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杨绛的柏拉图《斐多》有这么多错译？

本文来源：晨边高地评论
转自：贫乏时代

苏格拉底的“梦”——评杨绛译《斐多》中的严重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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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杨绛（1911-2016），原名杨季康，中国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主要作品包括小说《洗澡》、散文《我们仨》、散文集《干校六记》。译著有《堂吉诃德》、《斐多》等。2001年，杨绛将自己的全部稿费在清华大学捐助设立“好读书”奖学金。2016年，杨绛去世，清华大学学生自发聚集到清华大学逸夫图书馆门前点燃蜡烛悼念杨绛。人民网发表悼念文章说：“杨绛先生的译著之所以被译界奉为圭臬，源于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在译界普遍以每日2000字为正常速度的情况下，杨绛每日不会翻译超过500字。足见其负责任的治学态度[0]。”
光鲜的外表背后，杨绛的翻译能力究竟如何？“读不懂原文的外行读者”的好评，能否用来评判一部译作的翻译品质？
1. 杨绛“神话”
杨绛翻译的柏拉图的短篇对话《斐多》（三联书店版）在豆瓣网上评分高达9.1。近六成网友给杨绛的译文打了五颗星的满分，四颗星和五颗星的打分占全部评价的92.6%，两颗星和一颗星的打分只占全部评价的0.3%（2016年6月数据）。对于这本几乎可以说是《斐多》的最差译本来说，这个分数着实令人吃惊。这些评价总地来说分为两类：第一类评价赞美杨绛“把冗长的希腊人名简短为了符合汉语习惯的两字人名，阅读性大大提升”，第二类评价赞美杨绛的“译文流畅”。但评价译文内容的评论却很少。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没有读懂她的译文。古希腊哲学家对这种现象早有一针见血的评价：
“人穷的时候，就羡慕铺张浪费的人，因为他们觉得'铺张浪费’就是有钱的标志；人弱小的时候，就羡慕飞扬跋扈的人，因为他们觉得'飞扬跋扈’就是强大的标志。人想附庸风雅的时候，就最喜欢赞美一些'其实没看懂’的文章，因为他们觉得'能正面评价大家都看不懂的文章’就是品味的标志[1]。”
译者必须首先准确理解原文，译文流畅才有意义。如果因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而不能理解原文的话，即使文笔再流畅，译文也没有价值。杨绛的译文没有人读得懂，归根结底，是因为杨绛自己就没有读懂原文。
这篇文章希望能通过指出杨绛翻译的《斐多》里的一些基本概念的错译和漏译，表明一个观点：做好翻译，外语能力只是基本。翻译归根结底要依赖的是译者在“本门专业”上对所译内容的精通和熟悉。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背景知识的译者，外语再好，也无法胜任作品的翻译。
2. 杨绛的翻译理念
杨绛因为不懂古希腊文，所以决定从英文版转译《斐多》。而从英文译本转译柏拉图，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西方学界阅读柏拉图的标准版是1578年出版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对照的Stephanus版柏拉图全集（三卷）。在拉丁文已经是古希腊文的参考译文的时候，在拉丁文是全欧洲的学术交流语言的时候，英文柏拉图没有存在的价值。随着18世纪末启蒙运动的发展，拉丁文逐渐退出舞台。各国开始使用本国语言作为学术交流的语言后，渐渐有人开始用英文翻译柏拉图。第一部比较正规的柏拉图英文译作出版于1804年，由Thomas Taylor翻译。第一部比较出名的柏拉图译作Benjamin Jowett版（也就是杨绛列为第一参考书的这版）出版于1871年。但他们都还不能称作“比较准确”的柏拉图译作。事实上，19世纪只是英译柏拉图的“婴儿期”和“探索期”，此时的柏拉图英译本并不成熟，更多的只是作为读罢古希腊文后的消遣，并不能独立成书。即使到了今天，有了如Grube版等较为成熟的英译本的情况下，严肃的柏拉图学者仍要使用古希腊文阅读柏拉图。杨绛选择从英文版转译柏拉图，从立意上就限制了她的译本能够达到的高度。
