾巩的学习造成啥影响。该读书还是读书，该考试还是去考试。父辈的事情，父辈自己去搞定。

这一件，曾巩和哥哥曾晔（普及知识，读夜）按照人生规划，进京考试。

这个时候的哥哥曾晔已经二十九岁了。实力是有，但命运没有跟上，这个考试让他心里十分虚火，同时也各种心焦。

而曾巩就不一样了。个人感觉，这次考试手到擒来。

旅途劳顿，自不必说。兄弟二人到达帝都东京后，找了一家一环的客店住下。却不谙这个地方十分嘈杂，人来人往，闹麻麻的。简直让人不能安心学习。一气之下，兄弟二人搬出了这家一环内的酒店，打算到三环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下，备考。

由于各种原因，兄弟二人没有住一起。

本来这是一件小事情，用不着上纲上线。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事情严重了，就有人说曾巩的行为是“避兄而舍”，和哥哥关系搞得很僵。结果舆论一闹，曾巩就成了不忠不孝的人。

尼玛，还有这种狗屎运气？还有这种知名度？

于是，命运就给曾巩泼了一瓢冷水，这次考试，黄了。当然，大哥曾晔也黄了。

考不上其实也无所谓，后面有机会的。太多的人，都不是一次性就考过的。大不了明年又来。曾巩这样安慰自己。

这一天，大哥曾晔来给曾巩说，老表王益带着儿子王安石到帝都东京来了，打算明天聚一下。结果这一聚，就开启了两人的友谊。两人一起读书，一起游览，虽然辈分间隔了一辈，但由于年龄相当，相互之间倒也没有见外。

在相互看了作文后，彼此佩服不已。

曾巩在《寄王介卿》中点赞王安石：“寥寥韩孟后，斯文大难得。”王安石在《答子固南丰道中所寄》中点赞曾巩：“君子命世豪，术学穷无间。”简直就是相见恨晚。

第二年是景祐四年，曾巩从帝都回到老家南丰，十分想念王安石，电话联系不上，于是就写了一首长诗《寄王介卿》（确实有点长，六百五十字）。在这封信的末尾，曾巩顺便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术学颇思讲，人事多可恻。含意不得发，百愤注微臆。

摇摇咏颜色，企足关途隔。自惭儿女情，宛转抑凄感。

吾念非吾私，何当托云翼。奇偶转如轮，终期援焦溺。

想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伟大的祖国，真心实意为人民谋福利，但这种心意无法表达，难以实现，心理各种焦虑。

尽管如此，回到南丰的曾巩，始终没有放弃努力学习。他在父亲的带领下，外出寻访名士，开展游学，成绩明显进步。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转眼就到了大宋宝元二年（公元一千零三十九年），国家政治发生了好几件大事情。

元昊的头一年底，自我感觉翅膀硬了，果断背叛大宋，自立为帝，国号大夏。仁宗皇帝气得炸起，发了一个通告，削去元昊的爵位，并通知契丹过来支援。结果契丹直接把兵开到边境，也是不给仁宗皇帝面子。

皇帝一下子焦虑了。事情咋搞？没了头绪。于是发文件，充分发扬民主精神，要求有志之士提建议。在大多数人都建议“打他丫的！弄痛弄到位！”的呼声中，曾易占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他给皇帝说：“攘外必先安内，我们打铁还要自身硬。我们先把国内的矛盾搞定，一个元昊、一个契丹，在团结一致的大宋人民面前，算个渣渣。”然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皇帝虽然没有最终采纳，但曾易占的预言得到应证。

这一年，王安石的父亲病逝。

转眼到了大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一千零四十一年）。二十三岁的曾巩经历了扎实的功课学习，在此整理行囊，进京考试。正好，王安石也服丧其满，二人在京城见面，十分高兴。对于这次考试，今日不同往时，简直算是志在必得。

这个时候的欧阳修，名气简直是如日中天。虽然曾巩比欧阳修小十二岁，但对他简直是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一直想见上一面。上一次进京考试，就没有见上，这一次，曾巩说啥也想再试一试。

思前想后，觉得突然登门有些唐突，又怕人家闲话说是“抱大腿、架天线”，就果断写了一封自荐信《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一千一百一十二字）。用两句话来总结曾巩的这封信：夸人有理有据，自荐不卑不亢。

