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藏传佛教是如何“改变”蒙古历史的？
伴随着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梅开二度”，进入17世纪，蒙古文坛诞生了以《蒙古源流》等为代表的大批历史著作。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专家学者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历史典籍的？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藏传佛教对蒙古史学的消极影响
关于消极影响，学界普遍认为有两大方面。
1）虚构的历史观
说到“虚构”，最具代表的无疑是所谓“印度一西藏一蒙古”同源说。至于搭建这一“虚拟理论”框架的缘由，无疑是为了论证“黄金家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就拿《蒙古源流（全书共8卷）》来说，该书用相当长的篇幅（2卷），介绍了印度和西藏王统的历史。在第三卷中，作者将蒙古先祖孛儿帖赤那安置了进来，最终达成了“印度一西藏一蒙古”体系的构建。
《蒙古源流》所记载的“印度一西藏一蒙古”同源说，其脉络大致是：
藏王尼雅特赞博合罕的七世孙色尔持赞博合罕即位后，臣下隆纳木谋叛并夺取了汗位，色尔持赞博合罕的三个儿子不得不各自出逃。“季子布尔特奇诺（即孛儿帖赤那）往恭博地方矣。因彼恭博国人不信，娶名郭娃玛喇勒之女为妻，渡腾吉斯海（可能是贝加尔湖），趋之东方，至拜噶勒江界之布尔罕·哈勒都纳山（靠近克鲁伦河的源头），而逢必塔国（疑似'北狄’）之众焉”….
实际上，成书于这一阶段的蒙古史料，写作框架大多大同小异。以佛教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开篇，接下来依次讲述印度、西藏和蒙古诸汗极其佛教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四段式”写法，成为了蒙古史学界约定俗成的创作模式。不过，这种“刻意为之”的“套路”，无疑让其真实性打了一定的折扣。
《蒙古源流》汉语版封面
因为藏传佛教思想的深度影响，在这些蒙古文历史典籍中，时不时就能看到“佛教影响政局”的描述。
譬如在《蒙古源流》中，忽必烈一开始并不信任藏传佛教，他在与高僧玛迪·都瓦咱（从信史看，应该是“帝师”八思巴）的辩论失利后才皈依了藏传佛教，最终“以行十善福事之政，平定四海，致天下以康乐之境矣”。也就是说，忽必烈之所以能“平定四海”，使天下成为“安乐之境”，就是信仰藏传佛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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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与忽必烈
关于元朝的覆灭，《蒙古源流》的描述更为“猎奇”。原本是布衣出身的朱元璋，在书中摇身一变，成了元顺帝麾下的大臣“朱葛诺延”。“朱葛诺延”把持朝政、祸乱朝纲、为所欲为，他排挤贤臣，并煽动汉人造反，最终颠覆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一言概之，“朱葛诺延”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面“奸臣”。
明军大军压境，元顺帝不得不退居漠北。临别之际，他借助“哀歌”，复盘了败亡的原因，即“偏信叛亡之朱葛诺延乃我之愚也，误杀我聪睿之托克托噶太师（即脱脱），驱逐我尊上神喇嘛者乃我之孽也”。值得注意的是，在元顺帝的复盘中，除了“远贤臣、亲小人”外，还有“驱逐我尊上神喇嘛者”一条，即没有按照藏传佛教的理论治理国家。
在今天看来，这一理由实在是让人摸不到头脑。但现实情况是，当时主流的蒙古族史学家，几乎都认同这一观点。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太祖朱元璋和元顺帝
2） 损害了历史客观性
坦诚说，蒙古族史学家撰写史料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充分传递藏传佛教思想以及谋求政治上的利益。因此，他们并不十分在意史实的真伪，也并未把史实的考证放在首要位置。毫不客气地说，蒙古历史成为了他们 “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于是，蒙古历史长河中的一些重要史实，要么被刻意忽略，要么被肆意篡改，严重损害了史籍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如《黄金史》中“拖雷为成吉思汗而死”的记载，与信史《蒙古秘史》完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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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雷与妻子唆儿忽黑塔尼别吉
因为藏传佛教思想的“深入人心”，在这些蒙古文史料中，凡是与藏传佛教理论有关的史实，史学家们可以添油加醋、大书特书；至于与之不相关或关系稍远的史实，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干脆完全无视。
亦邻真在梳理《黄金史》对撒儿讨温远征（西征花剌子模）以及南征中原仅仅用一句话就简单带过后，便深入分析道：“在黄教史家看来，变蛇化鹏才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奇迹。在他们眼中，超现实的历史才值得一写。他们希望历史充斥幻想的现实性，因而他们也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
为了论证藏传佛教的合理性，不少史学家们甚至刻意扭曲和捏造了一些所谓的“史实”，用来迎合自己的佛教观，从而为其现实政治目的服务。譬如关于“成吉思汗为西夏王妃所害”的记录，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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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历史局限性，以至于直到今天，围绕着蒙古历史（尤其是北元时期的历史），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