3. 杨绛的底本
这里还有必要特别说一下杨绛的勒布版英文底本。勒布版柏拉图是一套古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版丛书。丛书内容古希腊文在左，英文在右。勒布丛书的英译并不专业。这是因为勒布丛书的出版重点在古希腊文，英文起到的只是辅助古希腊文阅读的功能。勒布的英文译文，严格地说只能算是“详细的古希腊文索引”。为了起到“提示古希腊文”的目的，一些专有概念上，勒布版甚至只做拼写转换，而不去翻译，以向学生传递清晰的信号定位；在句子结构上，为了让英文译文和古希腊原文一句一句按顺序对应，以方便学生快速定位原文，勒布的英文翻译也没有按照英文的表达习惯进行句子结构的调整。所以，在“专有概念”和“句子结构”这两项翻译的重点难题上，勒布版的英文译文都没有为英文读者服务，而只为了古希腊文读者服务。
杨绛不知勒布版瞄准的特殊读者群，只看到了勒布译文“一句句死盯原文[2]”，而不知其英译文在书中扮演的从属地位，偏执地选择勒布版英译柏拉图作为翻译的底本[3]……既不懂古希腊，也不懂古希腊文的杨绛，实际上是花费了大量的功夫给自己找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杨绛的《斐多》译于2000年左右，但她选参考书只选到了1924年出版的版本，忽略了20世纪中后期优秀英译注释本[4]。如果杨绛能在选本上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以杨绛的汉语功底，即使是由英文转译，也一定能翻译出比现在好的多的版本。
任何正规版本的柏拉图出版物，除了自己本身的页码编号，都要在正文白边沿着正文标上“Stephanus页码”，即引用柏拉图时通用的“标准页码”。这有助于学生学者精确引用和定位文本，方便交流。Stephanus页码可以精确到后世的译文对应到原文的哪一页哪一行。杨绛的译文并没有给出Stephanus页码，所以后文会依照行文需要，分别给出标准页码或杨绛文本的页码。
下面开始正式评析杨绛所译《斐多》的一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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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edo 60e-61a里面的几个关键的错译
1. 译文对比
杨绛的错误翻译：
我过去常做同一个梦。梦是各式各样的，可是说的总是同一句话。它说：“苏格拉底啊，创作音乐！培育音乐！”我以前呢，以为这是督促我，鼓励我钻研哲学。我生平追随的就是哲学，而哲学是最高尚、最优美的音乐。梦督促我的事，正是我一直在做的事，就好比看赛跑的人叫参赛的人加劲儿！加劲儿！可是现在呢，我已经判了罪了，因为节日而缓刑，正好有一段闲余的时间。我想，人家通常把诗称为音乐，说不定梦里一次次叫我创作音乐就指做诗，那么我不该违抗，应该听命............然后我想，一个诗人，如果是真的诗人或创造者，他不仅把文字造成诗句，还该创造故事。我不会创造故事，就把现成的伊索寓言改成诗......
（省略号为略去的译文。在杨绛的译文中，这段文字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版）第7-8页）
正确的翻译：
我过去常做同一个梦。梦是各式各样的，可是说的总是同一句话。它说：“用你的创作去教育人们吧苏格拉底！”我以前觉得，梦对我的督促，就像观众对赛场上的赛跑运动员喊加油一样，是想让我成为最优秀的教育家；正因为讲哲学是最优秀的教育，所以我过去也就一直在给人们讲哲学。直到现在，我已经判了死刑。在因敬神而延缓执行的日子里，我才突然意识到梦里对我的鼓励其实只是让我从事我们这里常见的那种“创作式”的教育。也就是想让我用寓言、传说、神话等故事创作去感染人而不是用哲学论证的方式讲道理说服人......其实想想也对，“创作”这个动词只能和“故事”搭配，不能和“道理”搭配......我讲了这么多年的道理或许是误解了梦了。现在临死了，我违背梦违背了这么久，我想我也应该试着听命一次梦的真实意图编一段故事。但我又没有新编故事的经验，于是我只好借照伊索的寓言故事改写了一段儿......