文章下笔是这样写的：

“夫世之所谓大贤者，何哉？以其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其仁与义，磊磊然横天地，冠古今，不穷也；其闻与实，卓卓然轩士林，犹雷霆震而风飚驰，不浮也。则其谓之大贤，与穹壤等高大，与《诗》《书》所称无间宜矣。”

这一段话，明确提出了“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的纲领性主张。这个欧阳修“知古明道”的政治意见完全符合。欧阳修看了后，桌子一拍：“这文章对口味！”

欧阳修就注意到了曾巩在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自述：

“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逮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尝自谓于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焉。周游当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肤，随波流，搴枝叶而已也。惟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

这一段话，竟然获得了欧阳修的同情心，同时也勾起了他的伤心事。

三

话说这位欧阳修先生，当年也是贫困户出身。父亲早年病逝，全靠母亲用芦苇杆教他写字，才有了后来的成绩。参加过两次公务员考试，都挂了。

幸好遇到了恩人胥偃，觉得这小伙子是个人才，就留在门下，然后盘他读书，还帮助他拉粉丝，终于弄了个连续三级考试都是第一名，被选拔为甲科进士，从此进入体制内，青云直上。

大凡这种经历过人生困苦的人，在有了名誉和地位后，最容易走极端。一种是铭记历史，报复社会，把受到的亏欠给找回来。一种同样是铭记历史，回报社会，把受到的恩惠给撒出去。欧阳修显然属于后者。

见到了曾巩，欧阳修感觉预见了当年的自己。

他看了曾巩的文章后，给了一句神点评：“广文曾生，文识可骇。”（语出《与余襄公》）

然后就主动给曾巩发了一个邀请，见个面，喝个茶。

曾巩见到了这位没有啥架子的大领导，思想上逐渐放开，语言就开始丰富起来。

曾巩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情况，讲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认为优秀的文章，必须要能够推动社会发展，对人民产生价值。他还说，一个成功的文人，必须要有品德，同时还要有才华。

欧阳修深以为是，使劲点赞。越发喜欢这小伙子了。他给朋友讲：“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语出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欧阳修先生还是十分可观的，在表扬曾巩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认为曾巩的文章虽然写得霸气，但底蕴还不行。曾巩认真的进行自我反思，觉得老师评价得十分在理。

他在《祭欧阳少师文》中，评价了这位老师给自己的机会：“戆冥不敏，早蒙振拔。言由公诲，行由公率。”

宋仁宗赵祯庆历二年（公元一千零四十二年），曾巩参加礼部的考试，结果还是挂了。

不过事情并不是很遭，因为好朋友王安石考上了。

仔细分析原因，发现一个问题。并非实力不行，而是公务员考试制度还没有完成改革，仍然如同大唐一样，以辞赋论高下。官方喜欢那种对仗工整、辞藻华丽的文章，反而那些有真材实料的散文，被排挤在外了。

所以，当时流行一个做法，就是学点这种官方认可的“官样文章”，把考试混过去再说。就连欧阳修都是“学为诗赋，以备程试”。但是曾巩没有把这个东西看透，那就只有挂科了。

考试结果公布后，曾巩还相对淡定，而欧阳修气得不行。曾巩向他告别回家，他果断写了一篇《送曾巩秀才序》（三百九十一字）。

这篇文章三部分。

第一部分由曾巩落选切入，批评朝廷选举制度的刻板、教条，导致人才“失多而得少”，为其呜不平。第二部分赞扬曾巩在逆境中不怨天尤人，而继续矢志求学的精神。第三部分则安慰曾巩，虽然现在不为人知，但自己却为结识他而感到庆幸，以此勉励他。

文章批评当时的录取制度说：“其不中者而弃之；虽有魁垒拔出之才，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若取舍非己事者。”

那些不合乎考试要求的就被沟汰。即使是雄伟超出之材，其中有细微之处不合标准，就淘汰他不敢录取。侥幸遇到好考官，也不过同众人一样同情惋惜，好像录取和淘汰不关自己事，不愿意站出来说话。

虽然欧阳先生主动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然而并无啥用。

曾巩还是坐上了回家的马车。

回家途中，他遇到了很多为了躲避旱灾和高税收而逃滥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十分凄惨，心中十分捉慌。