为什么蒙古族史学家们，如此热衷于用藏传佛教思想“背书”？
实事求是讲，藏传佛教与蒙古族史学的结合，是蒙古统治阶层谋求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1368年，元室退居漠北。原本大一统的元朝，“退步”成了割据北方的游牧属性政权——“北元”。纵观北元史，兄弟反目、父子成仇、不同部落之间相互讨伐攻杀的戏码，令人叹为观止。直到达延汗即位后，整个蒙古地区的生产与生活才日趋稳定。
达延汗
进入16世纪中叶，谋求地域稳定发展的蒙古统治阶级，在寻求扩张的藏传佛教上层达成了“心有灵犀”的默契。前者通过大肆修建寺庙、礼遇高僧并给予优厚待遇等举措，“借用”藏传佛教的教义，加强社会思想的统一，巩固自己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达延中兴”的16世纪上半叶，蒙古社会各界才达成了“黄金家族”正统观的共识，即“只有拖雷系忽必烈支后裔，才有资格充任蒙古大汗”。
伴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各地的深度传播，蒙古族史学家们迅速“审时度势”，不仅在史籍中积极引入了藏传佛教的思想“改造蒙古史”，并成功构建了“印度一西藏一蒙古”这一虚构的文明传承体系。这样的“神操作”，不仅让“黄金家族”正统观更为深入人心，并进一步巩固了统治阶层的统治。
到了俺答汗时期，藏传佛教的传播达到了新高度
实际上，清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藏传佛教在统一和团结蒙古诸部的作用。因此，清廷不仅对宗教上层进行政策性收买，并在蒙古地区大力修建寺庙，给予了喇嘛们免税、免徭役、免兵役等特权。
因此，即便在清朝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有增无减。这样的现状，也给了乾隆敢于说出“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底气。
藏传佛教之于蒙古史学，真的就一无是处吗？
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藏传佛教之于蒙古史学，还是有一定可圈可点之处的。
1）客观上充实了蒙古族史学的内容
藏传佛教与蒙古族史学结合，使得藏族历史和古印度的历史，均成为蒙古史学必须记载的基本内容之一。蒙古族史学家在学习这些民族史的过程中，视野逐渐得以拓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蒙古族为中心、兼及其他民族历史记载”的民族史学体系得以搭建完成。
得益于藏传佛教“东方黄，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青”的“五方色”理论，在成书于16世纪的《白史》中，就衍生出了“东方白色朝鲜、南方黄色回回、西方红色汉人（北方人）和南（方）人、北方黑色吐蕃（藏族）、中央四十万青色蒙古和卫拉特”的“五色四藩”观点。有学者认为，民国“五色旗”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就借鉴了这一学说。
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从上至下依次代表汉满蒙回（穆斯林）藏“五族”
2）打破了蒙古社会沉寂的文化氛围
元朝灭亡后，“回到草原和山区的蒙古人，比成吉思汗以前时代更陷于孤立状态，蒙古人迅速地丧失了帝国时代的各种文化成就”。直到“达延中兴”之后，蒙古文坛才有了些许复苏的迹象。
“捅破”这一层窗户纸的，无疑是佛教僧侣以及深受藏传佛教影响和熏陶的蒙古族知识分子。
- 1589年，喀喇沁翻译僧阿尤喜，为翻译藏语和梵语著作而创制了阿利伽利蒙古文；
- 1648年，卫拉特高僧咱雅班智达，创造了适用于卫拉特蒙古语语音特点的托忒蒙古文；
- 1686年，喀尔喀蒙古第一代哲布尊丹巴活佛札那巴斯尔，在深度参考藏文和梵文后，创制了索永布蒙古文。
与此同时，诸如《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阿拉坦汗传》、《水晶珠》、《金轮千幅》等大批蒙古文史籍横空出世，并得到妥善保存。其中，《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金轮千幅》等史书的作者，本身就是藏传佛教的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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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化史学体系的构架
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理论的系统性。对于深受藏传佛教熏陶的蒙古族史学家而言，其历史观也变得更为系统。
以宇宙和世界的构成为例。在藏传佛教传入之前，蒙古族史家们长期停留在“上天创造宇宙和世界”的认知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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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帝《大元宣谕圣旨之碑》，第一句就是“长生天气里，大福荫护助里”
藏传佛教传入后，蒙古族史学家们的传统认知被逐渐打破。譬如《蒙古源流》在开头就提出，宇宙是由风、水、土所构成的。“自定一切所依之外相世界，生成凡依存之内部生灵，此二者中，首言其定外相世界之事，则用三坛而定焉。其所谓三坛者，乃肇造之风坛，涌波之水坛，所依存之土坛是也。”可以说，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了比较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
总而言之，藏传佛教对蒙古史学的影响，囊括了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对于历史事件造成的“一体两面”，我们既不要全面肯定，也不要全面否定，而是尽可能地尝试用更冷静、客观的视角，深度认知其背后的逻辑和内涵，进而实现更为深度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