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栊”与屠宰场
出处：《福建建设厅月刊》1931年第7期
厦市昔日的屠宰场，土语呼作“Dī Lòng”。替代成文字，或为“猪垄”“猪弄”“猪廊”，窃以为还是“猪栊”为妥。“栊”者，《康熙字典》释义“养兽所”[1]。周长楫先生的《厦门方言词典》有词条“猪栊”，释为“屠宰猪的地方”[2]。屠宰场，原名“屠兽场”，地图上也有标作“屠畜场”的。“1927年10月，由厦门公安局创设”，“厦门所有屠户60余家均迁入场内，由公安局派员驻场监视检验”。[3]地点就在新填筑不久的浮屿角的外海滩。屠兽场：场在浮屿路，每月平均宰兽共约5千头，须纳检验费约2万元。场内置有兽医、警察。主管机关为公安局。[4]1930年，地方官厅颁布《厦门市公安局屠宰场暂行规则》，规定：公安局在屠宰场设置“场长一员、检验医员若干员、检验助手若干员、会计一员、文牍一员、书记一员、稽查若干员、警长若干名”。场长接受“局长之指挥监督，并卫生科之指导督率”；医员及助手“管理兽类之检验盖印，及场内一切卫生之注意”；稽查及警长“察查私宰或违法屠宰、违章售卖等事项”；场警则负责“维持场内秩序，帮同长官检查各屠户无有偷漏及违规等情事”。[5]官方不惜工本，集全市屠户，建一杀猪场，自然有其深刻含意。屠宰行当，不仅多血，而且多金。屠宰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并有其他各名色捐项，诱人无限。然而，屠宰税一项，长期由屠宰公会的“金和兴”商号承办。捐税的收与缴之间的巨大空间，自不必说。1924年，漳厦海军入主厦市，整顿地方财政，“金和兴”自然难逃整治。厦门自海军入厦后，所有捐税皆易人承办。独屠宰税一项，各屠户组织“金和兴”团体，归本途包办，已历有年。垂涎之者，虽不乏人，第以椎埋屠狗之徒，孔武有力，蛮横异常，一般包捐人，当不敢上下其手。最近金和兴内部发生争潮，黄鋆（福州人）遂出头承包，声言司令部以卫生关系，收归官办。该途不服，一面罢市，一面结队请愿，纷扰数日，迄未解决。[6]屠业事小，民生事大。社会舆论认为，虽然黄鋆和“金和兴”每头猪都抽税2元，但“金和兴”的2元，不仅有屠宰税，而且包括猪肉卫生附加捐、善后附加捐、检验费、建筑屠兽场费等等；而黄鋆的2元，只纯限屠宰税一项。二者优劣，自然分明。于是总商会、教育会、市政会等团体都挺身为屠业代言，请海军司令部收回成命。一番交锋后，司令部被迫应允将黄鋆撤职。但前提是屠业必须先行开市。开市后让黄鋆检验屠市三天，再行免职。信以为真的屠户们，于是复业开市，没想到前头竟是深坑：及期，黄鋆声言检验，率局中员役二三十人，来势汹汹，拥至局口街该局内，立降“金和兴”门外所吊二木牌撤下，又将局中印信杂物，及关于屠宰税手续上账簿单据等项一一搜取而去。于是新局接取旧局之一幕，遂大告成功矣。[7]“金和兴”和屠户们，慑于军队武装压力，又怕黄鋆再在捐税上耍花样，只能作消极抵制。从中秋开始，“大屠户只许宰猪二头、小屠户以一头为限。至于肉价，则提高三倍以上”。报章惊呼“现厦埠一般肉食者流，无不感肉贵之痛苦”。[8]国民政府时期，厦市屠宰捐税仍由屠宰公会承揽，承办的商号改名“金和成”。国民政府上台后,民国18年(1929年)1月起福建省开始整理财政,屠宰税由财政厅委任屠宰行业“金和成”号认额承包。厦、禾、鼓屠宰税每月正税大洋2500元，课款直接解厅。此外教育附加捐每月计缴大洋1050元,市政补助费小洋800元，折合大洋571.43元,屠兽场检验费大洋2550元,卫生猪肉附加捐小洋150元,折合大洋125元。以上附税由本行业按月向各处缴纳。[9]1933年，就因增加税额一事，厦市屠业与当局再生龉龃。“金和成”称：自去年（1932年）起，每月缴财厅屠宰税3200元，全年38400元。另补助公安局，月1500元；路政局（现改工务局），月571元4角3分；教育局，1500元。去年范其务接长财厅，12月1日曾来令本途，命先交两个月保证金6000元；12月16日复电令各种捐税，一律加四征收。对屠宰税则拟全年征15万元，谓如不能照额缴应，则须卸缴。本途以屠宰正税，每猪一头征4角，连善后附加6角，合为一元。