稍微了解一点苏格拉底生平的读者，都能看懂正确的译文想表达的意思。
2. 几个关键概念：
1. Mousikē：
“心灵治愈”术，包括文学、艺术、音乐、知识等等的全体。
2. Poiētēs：
创作家。通常译为“诗人”但并不确切。结合本文的上下文，应当译为“故事家”、“创作家”、“传说家”等较为妥当。这些虚构作家是柏拉图思想里受负面批判的对象。Poiētēs和梦里对苏格拉底的督促的'创作（poiei）'同词根。
3. Mūthos：
故事、传说、童话......一切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文学”或“故事”。
4. Logos：
逻辑、论证、知识......一切干巴巴的“事实”或“论证”。
3. 杨绛的三处错译
1. “创造音乐！培育音乐！”
是她乱译的。
2. “人们通常把诗叫做音乐”
是她胡编乱造的。
3. “他不仅把文字造成诗句，还该创造故事”
是她的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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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译分析
1. “创造音乐！培育音乐！”
“创造音乐！培育音乐！”这句是严重的错误翻译。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用你的创作去教育人们吧苏格拉底！”原文不仅没有“音乐”的意思，也没有让苏格拉底干两件事的意思，更没有“培育”的意思。
把music译为“音乐”，不仅说明杨绛对古希腊一无所知，也说明她对英译柏拉图的传统一无所知。把古希腊专有名词当作了英文普通名词翻译，闹了笑话。
所有对美和知识追求，所有“治愈心灵”的活动，例如器乐、声乐、诗词歌赋、哲学......古希腊统都统称为mousikē。Mousikē（心灵教育）和Gymnastikē（体育）两部分构成了古希腊教育的主干内容（注意古希腊教育为了培育“身心健康”的青年对“心灵”和“身体”的分别关怀）。Mousikē通常情况下以文学为重点，音乐为次要。如果语境没有特别指明，mousikē绝对不能单独翻译成“音乐”。如果一定要取里面的某个概念翻译，宁可取“文学”也不能取“音乐”。请注意古希腊文、拉丁文、英文“mousikē, musica, music”三个词词形的传承。勒布版英文将mousikē记为music，目的只是为了指明mousikē这个专有概念，并不代表英译者认为music应当理解为“音乐”。汉语中，“接受教育”等于“读书”。所以古希腊的“心灵教育”这个概念在翻译的过程中，“心灵”二字可以省略。Mousikē可以直接翻译成“教育”。“创造音乐”其实也就是“创作你自己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的意思。
这句话有两个动词并不等于古希腊文想督促苏格拉底做两件事。在古希腊文中，用两个含义不同但含义接近的祈使动词并列是一种表强调的修辞手法。这个督促的第一个动词是“创作（poiei）”，第二个动词是“工作（ergazou）”。“培育音乐”也就是“把你创作的作品作为你的事业”的意思。
这两个动词合起来只想让苏格拉底做一件事情，也就是“用自己的创作投身教育事业”。杨绛的“培育”一词不仅表明她不知道这种修辞手法，也表明她误读了Jowett的译文。Jowett的英译文模仿了古希腊文的修辞手法，将出于强调的第二个动词译为“cultivate”。Cultivate一词的词根是拉丁文动词colō，意思是“关怀、关心、照料”。关心自己的作品，也就是“投身于作品”的意思。杨绛因为不知cultivate的拉丁文字源，也不知这里表强调的修辞手法，将cultivate错译为“培育”，实在是遗憾。
正由于古希腊的“心灵教育”同时允许“讲故事感染人”和“讲道理说服人”两种不同教育手段，苏格拉底才误解了他的梦。苏格拉底一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这句话的“心灵教育”这个名词上，却不想梦想表达的重点也许是在“创作”这个动词上，才有了苏格拉底后来对梦的第二次解读。要正确翻译这个督促，就必须找到汉语中能同时承载这两种解读的句子。所以这句mousikēn poiei kai ergazou应当翻译成：“用你的创作去教育人们吧苏格拉底！”
2. “通常把诗叫做音乐”
“人们通常把诗叫做音乐”这句错得十分离谱，简直就是胡编乱造。这句话的古希腊文原文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而只是一个以指示代词tautēn为中心词的偏正短语。这句话对应的古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其实只是：“我们这里的教育里常见的那种”。
苏格拉底第一次解读这个梦，把解读的注意力放在了“教育（mousikē）”这个名词上，认为这个梦是让他去做“价值最高的教育（megistē mousikē）”，也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哲学。苏格拉底也认为不断出现的梦是让他继续加油，不要放弃的意思。直到他被判了刑，等待处死的时候。苏格拉底才突然发现了这个梦的第二种解读的方式。