回到家乡南丰后，他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九百六十四字），描述了贫困群众的现状，并和自己进行了对比：

“因窃自感：幸生长四方无事时，与此民均被朝廷德泽涵养，而独不识袯襫、锄耒辛苦之事，旦幕有衣食之给。及一日有文移发召之警，则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备战守，驭车仆马，数千里馈饷。”

他还在信中，请欧阳先生继续教诲：“想惟循诱之方，无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终成人材，无所爱惜，穷陋之迹，故不敢望于众人，而独注心于大贤也。”

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是非。是非，都是人惹出来的。

正当曾巩忧国忧民的时候，南丰地区有人搞事了。

这都是因为曾巩引起的。当曾巩考试挂了回乡后，有好事者围过来嘲讽。他们在曾巩在家和弟弟读书时，扔进来一首打油诗：“一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同时，还散布舆论，说曾巩人品不行，不孝、不悌。曾巩虽然郁闷，但对待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淡定。他给兄弟说，没得啥，这是鞭策我们的鞭子。我们要活出个人样，给他们看。

庆历三年，王安石休年假回家看望老妈，事情忙完后，顺便到了南丰，看望曾巩。反正假期长，就在曾巩家住了一段时间。

通过交谈，王安石发现，这位去年运气没有跟上的兄弟，现在才华十分了得。对政治的认识和理解，那是十分到位的，学问大大长进了。

王安石也给曾巩讲了这两年担任签书淮南东路节度使判官的公务员生活，经常加班写材料通宵，经常洗脸又接着上班。并充分挤占业余时间，写了一本《淮南杂说》。

王安石这种忘我的学习和努力，甚至让扬州太守韩琦误以为是晚上经常莺歌燕舞，声色犬马，还专门写信劝诫他说，年轻人，不要乱搞哦，要务正业。

王安石把自己写的《淮南杂说》推荐给了曾巩。这个书，如同《孟子》一般，好几万字，讲述了道德和性命的问题。可惜，失传了。

这时候，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已经去世三十二年，之前的坟墓由于被水淹，必须改葬龙池乡。曾巩就请王安石帮忙写墓志铭。王安石果断送了一篇《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

王安石在曾巩家待了差不多三个月，回了扬州。曾巩一路送到了洪州，才依依惜别。

曾巩写在《寄王介卿》（六百五十一字）一诗中，写了这一段经历：

雾草变衰黄，吟蛩闹朝夕。

君子畏简书，薄言返行役。

商歌孺子别，失泪染衣襋。

自从促权去，会此隆冬逼。

送别好友后，曾巩把主要精力，开始用在了“广其学而坚其守”（语出欧阳修《送曾巩秀才序》）的行动实践上。

四

为了顺利进入州学，他亲自给江南西路转运使齐廓写了一封信《上齐工部书》，托了个硬关系。在临川读书期间，结识了不少好朋友，比如王希、裴煜、蔡元振、赵宏、张彦博等。

二十五岁的曾巩，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这期间，仍然有人在背后不断地诋毁他。但是，他的态度十分坚决，表示“不虚”。

曾巩在《书与客言》中，有一句名言：

“誉，恶乎喜而慕；毁，恶乎惧而避。”

意思是说，你评论你的，我做我的，不干涉不了我的自由，我的世界，我做主。曾巩的这种自信，并非是来源于“胆大、脸厚”，而是来自于“自守”。

当然，摆在曾巩面前的，还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精神世界到是很富足，经济条件是个大问题。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他不得不专门抽点时间，勤工俭学。

还好，这期间，天章阁侍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给了曾巩许多帮助。这个王素听说曾巩有才华，又在过穷日子，就主动给他机会，给他解决临时工作，还帮他推广公众号、拉粉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算是曾巩的恩人了。

庆历三年（公元一千零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王素被提拔到了帝都指谏院。同时被提拔到相同职位的，还有曾巩的老师欧阳修。

欧阳修之所以也被提拔为谏官，得以与晏殊的推荐。这时候，晏殊接替了吕夷简，担任宰相兼枢密使。

这一年，欧阳修突然心血来潮，写了一首《送杨辟秀才》，把曾巩狠狠地表扬了一顿（很长，二百二十多字），前面几句在这样写的：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