愿照部章交纳，不愿以年额15万元承包。因以前年额仅38400元，今一旦增至15万元，本途实无力负担也。几经接洽无效，财厅乃改委李栋材来厦承办。[10]接办屠宰税的李栋材发现，以每猪一元的标准征税，远不能完成省财政厅交办的任务。他建议省厅将每猪的公安、教育、路政补助费三种附加增至一元。“金和成”自然不乐意。他们认为这三项附加只是“乐输，并非附加税”，并非定额征税。况且官厅此前、此后的表现，很让屠户们不信任。他们告诉媒体：本途被财厅欠12000余元，翁朝言（注：屠业公会主席）代表本途时，亦被史（家麟）前厅长欠数千元；又公安局建筑屠兽场，补助20000余元，建筑教练所，补助10000元。凡此种种款项，皆系挪垫而来，不能不设法逐渐摊还……。且税局今日每猪一头要征2元，将来难保不增加至3元或4元。本途为清还旧欠，及维持权益起见，故无论如何，此三种补助，决不能由税局带征。[11]税局方面拒绝了屠业的要求，并逮捕屠业人员。屠宰公会再度以罢业停市回应。苦又苦了一班肉食者。
1935年4月思明县改为厦门市，屠宰场由之前的公安局改入市财政局帐下。一同归财政局管辖的，还有“警费征收所”和“乐户捐征收所”几个来钱的单位。此时的屠宰场，其内部组织和工作职责有：内部组织：场长1，总稽查1，医官1，会计1，文牍1，牛场管理员1，稽查员、事务员各若干人。所谓“屠宰牲畜之监督”，依照1936年市府《屠宰场处罚暂行规则》规定含“灌水肉”的查处和待宰牲畜的检疫。《规则》明文道：“入场之牲类经医官验明，认为病牲，应候病愈，经复验属实后方许宰杀。否则将牲肉没收，依法究办。”[13]然而监督牲畜之屠宰，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即稽查私宰牲畜。《规则》规定：“凡屠宰牲畜，各屠商均应入场宰杀。如有在外私设灶位自行私宰及使用或代人私宰者，一经查觉或被人告发，除将灶位折毁、牲肉及屠宰器械等没收、责令补缴检验费外，并处以5倍以上、20倍以下之罚金。”又规定“担贩牲肉经发觉非本局屠宰场之验印者，即将牲肉没收”，并追究肉贩和屠商的责任，即缴纳罚金。[14]第七市场“长发”、第九市场“合兴”等，昨晨被屠兽场派员检查。发现“长发”私宰猪肉一只半，“合兴”一块，即将猪肉带人屠兽场。旋有十余人赶至屠兽场，将所被扣之猪肉取回，并在场中横冲直撞。请愿警见其来势汹涌，未敢制止。乃即鸣警，时厦禾路特别岗警赶至。而该10余人有带枪者，亦出枪示威。至思明北路，被分局警长李笑岩截获李赞煌、张春成、林石山三人，并缴获壳五手枪一支暨猪肉等，一并带局。[15]捕获的李张林三人，皆系台湾籍民，因有特殊身份罩护，得以有恃无恐。更有甚者，1936年6月屠宰场副稽查长黄飞在执行公务之中，为籍民陈水所伤害而殒命。1937年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准地方政府所请，予以黄飞“从优给恤”。[16]1945年战后的厦岛，遭遇经济的萧条。物价通涨，柴桂米珠。1946年5月报章消息：闽省物价以厦门为最高，白米老秤每斤700元，每市石已近10万元。且因米价一高，各物相继跟涨，尤以公务人员最感切肤之痛。市府收入原有限，两个月前赖征收妓捐1000万以为挹注。目前物价飞涨，公教人员人心动荡，挂冠而去者已有财政、警察两局长。此外工务局长郭宗太、卫生局长柯恺以财政困难，政务计画未能实现，分别递呈辞职。教育局长叶书德、主任秘书吴春熙均有倦勤意。其他请假者亦颇多。[17]而屠业此刻最大的难题，则是“军肉”，即以低廉的平价将猪肉售与军宪警人员。屠宰同业公会，为此作专项规定：屠宰业职业公工会，有优待宪军警平价肉每斤1800元之规定。唯屠商每宰毛猪一头，须缴费3000元。将所缴之费补贴出售平价肉屠商所受之亏损。然因一部屠商无履行缴费之义务，故该公会特制购买平价肉凭条，及使用办法6条，呈市府核示：2、除照收平价款后，其余不足之款，各屠户的持条向本会补领；3、凡非持本条及非本条所规定之肉类，应按时价购买，否则恕不优待；6、凡抗交事业费者，本会得报告宪军警，指定屠户专供，并不负补偿责任。[18]战后厦市物价飞涨，1947年4月，每斤猪肉平价1800元，而市场价却为9500元。