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为了增强国力，开展了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随着近代工厂矿山的陆续建立，西方科学技术也源源传入中国。虽然有顽固派极力反对，甚至“一闻造铁路、办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但在工业文明向全球扩展的大环境下，“西学东渐”已经是难以抗拒的历史潮流。

（一）科学技术书籍的编译

1862年，清政府决定设立“同文馆”，开始只设有外语课程。1866年又“因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即“天文算学馆”，聘请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为总教习。同时还派人去西方聘请了外籍的化学、天文学和生理学等方面的教师。1863年，上海也仿照京师同文馆设立了“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也开设了“广方言馆”。1868年江南制造局设立译书馆。这些机构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科技书籍。但由于当时国内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沉溺于八股科举，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因而上述机构大都由洋人主持。例如京师同文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则是由英国人傅兰雅主持。

在官办的同文馆等机构开设之前，英国人伟烈亚力于1847年来到上海，参加了同国人麦都斯所经营的“墨海书馆”，和同国人艾约瑟等人计划翻译科技书籍。但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都很差，于是他们同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共同合作，开展编译工作。他们译出的书籍，大都有较高的水平，不少是当时西方的名著。例如：

《几何原本》后九卷，是古希腊的数学名著（前六卷早在明末已由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译出）；

《谈天》十八卷，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所著；

《代数学》十三卷；

《代微积拾级》十八卷，内容为解析几何和微积分；

《重学》二十卷，就是今天所说的“力学”，包括刚体力学和流体力学；

《植物学》八卷……

以上书籍的内容，例如天文学和代数学的一部分内容，以及解析几何、微积分、力学、植物学等等都是西方科学知识的第一次传入中国。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出版了不少科学技术译著。这些书籍大部分是由国内著名化学家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与英国人傅兰雅等人合作，在1871年之后陆续刊印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出版的各种译著，比上述墨海书馆所译的书籍数量多，包含的学科更加广泛。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地学浅释》，即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所著的《地质学纲要》；

《决疑数学》，是关于概率论方面的著作……

此外，关于采矿、蒸汽机、化学、造船等方面的知识也都是首次介绍到中国的。到1880年为止，江南制造局所译的科技书籍，已经出版的有77种。其中算学测量22种，汽机方面的7种，化学书籍5种，地理书籍8种，地质书籍5种，天文航海9种，博物6种，医学2种，工艺书籍13种。

当时的京师同文馆，虽以高薪聘请了不少外籍教师，但翻译出版的书籍却很少。到1888年为止，所译的科技书籍仅有10种。其中天文5种，数学1种，物理化学各2种。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各地陆续开办了一些学校。他们也编译了一些科学书籍，作为教学用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发行量很大，影响颇广，风行一时。例如美国人狄考文和中国人邹立文合编的《笔算数学》在1892年至1902年十年之内就重印了32次。此外还有《代数备旨》（1891年）、《形学备旨》即几何学（1885年）、《八线备旨》即平面三角（1894年）、《代形合参》即解析几何（1893年）等书也都非常流行。

洋务运动时期发行的《六合丛刊》（1867年墨海书馆出刊）以及《格致汇编》（1876—1890年，格致书院出刊），实际上是近代科学杂志在中国的最早出现。

这一时期科技书籍的翻译和出版，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大事。一方面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另方面培养了近代早期的一代甚至两代的科技工作者。通过翻译工作，还确定了不少学科的科技名词。

当然，上述翻译工作也存在很大的缺欠。很多书籍是由外国人口授，而由中国学者笔录成文。这种从明末清初就形成的译书方法，在洋务运动时期没有改变。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大批留学生回国之后，才陆续由一些通晓外语的中国学者自己翻译的书籍出版。

（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

（1）近代数学知识的传入

中国古代数学曾经取得过不少杰出成果，例如圆周率、天元术、一次同余式……等等，但都处于初等数学的水平。到了近代，西方数学由于对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产生，中国数学已显得落后许多。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出《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才使西方近代的符号代数学以及解析几何、微积分第一次传入中国。前者的原著是英国数学家棣么甘所著的《代数学基础》，后者的原著是美国罗密士所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基础》。