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

既又得杨生，群兽出麟角。

乃知天下下，所识惭未博。

这一篇文章，让曾巩的名气更大了。

虽然机会还没有真正属于曾巩，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一边读书，一边关心国家大事。虽然自己还没有获得真正的社会地位，但他随时都在利用一些特殊的关系为国家推荐人才。

在庆历四年（公元一千零四十四年），他分别写了《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再上欧阳舍人书》，先后三次分别向欧阳修、蔡襄举荐已经纳入公务员编制（进士）但还没有被提拔到县级干部岗位上的王安石。

在举荐人才的同时，曾巩还写信给欧阳修，表达他的政治主张。比如任用贤能，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比如开展军垦，比如限制佛教徒道教徒队伍的扩大，比如振兴农业，比如完善法制等。

这期间，曾巩十分关心的一件国家大事，就是庆历三年（公元一千零四十三年）的“庆历新政”。虽然这个新政的规模和内容远远比不上二十四年后王安石的变法，但起码算是希望的火种被点燃了。

果然，一个新东西的出现，必然会打破旧的关系。新政推行不到八个月，范仲淹《十事疏》中的改革措施才完成了一半，就在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中，中止了。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就到皇帝那打小报告，说范仲淹、欧阳修等，在搞“团团伙伙”，图谋不轨，甚至还弄了一份废除皇帝的假文件，打算把改革派整死。不明真相的皇帝气的冒烟，熬到庆历五年，这个新政就不了了之。

这期间，曾巩一直和欧阳修有联系，然后得以有机会认识了范仲淹。范仲淹作为副宰相，足足大曾巩三十岁，但这并不影响二人的关系。在觉得曾巩这小伙子不错，还亲自召见，甚至还托人送给曾巩礼物，让他补贴家用。

曾巩也没有闲着。在读书学习的同时，不断地发表文章，刷新存在感。比如《国体辨》、《邪正辨》、《论习》、《说用》、《说言》、《读贾谊传》等政论文章。他还写了《分宁县云峰院记》、《兜率院记》、《山槛小饮》、《听琴序》等散文，还有很多杂文。

这年冬天，曾巩的祖母黄氏在临川病逝。正好王安石工作调动，经过临川，就顺手写了一篇《曾公夫人万年太君黄氏墓志铭》。

这年五月，曾巩遭染上了肺病。差不多遭洗白了。最后在一位刘医生那，才得以挽回性命。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送刘医博》，用了记录这个事情。

幸好曾巩没有洗白，否则，这文章就写不下去了。

庆历六年，曾巩的三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曾巩和王安石的关系就更加亲近了。

庆历七年春天，经过了刘医生的治疗，曾巩算是从死神手中跑了出来。虽然日子很穷，但幸好命还在。他怀着劫后余生的心情，游览了距离临川县城不远的疏山。还顺手写了一首诗：

一见云山病眼清，野僧勤动水边迎。

苍松翠竹东南道，乱石峰前踏月行。

庆历七年（公元一千零四十七年）六月，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收到消息，说是朝廷要启用。这对于全家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他自从十二年前，在玉山知县职位上，因为没有满足上司的索贿而丢官后，一直没有得到任用。在大家都在为他惋惜的同时，他却集中精力研究学问，写了一部关系天下大事的书《时议》，足足有几十万字。现年五十八岁的曾易占得知朝廷要给自己机会，十分高兴。带着这一套书，立即启程。

父子乘船，从临川出发，循着抚河，进入赣江。八月，到达金陵。曾巩打算去看望在这滁州上班的老师欧阳修，曾易占就在金陵休息旅游。

欧阳修在滁州工作期间，大搞脱贫攻坚，效果十分显著。群众安居乐业，产业发展迅速，社会大局稳定，群众满意度很高。这种工作效果和工作环境，让欧阳修十分惬意，并且有时间写文章。

欧阳修在滁州期间写的文章中，有“三记”最为精彩：《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其中，《醉翁亭记》最为精彩。

曾巩在路上就读到了老师写的这篇《醉翁亭记》，被老师的乐观和不屈精神震撼了，更被老师的为国为民情怀震撼了。

已经深夜十二点了，下回继续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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