之后的7月至11月，五个月中逐步涨至12050元、18000元、22000元、22500元、32500元。[19]市府今发出布告，以迩来市上各项肉类价格日涨，本府前订屠宰牲畜完税价目表，核与目前市价相差至巨，兹参酌目前市价，应予调整，并自本月廿五日起施行。并附发屠宰牲畜完税价目表如下：猪每头96000元，牛每头198000元，羊每头16000元。[20]据屠宰公会称：供给本市军宪警平价肉问题，本途因亏累过重，故迭次呈请市府当局筹划救济方案，以资维持。盖本市柴炭、糖油、屠宰、牛肉、鱼业等6途商，供应军宪警副食，平均每月不敷2亿余元。其中以本途负担最巨，约占70%以上，每月须补贴1亿6千余万元。……现本会供应数，每日（包括厦港区、接兵部队两方面）猪肉，须150余斤左右，每市斤5250元。在公会方面，以前（截止10月份为止）每市斤津贴2万元，到11月份已经取消。故摊商方面吃亏太大，无法维持。现本会向市府请求，将“免税”猪只增加，方能筹应。不然，长此以往，终不堪设想。[21]经计算，当时军宪警人数全市为3069人，每月配量需要3613斤半的平价肉。[22]心不甘情不愿的屠户们，与官府又摩擦出了火花：本市屠宰公会理事长江丕显，因供应军肉亏损问题，被市长手令逮捕清理。案发，该屠业一致表示如不将该理事长省释，决予一致停宰抗议，各情经载昨报。兹悉该工会要求省释江丕显，不得要领。昨（4）日晨全市屠砧已一致实行罢宰，以示坚决。故市民昨整天几尽无肉食，唯鲜鱼商贩见市上无肉，遂乘机抬高价格。黄花鱼每市斤售价36万元，其他杂鱼及蔬菜亦告随后跟奖。现屠宰工会以军肉议价，只定每斤4万元，核与目前门市价每斤售价54、5万元，相差十余倍，亏损过巨，市府虽有议定将戏票船资附加拨补，尽皆空雷无雨，徒使屠户画饼充饥。如不获完满解决，今（5）晨恐仍难复业云。[23]在经济萧条的时代，最可怜的其实还是那些炊无粮、食无肉、居无安的升斗小民了。
[1]《康熙字典（检索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版，第561页。
[2]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厦门政法志（1906-1990）》,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4]《厦门指南》第五篇公共事业 屠兽场，第15页。
[5]《厦门市公安局屠宰场暂行规则》，厦门市公安局秘书处编：《警政年刊（1930年6月至1931年6月）》，第108页。
[6]《驻厦海军之聚敛政策》，《新闻报》1924年2月16日。
[7]同（6）。
[8]同（6）。
[9]《厦门财政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10]《厦门屠宰途罢业》，《新闻报》1933年3月28日。
[11]同（10）。
[12]《厦门市政调查（民国24年）（二）厦门市政府及各局处会附属机关组织表》，《福建省统计时报》1936年第3卷第7期。
[13]同（13）。
[14]《厦门市财政局屠宰场处罚暂行规则》，《厦门市政府公报 第17期》，1936年9月15日。
[15]《昨屠兽场十余猛横冲直撞》，《江声报》1935年11月22日。
[16]《厦门市政府公报》1936年7月第16期；《国民政府公报》1937年第2266期。
[17]《物价上涨，民生急待改善》，《大公报(重庆)》1946年5月13日。
[18]《屠商约法，贮欠免言》，《江声报》1947年4月14日。
[19]《厦门零售物价》，《福建省银行季刊》1948年第1卷第3-4期。
[20]《屠宰税又提高》，《厦门大报》1947年8月23日。
[21]《军宪警副食供应问题未解决，屠商叫苦，“怠市”抗议》，《厦门大报》1947年11月15日。
[22]《军宪警副食供应问题未解决，屠商叫苦，“怠市”抗议》，《厦门大报》1947年11月15日。
[23]《抗议理事长被捕，屠业昨日罢业》，《江声报》1948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