李善兰还创造了不少的数学名词和术语。例如，“代数”、“微分”、“积分”等名词都一直沿用到今天。而且也传到日本被沿用到现在。他还直接引进了西方的不少数学符号。例如=、÷、（）、＞、＜等等。但他却没有采用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码，也没有采用英文字母。这些问题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由后继者解决。

在李善兰之后，到六十年代末，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数学家华蘅芳为西方数学书籍的翻译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和英国人傅兰雅合作翻译了《代数术》、

（1873年）、《三角数理》（1877年）、《微积溯源》（1878年）、《代数难题》（1883年）、《决疑数学》（1880年）、《合数术》（1888年）等等。其中《合数术》是讲对数表的造法，《决疑数学》则介绍了新的数学分支“概率论”。华蘅芳所译各书，内容比李善兰等人所译丰富，译文也通畅易懂，影响比较大。

（2）近代物理知识的传入

在力学方面，前面所提到的李善兰和英国人艾约瑟合译的《重学》在当时是一部有水平的著作。全书共二十卷。前七卷介绍静力学，中间七卷介绍动力学，最后三卷是流体力学。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学者就把西方传入的力学知识称作“重学”。那时的王徵根据传教士邓玉函口授而编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中就有“力艺”、“重学”的名称，并对重心、杠杆、滑车、斜面等有所介绍。李善兰所译《重学》的原书，是英国科学史家胡威立所著的《力学》一书。原书共分三部分，译出的只有中间一部分，但这部分还算是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力学的一般知识，特别是把牛顿力学三大定律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此外，京师同文馆也出版了一本《力学测算》（丁韪良编著），用微积分来叙述落体、求重心等各种力学问题。可以补充李译《重学》之不足。至于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李善兰虽着手翻译而未完成，直到1931年才由著名学者、翻译家郑太朴全部译成汉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电学方面，所介绍的几种书大都属于电工学，而且多是属于对普通电器设备（包括电报、电话）的一般介绍。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些书籍是“西人电学日精，此皆十年前旧说。然中土无新译者，姑读之”，或是“书虽新出，而于近年讲求之新理未能采译”。

声学、光学和热学方面也都有一些书籍翻译出版。声学对“音浪”（声波）稍有讨论；光学所介绍的大都是几何光学方面的知识，对光的微粒说、波动说以及光的传播媒介“以太”说也略有介绍（当然，自从“相对论”问世之后，“以太”说已成为历史陈迹）。“热学”在当时也被称为“火学”，对三态物体（固态、液态、气态）受热后的情形也有详细的叙述。

一般地说，清末学者对当时最先进的物理成就的介绍都不是很及时的。但是，关于X射线和镭的发现的介绍可以算是例外。德国科学家伦琴于1895年发现的X射线，两年后就被介绍到中国，当时国内把它译为“通物电光”，以后又译为“然根光”、“照骨之法”、“爱格斯光镜”等等。关于镭的发现，则是由鲁迅于1903年介绍到国内的。他当时把“镭”译作“鈤”。

（3）近代化学知识的传入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中西贸易的不断发展，接触增多，加上修造船舶时工艺上的需要，各种无机酸实际上已经传入和使用。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化学知识著作，要以英国医生合信所编著的《博物新编》（1855年）为最早。

《博物新编》共三集，内容比较庞杂。它包括了天文、气象、物理、动物等各方面的内容。化学知识是该书第一集中的内容。其中谈到“天下之物，元质（元素）五十有六，万类皆由之而生。”说化学元素有56种，这反映的是西方十九世纪初期的水平。书中没有引入西方的化学符号，内容比较浅陋，没有系统。书中介绍了氧（当时称作“养气”或“生气”）、氢（当时称作“轻气”或“水母气”）、氮（写为“淡气”）、一氧化碳（称为“炭气”）以及硫酸（称作“磺强水”或“火磺油”）、硝酸（称为“硝强水”或名“水硝油”）、盐酸（“盐强水”）等酸类化合物的性质和制造方法。