苏格拉底第二次解读这个梦，把解读的注意力放在了“创作（poiei）”这个动词上，认为梦中其实是特指“我们这里常见的教育（dēmōdē mousikē，dēmōdē是“适合大众的”的意思，其词根dēmō是“大多数人”的意思，含有贬义）”。古希腊那会儿常见的教育形式，也就是古希腊的传统教育形式，也就是以神话、故事、寓言、传说等“创作”进行的教育。
这句“或许只是我们这里常见的那种教育”杨绛译为“人们通常把诗叫做音乐”，驴唇不对马嘴。这句话的古希腊文是“tautēn tēn dēmōdēn mousikēn”，勒布版译文是“that which is ordinarily called music”，Jowett版译文是：“as the dream might have meant music in the popular sense of the word”。两句英译文一个字对字直译，一个意译，都忠实重现了原文的偏正结构。但是，杨绛没有选取Jowett正确的意译作为底稿，而是选取勒布版的直译译文并且篡改了原文原义和原文结构。我想这恐怕是杨绛在已经将mousikē错译为“音乐”的情况下，为了想让前后文在“哲学，诗、音乐”三个概念上能有逻辑上的联系，没办法的办法。可如果知道了mousikē这个概念是“心灵教育”的意思，同时允许“讲故事”和“讲道理”两种教育手段，也知道苏格拉底抬高讲道理的教育而贬低讲故事的教育的话，“讲道理、讲故事、心灵的教育”三者之间的联系就很容易说清了。
3. “还该创造故事”
“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仅把文字造成诗句，还该创造故事”这句话，杨绛不仅译错了两个关键的概念，也颠倒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想表达的贬低诗人的情感。
苏格拉底在感染人的“故事（mūthos）”和说服人的“道理（logos）”之间做出区分，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讲故事感染人”和“讲道理说服人”之间的对比，来贬低诗人：“诗人的使命就是创作感染人的故事，不是讲道理（这句话古希腊文中melloi这个动词蕴含“命中注定”之义）”。杨绛的译文不仅从未出现“讲故事”和“讲道理”之间的对立，还把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贬低诗人的情感颠倒为了赞美诗人的情感。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译。
我仔细对比了她所用的英译文，发现了原因。原来，她对自己英文水平过于自信，在不理解柏拉图的情况下，又理解错了勒布版和Jowett版的译文。Jowett版英译文，在“讲故事”和“讲道理”这两件事的区分上，翻译成了“should not only put words together but make stories”。Put together是一个惯用搭配，有“综合考虑事实情况而做出合理判断”的意思，但杨绛理解为“造句”这个用法了。同一个词，勒布版的speeches其实是学界传统专有名词译法，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意思，但杨绛仍将其作为普通名词翻译成了“讲话”了。当然，如果杨绛这么理解，那么在“造句”和“讲话”两个概念之前，“讲故事”自然要显得更高一等了。但杨绛理解错了。正因为杨绛对两句英译文都理解错误，又不知道柏拉图一贯贬低诗人的态度，杨绛才会以为柏拉图这里在赞美“真正的诗人”，在润色译文的时候才采用了赞叹的语气说：“真正的诗人......还该创造故事”。
而Jowett为了加强柏拉图的讽刺和贬低诗人的语气，还在译文的poet一词后面添加了一个原文没有的，揭示“诗人”一词古希腊词根原义的英文单词maker（编故事的人）作为了poet一词的同位语；杨绛看到这个“maker”，仍不知这里是讽刺，仍以为是赞美。为了放大她本来就理解错的正面情感，她把本来带有些贬义的“maker（编造者）”一词生生译成了具有正面色彩的“creator（创造者）”。还在脚注里擅自添加了“诗人也是'创造者’”这样的中文注释……
这句错的这么离谱，或许是因为杨绛自己本身也是个剧作家，根本就没想到自己毕生的事业会被苏格拉底贬的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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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哲学的背景知识
杨绛如果能稍稍学习一下柏拉图的思想作为她的背景知识的话，这么严重的错译就不会发生。
1. “文学”劣于“哲学”
