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亡的瞬间

Maurice Blanchot and Levinas
[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王立秋 试译
我记得一个年轻人——一个还年轻的男子——通过死亡本身——以及也许,不义的失误——来避免死亡。
盟军成功地在法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已被击败的德国人,还在以徒劳的凶猛,作无谓的挣扎。
在一所大房子(它被称作城堡)里,有人非常胆怯地敲门。我知道那个年轻人会来给大概是要求助的人开门。
这时,有人怒吼:“都出来。”
一个纳粹副官,以标准地可耻的法语,叫老人先走,然后是两个年轻女人。
“出去,出去。”这一次,他是在怒吼。然而,年轻人却没有尝试逃走,而是缓慢地,已一种几乎像是(朝圣的)僧侣的方式向前移动。副官摇动他,向他出示了枪和子弹;显然战斗已经发生;这片土地已是战场。
副官哽咽着一种奇怪的语言。并把枪,子弹,和一颗手榴弹放到了那个已经不是那么年轻(人老的很快)的男人面前,他字正腔圆地喊道:“这就是你来的目的。”
纳粹把他的人排成一排,为了,根据规定,射击人体目标。年轻人说,“至少让我的家人回去。”于是他们回去了;姨妈(九十四岁);他的母亲,更年轻一些;他的妹妹和他的弟媳;这是一个漫长,缓慢的队伍,沉默,就好像一切都已经完了似的。
我知道——我知道么——德国人已经在瞄准,等待最终的命令的那个人,在那时经验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轻盈的感觉,一种至福(然而,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主权的欣快?
在他的处境下,我不会尝试分析。他也许突然变得不可征服。死去——永生。也许是狂喜。更确切地说这情感是对苦痛之人的同情,是不再永生或永恒的快乐。自此之后一种秘密的友爱把他与死亡结合在一起。
在那一瞬间,(突然出现了)一种突然的,对尘世的回归,附近爆发的一场战斗的巨大的噪音。马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游击队)的指挥官像帮助他们知道即将陷入危险的那个人。德国人依然保持着次序,准备在一种捕捉时间的静止中继续这样保持下去。
其中一个人走向前,用坚定的声音说,“我们不是德国人,(我们是)俄国人,”并笑着说,“瓦拉索夫的军队”,给他打了个闪人的手势。
我想他走开时,依然带着那种轻盈的感觉,知道他发现自己走进了远处的一片树林,那片林子的名字是“布吕耶尔林(Bois des bruyeres)”,他在那里躲进了他熟知的数木的荫蔽。在浓密的森林中,突然,在不知过了多久之后,他恢复了一种真实的感觉。到处是火,火势不断蔓延;所有的农场都在燃烧。一会之后,他发现三个年轻人,农场主的儿子们——这场战斗的真正的局外人,他们唯一的错误是他们的年轻——已经被杀死了。
甚至路上,原野上的浮肿的马,也证明了一场战争已经过去。在现实中,到底过去了多少时间?在副官回头并意识到年轻的女主人已经消失的时候,为什么愤怒,狂怒,没有促使他烧平那座(静止而宏伟的)城堡?因为那是城堡。(它的)门面上刻着——就像一个不可摧毁的纪念一样——一个日期:1807年。他足够有文化到知道,这是著名的耶拿之年,当拿破仑,骑在他的小灰马,经过黑格尔的窗前,而后者则在他身上认出了“世界的精神”,就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的那样?谎言和真理:因为在黑格尔给另一个朋友写信的时候,法国人掠夺并洗劫了他的家。但黑格尔知道如何区分经验和本质。在1944年那年,纳粹副官对城堡怀有一种农场不能引起的尊敬或照顾。然而,一切都遭到了搜查。一些钱被偷走了;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高房间(the high chamber)”中,副官找到了一些纸张和一份厚的手稿——也许包含战争的计划。最后他离开了。一切都在燃烧,除了城堡。领主得到了宽恕。
无疑,对年轻人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是不义的折磨。不再又狂喜;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只是因为,甚至在俄国人眼中,也只是因为他属于贵族阶级的感觉。
这是战争:对一些人来说是生命,对另外的人来说,是残酷的杀戮。
然而,在射击不再进行而即将来临的那个时刻,那种我不知道如何翻译的轻盈的感觉留存了下来:免(自由)于生命?无限的开放?既不是快乐,也不是不快乐。更不是恐惧的缺席,也许,已经是在此之外的一步。我知道,我想想,这种不可分析的情感改变了对他来说的剩余的存在。就好像从此之后,外在于他的死亡,只能与他身上的死亡发生冲突了。“我活着。不,你死了。”
[注]译自Maurice Blanchot and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Fiction and Testimony(《持存,虚构与证言》),tran. Elizabeth Rottenber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art I, Blanchot, “L’instant de ma mort/The Instant of My Death”, p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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