首先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进行系统介绍的学者是著名化学家徐寿。1855年前后，徐寿从合信所编的《博物新编》中学到了一些化学知识，并且做了一些实验。1861年，由于他“通晓制造与格致”而被吸收到曾国藩手下作幕僚。徐寿和华蘅芳等人曾在安庆制造过一艘轮船，长50余尺，“制器置机，皆出寿手制，不假西人”，历时数年而成，时速40余里。这被认为是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汽船。1867年，徐寿转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作。当时这个厂刚刚开创，徐寿对“船炮枪弹多所发明”，但是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贡献，还在于译书方面。他在江南制造局参加西方科技书籍的编译工作，前后达十七年之久。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出版于1871年的《化学鉴原》。

《化学鉴原》概略地论述了一些基本理论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述及的元素已有64个。在翻译这些元素的名称时，首先要确定一个统一的中文命名原则。徐寿提出，元素的汉语命名，应取西文名称的第一音节，按形声字的规律创造汉文新字。如：金属固体元素加金字旁；非金属固体元素加石字旁；气态元素加气旁……读音则根据西文第一音节配以同音的汉字。化学元素的汉文名称的钠、锰、镍、钴、锌、钙、镁等等都是按此原则命名，而从《化学鉴原》一书开始使用的。徐寿首创的这个造字原则一直沿用到今天。

徐寿还译有《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和《物体遇热改易记》等书，再加上徐寿的儿子徐建寅所译的《化学分原》和汪振声译的《化学工艺》，江南制造局前后共出了八种化学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化学知识的各个方面。如有机化学、无机化学、1875年发现的新元素“镓”、以及物理化学的初步知识。

在哲学思想上，徐寿坚决反对国内的传统迷信。他不谈星命风水，不谈巫觋谶纬。婚丧嫁娶一概不用阴阳择日。冬烘先生津津乐道的五行生克之说，理气肤浅之言，徐寿对之嗤之以鼻。

（4）近代天文知识的传入

西方的近代天文学知识，自明末清初（十七世纪）以来，已有一部分传入。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哥白尼的日心说也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作了介绍，但其影响不大，甚至还遭到阮元等保守人士的攻击。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哥白尼的学说进一步传入中国。除了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略有介绍以外，对这一学说进行较全面介绍的，当推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一书。

《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作者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此书曾在西方风行一时，流传甚广。《谈天》是根据1851年新版译出，1859年在上海出版的。十五年之后，徐建寅又把到1871年为止的最新天文学成果补充进去，增订版《谈天》出版于1874年。

《谈天》一书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太阳系的结构和行星的运动，还介绍了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和行星摄动理论（包括其轨道根数摄动的几何解等）以及彗星轨道理论。对于恒星世界，如变星、双星、星团、星云等等也有一定篇幅的介绍。于是，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止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就大部分传入中国。李善兰在《谈天》一书的序言中，据理驳斥了阮元对哥白尼学说的攻击，用恒星光行差和近距恒星的周年视差证明了地球的绕日运动（公转），用矿井坠石证明了地球的自转，还用彗星轨道和双星相绕运动等现象证明了行星轨道确为椭圆，从而进一步说明西方天文学成果不容怀疑，是“定论如山，不可疑矣。”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近代的天文台也开始在中国出现。它们都是由外国人设立的。1873年，法国传教士在上海建立了徐家汇观象台。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设立青岛观象台。除了搞天象观测外，也搜集华北地区的气象、地磁、地震等方面的资料。