苏格拉底对诗人（文学家）一直是持敌对态度的。诗人们是“不关心真相”的“编故事”的人。只要能“感染”人、“触动”人，他们什么都敢写。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在大段批驳荷马等文学家在作品中呈现的“暴力”、“背叛”、“愚弄”等不良因素对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所造成的影响后，提出任何文学家的创作都必须经过哲学家的审视，以删改不良内容，保护青少年成长。这也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对文艺作品做出的“儿童不宜”的定义。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继续了《斐多》的话题，展开说明了讲故事和讲知识讲道理（哲学论证）两者之间在教育中的不同作用。《理想国》里把讲故事感染人的教育归为了“最低等级的教育”，把讲道理说服人的教育归为“最高等级的教育”。这也和《斐多》中寓言和故事是“常见的教育”，讲道理是“价值最高的教育”的观点相符合。
顺便提一句，落于“讲故事”和“讲道理”之间，处于“中间环节”的教育是体育。
2. “讲故事”劣于“讲道理”
柏拉图虽然在作品中贬低“讲故事”，但这并不表明柏拉图认为“讲故事”毫无价值。事实上，柏拉图认为讲故事仍有价值，但其价值低于哲学论证。柏拉图认为，能用讲道理的方式说服人，就优先用讲道理的方式说服人。如果道理讲完了对方还因为愚钝没听明白的话，就再试试讲一个隐含了这个道理的故事。看看能不能再用这个故事感染他。先讲道理，后讲故事，《理想国》、《斐多》都采用了这样的行文结构。
3. 苏格拉底的“梦”
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苏格拉底的“梦”。苏格拉底说，他以为他不断出现的一直同样的一句梦的话语是像鼓励赛场上的赛跑运动员一样，以为梦是想让他在“教育”上加油再加油，不断向更高更强进发。所以他一直都在加倍努力从事最有价值的“讲道理”教育，也就是哲学。后来，判了刑，他才突然想明白，原来同样的一句话不断重复出现并不是对赛场上的运动员的加油，而是在不断提示苏格拉底：“创作啊！没听懂吗？（讲故事的）'创作’啊！”
直到被判刑，苏格拉底也都没有回头。苏格拉底在临死前仍然继续给朋友们讲了“灵魂不死”的几个事实论证（《斐多》正文绝大多数内容）。如果像杨绛译文的说法，苏格拉底在《斐多》的开篇就认为“讲故事”比“讲道理”更有价值的话，那为什么《斐多》的主要内容却是苏格拉底如何在死刑前仍然和同伴们继续讨论“灵魂不死”的哲学论证。如果苏格拉底真的认为“讲故事”很有价值的话，为什么在《斐多》里苏格拉底不整本书都讲故事呢？答案很简单。
苏格拉底认为，即使文学再美丽动人，因其本质仍只是虚构作品，即使能感染人，说服性也永远不如真正的事实论证。“文学”不是最高价值的写作。讲道理才是最有力的说服。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
杨绛既不了解古希腊，也不了解柏拉图，英文阅读理解也令人堪忧。她并不能胜任《斐多》一书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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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懂哲学的人才有资格“避免哲学”
1. 杨绛《斐多》的价值
杨绛说他“既不懂古希腊、也不懂哲学”，但是想“避免哲学术语，文学性地翻译《斐多》[5]”。我想杨绛大概没搞清一件事，那就是只有懂哲学的人才有资格说“避免哲学术语”。这和既然不会写字就没资格说“避免错别字”是同样的道理。《斐多》中按页数计算的前五分之四的内容都是有关灵魂不死的论证，最后五分之一的内容是一个寓言故事和苏格拉底服毒身亡的过程。在数量上定性分析，《斐多》里五分之四的内容都落在杨绛的翻译能力以外。从译文品质上定量分析，杨绛所译《斐多》里前五分之四的有关哲学论证的内容，术语翻译错误，行文晦涩繁杂，约等于胡编乱造，没有任何阅读价值。
但因杨绛擅长文学，所以其最后五分之一有关寓言和苏格拉底死亡描写的翻译文笔较为流畅，值得一读。
2. 杨绛《斐多》的读法
（以下均为杨绛《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页码）
先读全文第1-5页的开篇，了解本文话题；中间80页的哲学论证不用读，知道这里是苏格拉底在颠来倒去地证明“死并不可怕”就可以了；读一下的第86-97页的优美传说；仔细地读第97-101页的苏格拉底毒发身亡的过程，感受柏拉图细腻的描写和杨绛细腻的转译，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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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 杨绛的参考书
