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

内容提要：从历史地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河西走廊的历史,可以发现,这里的许多地名发源于匈奴语,如祁连山、焉支山、休屠湖、腾格里、山丹、姑藏等;有些则与汉族对河西走廊的开拓相关,如酒泉、张掖、武威、敦煌,渔泽障、昆仑障、玉门石障、偃泉障、遮虏障、西渠、东渠、黄渠等。这些沿用的古地名不但是各民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同时也说明,强大发达的民族,其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和风俗,具有辐射性、包容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河西走廊 古地名

甘肃省黄河以西有一条东起乌鞘岭,西至敦煌,南以祁连山为界,北以龙首山、合黎山及马鬃山为界的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就是河西走廊。从很早起这里就民族杂处,商旅往来。在不同民族生活过的区域,都留下了一些带有本民族烙印的地名,有些地名,直到现在还在沿用,有些地名则因一些社会原因而有所变更。笔者参阅了大量相关史料,感到河西走廊的古地名往往能够提供重要证据来证实和补充历史学家的观点,因而就此谈些浅见,以求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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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河西走廊有月氏、乌孙、匈奴诸族,霍去病攻取河西之前,并无汉人居住。相比较而言,乌孙在河西影响不太大,月氏曾一度强盛,但限于游牧生活方式,对河西开发也是有限的。匈奴在生产力方面略胜一筹,除了传统的放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史载匈奴从汉文帝三年(前177年)起,就从汉朝边境掳去数万汉人作“赀”(奴隶),从事农业及手工业之类,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大量的乌孙人逃至匈奴,累万的汉人为匈奴所用,这也可以说北方已形成以匈奴为主体的民族融合。月氏、乌孙无文字,匈奴也“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但我们注意到史书叙述月氏,乌孙的生活、风俗都是拿匈奴作为比照的,足见匈奴影响之大。匈奴的语言词汇比较丰富,有不少语词在两汉时就被汉人用音译方式保存下来,尤其是地名词保存得更多更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先看自然景观方面的匈奴语词:

祁连山,匈奴语祁连为“天”,汉语音译了这两个字,又加了表类名的汉语词“山”,即延用到现今的“祁连山”。

焉支山,匈奴王后称阏氏,以王后之名称命山名,又作燕支、燕脂、胭脂。其中“胭脂”很早就借用到汉语中,现在有很多人已不知其源而误认为是汉语词。

休屠湖,在匈奴休屠王辖地,音译休屠再加汉语类名“湖”构成,即以休屠王名命名。

腾格里,匈奴语天神、神灵之意,突厥语亦为“天”的意思,二者相通。作为一个表一沙漠的底层词现仍在延用。

删丹,山名,匈奴语为“雪山”,也是音译。后来有人理解为日出时阳光受雪折射,纵横交错,像一“删”字,“丹”则为红色。这种说法无疑是根据汉语译词望文生义的结果,不可信。

这些地理景观的命名,有些反映匈奴人对自然力的崇拜,如“腾格里”、“祁连”;有些反映他们对一些自然景观的喜好和珍视,如“焉支山”、“休屠湖”。总体来说匈奴人对河西走廊是非常看重的,从他们痛失河西后的歌谣“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也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这一点。

除了有明显地表特征的名称外,有些地名的来源也值得探究。比如,为先于“张掖”名称的地名,“故匈奴昆邪王地……匈奴王号也”,即是按匈奴王号命的地名,与“休屠”相类。“姑藏”,是今“武威”得名前的名称,匈奴语为“盖藏”,“语讹为姑藏城”。其具体含义今已不可考,但为匈奴语音译是公认的。史载汉元狩二年置武威郡,领县十即姑藏、张掖、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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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松、休屠、鸾乌、媪围、宁威、武威。这里除姑藏、休屠外,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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媪围按理推非月氏即匈奴语词而且很有可能是匈奴语词。理由是盖藏地月氏人居住的时间比匈奴要久,但却没有留下地名,盖藏是匈奴人命名的,那么其余名称该与此情况相类。据我们推测,“揟次”可能与匈奴语“居次”同源,“居次”是匈奴人对公主的称谓,“揟”与“居”音近,像“焉支山”系以王后命名,“揟次”当是以公主命名。汉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置张掖郡,领县十:、删丹、屋兰、骊靬、居延、昭武、氐池、日勒、番和、显美。除了、删丹外,屋兰、居延、日勒等地也很可能是匈奴语词。骊靬,据现代学者研究,因东罗马的数千人移居于此而设,“骊靬为汉代对罗马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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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始,西汉政府先后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酒泉”,《汉书·地理志》注引应邵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张掖”,应邵释为“张国臂掖,故曰`张掖'也”,“断匈奴右臂”,“张(汉)国臂掖”,一断一张,展示出汉得河西的辉煌。“武威”,也是展现汉军军威之意,“敦煌”,敦是大,煌是盛,为盛大之意。除“酒泉”外,这三个地名都有明显的军事征服意味,体现出汉朝夺得河西的豪迈骄傲之情。但是四郡所辖的县名,基本还延用故名,未作改变。