（5）近代地学知识的传入

最先向中国传入西方近代地质学知识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他于1846年来华，汉语水平较高。1853年用汉文编辑出版《地理全志》一书，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地理全志》第一次使用了汉文“地质”一词。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讲自然地理，下编中有地质论、地势论、水论三个章节涉及地质问题。地质论讲述地表、地裂、火山、地壳断层等知识，属于“构造地质”方面的内容；地势论讲述地貌及其变迁；水论则讲述水质、水分布、江河湖泊、海洋、泉、水流、水的浸蚀及沉积等等。慕维廉还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化石科学。他将化石定名为“飞潜动物之迹”，其形成过程是：在“石质未坚凝之先”，与泥沙俱沉，掩埋于地中而成。因此就可以用化石来探索地球的历史。这跟现代的科学认识很接近。

近代地质学的奠基者是英国地质学家赖尔。他的名著《地质学纲要》于1830年首次出版。后来又再版十次。1869—1871年由华蘅芳和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合译为汉文。据华蘅芳说，他们翻译此书的最初动机是因翻译《矿物手册》所需。他在序言中说：“因金石与地学必互相表里，地之层累不明，则无以察金石之脉络，故又与玛君高温翻译此书。”《地质学纲要》译成后，1873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书名改为《金石浅释》，又称《地学浅释》，全书三十八卷，配有大量绘制精细的插图。其内容是按岩石地层和地质史的顺序，从新到老论述地壳的组成物质、排列顺序和相对位置、地层的生物化石、人类的起源与地球的人口分布、自然界与生物界变化的一致性等，这是当时先进的近代地质学的完整的体系。通过此书的译介，自然进化论的观念最早传入中国，赖尔所划分的地质时代的名称也通过此书第一次传入中国。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的地质地理工作者也先后来华考察。

1862—1865年间，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考察了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并专门调查了北京西山的煤矿。著有《中国蒙古及日本之地质研究》一书。他提出中国的主要地质构成线是东北—西南走向，为之命名为“震旦上升系统”。后来讨论中国地质构造经常使用的“震旦方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868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华考察。他用了四年时间，考察了十四个省区。东北到达辽宁，西南越过秦岭进入四川，南自广东北上经湖南到武汉，考察面很广。凡化石、岩石、山脉、河流、地形、土壤、森林、农作物、村镇市街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等等都被尽量详细地记录下来，并不断向上海的英国方面汇报。回国后又向德国皇帝威廉第一（1861—1888年在位）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他著有《中国》五大卷，并附中国的地质和地理图数幅。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和有关中国主要地层和地质构造的论述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他写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湾》则为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提供了参考。

（6）进化论等生物学知识的传入

早在康熙时代（1662—1722年），就有西方的生理解剖书籍被译成满文。但因不符合当时的“国情”，清帝禁止这类书籍公开出版。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有第一部介绍西方生理解剖学方面的著作问世。这就是由合信和陈修堂共同编译，于1851年出版的《全体新论》。生理解剖学在当时被称为“全体学”。合信是1839年来华的英国医生，曾在广州（后来又去上海）开设医院。除了《全体新论》以外，他还编译出版了《妇婴新说》、《西医略论》（1857年）等医学书籍和《博物新编》、《物理学提要》（1855年）等自然科学书籍。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内出现的比较好的生理解剖学译著尚有：（a）英国人德贞著的《全体通考》十八卷，附图二卷，由京师同文馆出版。这本书论证较为详密，但译笔枯涩难读。（b）《全体阐微》六卷（有附图），1881年在福州出版。这本书对大脑和神经系统有较详细的介绍。在当时翻译的许多医学书籍中，大都有各种人体器官构造的附图。

关于动物学和植物学，也有一些书籍被翻译出版。其内容大致不超过当时西方一般学校教科书的范围。同时西方的若干农学书籍也被介绍进来。

前面提到的《格致汇编》曾译载过一篇讲演记录叫“人与微生物争战论”，说疾病大半由“极微细之生物所成”，这表明细菌和微生物学说也开始传入中国。

西方传入的生物学知识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进化论”。

英国科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在西方世界引起了震动。但开始传入中国却是在1873年。这年由华蘅芳翻译出版的《地学浅释》中初步介绍了达尔文学说，却没有提到达尔文的名字。1891年发行的《格致汇编》的“博物新闻”栏内正式报道了进化论的观点，但仍然没有提达尔文的名字。比较系统地将达尔文进化论介绍进来的是严复。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其中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物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游寰瀛，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褒其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自其书出，欧美二州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牛顿）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他在介绍达尔文《物种起源》时，着重介绍了其中的两章：“其书之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