写完这篇文章，我才在互联网而不是图书馆找到了杨绛参考书里列第二位的Geddes版《斐多》（1863年出版）和列最后一位的Harold Williamson版《斐多》（1924年出版）。这两本都是古希腊文注释本。Geddes版的注释是正文脚注，Williamson版是附录形式的尾注。前文中提到的一切杨绛的翻译错误，在这两本书的古希腊注释本里都有提到。Geddes版中其中涉及“mūthos”和“logos”两词对比的注释十分详细。Williamson版对于mousikē的注解简单清晰。但很可惜，杨绛虽然将两书列为参考书目，但并没有阅读，更没有使用两书的正文注释。两书的注释虽然与古希腊文都有所混合。但重要内容都用英文书写完全，并没有给不识希腊文字母的读者设立任何障碍。其实杨绛只要稍微认真读一读这两本书里任意一本的正文注释，就会发现，即便只读英文，其对各句该如何翻译，如何理解的解释也足以使她避免一切翻译错误了。杨绛一定没有读正文注释，才导致这段话里关键概念全部翻译错误。也许也是因为她对自己的英文能力太过自信，认为仅凭勒布和Jowett的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就足够翻译柏拉图了，才会把古希腊文注释连翻看一下都没有翻看。
2. 杨绛的治学态度
翻译柏拉图之前没读过柏拉图的思想；翻译的过程中遇到语义莫名其妙的句子时也没有意识到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翻译完成后手边有现成的注释参考也不用来校对；——杨绛果然是“读书不多而想的也不多[6]”。
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老教授董燕生教授在评论杨绛翻译《堂吉诃德》的译文中的错误时说：“她太自信了，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7]”。这次翻译《斐多》，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杨绛老毛病没改，在手边就有全部资料的情况下，四十年如一日，仍旧在该查资料的地方不查资料。有没有资料[8]，对于杨绛来说，都等于没有[9]。杨绛的治学态度有原则性的问题。
3. “出色的坏蛋”
杨绛一方面在自己的“译后记”里说“希望专家予以指正”，另一方面又在《斐多》初版出版接受采访时说，“挑她的文章的错儿的人”都是“不认识自我，也永远不会认识自我”的“出色的坏蛋[10]”。
本人才疏学浅，不敢自称专家。所以今天我就斗胆做了一回“出色的坏蛋”，挑了几处老前辈“没有自知之明”的错儿。最后想说的话只有一句：
“杨绛老师，您不能把自己都没读懂的东西胡乱翻译给读者呀！”
吕行
2016年6月14日
全文结束。
[0]. 见人民网文章。“今天我们为什么悼念杨绛？”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6/0526/c87423-28382773.html
[1]. “人想附庸风雅的时候，就最喜欢赞美一些'其实没看懂’的文章，以为这就是品味”，见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 Bekker Number 1095a20。
[2]. “一句句死盯原文”见杨绛《斐多》“译后记”。
[3]. 杨绛在“责编跑遍了北京的几家大的图书馆都没有查到勒布这个版本”的情况下，“特意托人到中国社科院的资料室帮她找到了原著”。见报章：“杨绛译作《斐多》新推中英文对照版”。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6-08/14/content_7074191.htm
[4]. 《斐多》的英译注释本较好的有Gallop (1975)和Hackforth (1955)两版。
[5]. 见杨绛《斐多》“译后记”。
[6]. 杨绛在回应一个崇拜她的年轻人写给她的长信中所提及的人生困惑时曾回应说：“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这句话被中国大陆一些网民奉为金句。不过在我看来，这句话无异于“你的痛苦来源于你既找不到可以医治你的医生，你又不肯将患病的痛肢砍下来。”既是回避问题的小聪明，也十分刻薄。
[7]. 董燕生教授对杨绛的批评，见报章：“杨绛译《堂吉诃德》被当反面教材”。https://www.douban.com/note/344857574/
[8]. 杨绛在回应文章中向董燕生指出，自己翻译堂吉诃德的时候将很多词译错，造成了“该查字典的地方不查字典”的印象，是因为其使用的1966年出版的《简明西汉词典》内容很薄，很多单词没有收录，而她使用“西西”或“西英”词典又比较困难导致的。见报章“杨绛：不要小题大做”。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568645/
[9]. 这次的古希腊文注释就收录在手边的情况下，杨绛仍然不查阅参考资料，把专有名词当做了普通名词翻译，恐怕就不能怪罪到“缺少资料”上了。
[10]. 杨绛说挑她的文章的错儿的人都是“不认识自我，也永远不会认识自我的出色的坏蛋”，见采访文章：“关于杨绛新译《斐多》的对话”。http://www.chinanews.com/2000-10-16/26/50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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