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日记｜汪曾祺笔下从不提贺孔才

贺培新《天游室集》，民国刻本，夜书房藏品。

依我现在读到的材料看，汪曾祺是认识贺孔才的，而且应该很熟。可是他笔下从没有出现过贺孔才的名字。这是可以理解的：贺自沉北海后，在那样的气候下，谁会冒险提一个“畏罪自杀者”的名字呢？人人自危之际，避免当权者猜疑的最方便路径便是沉默与回避，不落井下石已经算是高风亮节了。遗忘于是不可避免：集体恐惧必然导致集体遗忘。

1949年3月贺孔才将万卷藏书捐给新政权已经接收的北平图书馆，又将五千余件家藏文物捐给北平历史博物馆。当时汪曾祺就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他或许参与了接收捐赠，或许没参与，但假设他们有机会见面应该不算太离谱。

汪在《午门忆旧》一文中曾说：

“北京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夏天到一九四九年春天，我曾到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整天和一些价值不大、不成系统的文物打交道，真正是抱残守阙。日子过得倒是蛮清闲的。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就是执行廷杖的特务值宿的房子。四外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北平一解放，我就告别了午门，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了。”

汪曾祺是1949年3月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研究室工作的。有资料说，贺孔才也是3月参加的南下工作团，而且“碰巧”也是研究室研究员。他们即使在历史博物馆未能相识，在南下工作团研究室总会认识吧：他们成了一起工作的战友。

据汪曾祺年谱和他的散文所记，他1949年5月份随南下工作团到了河南漯河，5月19日，和南下工作团的战友一起乘车，5月25日到达汉口。我们有理由假设，他的同行者中有贺孔才。据柏生的专访时间推断，贺孔才也是5月份参军南下的，而6月10日，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接收武汉大学的军管干部名单中，而汪曾祺同时也参与了接收其他文教单位。

我这样在各类文字中拼拼凑凑、剪剪贴贴，觉得探寻史实真像是一场场游戏：历史总想遮掩什么，但最终让遮掩变成无遮无掩的，还是历史。

贺孔才编《文编》，民国铅印本，夜书房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