为了巩固河西的战略成果,西汉政府又在河西走廊多处修筑军事性的亭障,并将秦长城延伸到西部更远的地方。例如在敦煌郡境内有“渔泽障”、“昆仑障”,酒泉郡有“玉石障”(今嘉峪关)、“偃泉障”,张掖以北的居延一带有“遮虏障”,所有这些即是当时修筑亭障的无言见证。

在这一时期,西汉政府先后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徙民活动。“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公元前118年,“徙天下奸滑吏民于边”。除了大量迁徙贫民和“罪犯”以外,还进驻了大量部队,亦兵亦农。“初置武威、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是后,……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根据《汉书·地理志》推算,河西四郡当时有户六万一千余,口二十八万余,如果加上亦兵亦农的士卒,估计整个河西大约有四十万人左右。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屯田有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由戍边士兵组成,民屯则由徙民组成。屯田之处也留下了相应的地名语词。

效谷,据《敦煌县志·古迹》载,“本渔泽障也,元封六年崔不意为渔泽尉,教民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这可以说是因民屯得名的较可靠的例证。

屯田离不开水利,西汉曾在河西兴修过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程。“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据居延汉简记载,就有“甲渠”、“临渠”、“户渠”等名称,还有专门从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至今河西走廊还有不少与此相关的地名,如民勤县有西渠、东渠二乡,敦煌县有黄渠乡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河西居民的族属变了,汉族人占据了匈奴人的居住地,对原有的地名的态度有两种,要么改变,要么接受,未起名的则肯定以汉族词命名。如前所述,河西四郡之名是以汉语词新起的。冥安县(今安西)、福禄县(今酒泉)、昭武县(今临泽)、番和县(今永昌)、花松县(今古浪)、玉门县(今玉门)等地名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新起的名,一种是将原有名通过音译,且赋于汉语词的意思。如福禄就有祈福意,番和、冥安表示期望,花松、玉门则带有记叙性。此外,还有松山、大松山、植树林、青山等具体地名都有明显的描述和记叙性,说明这几处曾是森林茂密之所在。

从地理史料看,汉族入主河西后,对大部分原地名都接受了。除了前面已作过分析或提到的一些地名外,大部分县名都是原名,尽管是音译,却分明不是汉语词。例如“袁是”(今高台)到了三国魏时则写为“袁氏”,同音不同字,这是音译的原地名无疑。

其它的地名如乐涫、天䧇、绥弥、乾齐当是匈奴或其他语词(如前所论,匈奴语词的可能性更大),大多延续到了西、东晋,历四五百年之久。即使后来河西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有汉、胡、吐蕃、吐谷浑等,而且有较长时期河西相继出现了不同民族的割据政权,如前秦时期氐人吕光,南凉时期鲜卑人突发氏,北凉时期卢水胡人沮渠蒙逊等,但从汉代传下来的少数民族地名词及汉语地名词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可以说明河西的政治格局已基本稳定,民族之间的融合已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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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河西走廊的古代地名,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信息。最重要的是,河西的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河西的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缩影。西汉前后河西的地名大多是匈奴人和汉人命名的,因为他们在当时都有过辉煌的历史,对于开发古代河西做出过重大贡献,带动了河西历史的向前发展。越是强大的民族,他的文化、风俗等越受其他民族的器重和仿效,即具有辐射性,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化。汉族虽然成了河西民族的主体,但并不排斥异族文化,相反还有很大的包容性。他们要跟兄弟民族和睦相处,进行交流,就免不了要吸收他们的语词。从语词自身而言,作为特定地方代号的地名词,一经约定俗成,它就有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涉及地理的地名词和表现文化联想义的地名词在这一点上就更加突出。即使当一种民族完全融合进另一先进民族之中,其自身原有的社会集团不复存在了,原来的语词会大大减少,但反映地表特征及命名背景的地名词会成为语言“化石”而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