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书有益)悦读唐宋八大家之第一全才苏东坡(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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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苏轼在杭州工作期间，其实运气十分不好。一边是水灾、旱灾、蝗灾，一边是沉重的赋税和王安石新法实施过程中的种种不适应，导致群众生产生活压力很大，甚至还有偷盗、闹事的情况发生。
弟弟苏辙在给苏轼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大略记载了这期间的社会情况：
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
作为基层干部，是不能（也不敢）轻易抵制上级指示批示精神的，即便是上级错了，也只能忍着，悄悄执行。否则，就叫“严重的不讲政治”。
但是，不说，不代表不做。苏轼有他自己的方法。
一方面，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他把一些东西写出来，发朋友圈，让大家围观，也能产生一定的舆论效果。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了苏轼的实际行动：
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
对于那些因为无法交税而被关押“教育”的老百姓，苏轼充满同情。某年除夕，因为犯人关满了监狱，使得他不能回家过年。他曾经发表过一首《除夜直都厅》，呼吁人权平等：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虽然充满同情，但自己能力十分有限。只有被迫执行上级政策，却不能释放这些被冤枉的老百姓。因此，他内心十分羞愧。
因为连续灾荒，导致群众庄稼粮食严重歉收。苏轼曾经写过一首《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单单是发朋友圈、发微博，其实还做得不够。苏轼积极争取项目、安排资金，落实了不少民生工程。
杭州在唐朝时候，就建有六口水井，是老市长李泌开凿的，引入了西湖水，有效解决了市民“吃水难”问题。在白居易担任市长时，进行了维修和疏浚。到大宋熙宁年间，水井淤塞严重，又需要维修疏浚。苏轼充分满足群众诉求，组织力量完成了这项浩大的惠民工程。
工程完成后，正好第二年江浙一带旱灾，各地纷纷告警，唯有杭州群众，不慌不忙，十分淡定。于是，群众十分感恩，一边在井里取水，一边念着苏轼的好。专门刻了一块碑，写作“安全饮水靠东坡”（然鹅，杭州老百姓表示没做过这种事情）。
转眼三年时间过去，又到了换届的时候。苏轼的杭州通判任期到点，是时候离开了。因为弟弟苏辙这时候在济州工作，于是苏轼就向组织部递交申请，打算到山东一带上班。
一方面，可以兄弟照顾。另一方面，听说这个山东，风景十分好，毕竟是孔子的故乡吧。
他的这一请求，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大宋熙宁七年（公元一千零七十四年），苏轼开始转任密州知州。
由于交通系统的不发达，再加之边走边玩，苏轼从这一年的九月出发，一直到十一月才到达密州。
到达密州，苏轼忍不住后悔了，内心各种凄凉。
这个地方，是传说中的“山东第二州”，却是一处“原生态城市”。到处都是危房，城市振兴面临着起步之前的阶段。整个辖区内，难得找到一处上规模的寺庙，即便是有几个僧人，文化水平也不高，根本聊不到一堆去。
还是当年工作的杭州好啊！幸运的是，杭州老百姓十分感恩，对待这位调离的老领导，十分牵挂，竟然在三个月左右，给苏轼写了一百多封书信。
但是，这有什么用呢？生活和工作，还是要继续。
由于地方财政十分吃紧，虽然苏轼被提拔了，但现在待遇反而降低，竟然弄到了贫困线以下，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这期间，他写过一篇《后杞菊赋》（只有二百一十字，前面另外还配了一个一百六十六字的序），详细描述了自己在“饿慌了”的情况下，采撷菊花充饥的窘境：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已经四十岁的苏轼，在政治上，已经是一位资深公务员。面对密州当下的发展难题，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设计。
经过考察分析，他发现，密州之所以落后，一是因为民风不好，群众不知上进，且不懂感恩；二是因为灾害性气候条件导致经济严重滞后，尤其是农业生产受灾严重；三是当地干部不作为，谎报情况，明明是蝗灾十分严重，却上报说不存在蝗灾。
针对这种严重的问题，苏轼果断给上面写报告，据实写了现实情况，并提出了对应的意见和建议。要求上面适当大幅度减轻赋税，以免群众被迫变成盗贼。
而对于那些采取暴力方式反抗的“敌对势力”，苏轼主张“弄痛”，一步到位，对于捉住这种“不良分子”的，严重奖励。只有给足够的钱，才有人愿意出头卖命。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的采纳。果然杀鸡儆猴的作用十分明显，捉拿了几十个人后，密州太平了。
但是，苏轼也学会了顺应潮流。在大家都在装睡的时候，自己也不能一直醒着。有些时候，也不得不应付了事。
大宋熙宁七年（公元一千零七十四年），吕惠卿等人倡导，强烈推行“手实法”，意思就是要求老百姓搞财产申报，以便后期收税。同时还鼓励群众积极举报那种不如实申报的，一旦查实，对方三分之一的财产归到举报者名下。
这是一个十分扯淡的要求和政令，如果实施，群众相互举报，天下必将大乱。
想到这一点，苏轼给前来宣布文件精神的常平官说：“这个法令，应该由朝廷宣布，司农寺这种做法，越权了哦，是严重的不讲政治。”领导一听，觉得有道理，就回去汇报，然后朝廷也觉得这种做法不靠谱，就专门下文件取消了。
对于密州群众遇到灾荒，丢弃孩子的行为，苏轼单独筹措了很多粮食，用于群众收养弃儿。这样一来，收养弃儿的家庭和弃儿本身，都能好好地活下去。这种举动，救活了几千个弃儿。他还把这种做法，作为经验推广。
吹牛打草稿，苏轼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中写道：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爱民如子，莫过于此。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值得去付出
写作，是我业余的唯一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