从1895年起，严复还着手翻译英国人赫胥黎（他自称“达尔文的斗犬”）所写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译著改名为“天演论”。最早在他自己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分期刊登，后来又出版为单行本，影响很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认识深入人心，为当时的维新变法，救亡图存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四）各种技术知识的传入

（1）铁路的兴建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和各种官营、官私合营以及外资在华创立的工矿企业的建立，各种应用科学技术也陆续传入中国。这种传入由于涉及到工矿企业的开设，与洋人在华利益有关，因此几乎每一项都有洋人插手。同时也因为新技术的采用，将使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一步解体，因此几乎每一项新技术的引进，都要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和反对。铁路的兴建就是一个例子。

1863年，英美在上海的侨商向清政府建议修筑上海到苏州之间的铁路。第二年，英国人司蒂文生更提出一个包括四大干线在内的《中国铁路计划》，但都未被采纳。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修建了一段一千米左右的小铁路，试跑小火车，但被清朝官府以“观者骇惊”为理由限期拆除。

实际上在中国修造的第一条铁路，乃是1876年由英商在上海和吴淞口之间修造的轻便铁路，全长20千米。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坚决反对，最后竟以28万两的价银买下拆除。以后又有多次兴修铁路的计划，都因顽固派官员的反对而没有实现。其理由非常可笑，说什么“穿凿山川，必遭神谴，变更祖制，大祸将临。”兴建后能够保持继续运行的铁路，乃是1880-1881年修筑的唐胥铁路。这是为了开滦煤矿运输煤炭的紧急需要而被迫保存下来的。在唐胥铁路通车的同时，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机车投入使用，它的牵引力约为100吨。后来它逐渐向两端扩建而成为通往东北地区的京沈线，全线断续施工，直到1911年才全线通车。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着手在台湾修筑铁路。1887年在台北兴工，1891年通车基隆，1893年又由台北修到新竹，全长98千米。

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积极抢夺在华修筑铁路的特权。从1895年到1911年，平均每年兴建铁路500多千米，但绝大多数都掌握在洋人手里。1911年前后，全国已建成的铁路有9600多千米，主要干线有京沈线、京汉线、津浦线、沪宁线、京绥路、东清铁路、哈大线等。其中由中国自己控制的不超过百分之七。

与此同时，在各干线的沿线也都相应地建起车辆、桥梁以及其他铁路零配机件的工厂。如唐山制造厂、山海关桥梁厂、长辛店、郑州和汉口江岸工厂、京张线上的南口车辆厂等。西方近代铁路工程的各方面技术，就是在这些工厂和各条线路的修建过程中，陆续被引进中国的。在中国铁路工程技术发展初期，杰出的工程师詹天佑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主要业绩，一是滦河铁路大桥，二是京张铁路。

（2）近代冶金技术的传入

西方冶金技术的传入，最早也是由洋务派所提倡，并且是在他们所兴办的各种工厂中引进的。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1890年开始设立炼钢厂，建起15吨酸性平炉一座，每日可出钢3吨。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座炼钢平炉。

1893年在湖北建成汉阳铁厂，厂中建有100吨高炉两座。8吨平炉（酸性）一座。中国第一座近代化高炉于1894年5月在汉阳铁厂开炉生产。

1908年2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1890年建厂，是中国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露天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初步形成了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在炼钢技术方面，截止1913年，汉冶萍公司的钢厂有煤气发生炉18座，平炉配有50吨吊车二台，30吨吊车一台；平炉每炉装铁水20吨，废铁10吨，每8小时出钢一炉。上述设备大都从西方名厂引进，技术水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除了汉冶萍公司之外，中国近代北方的冶铁炼钢厂矿还有：1915年本溪湖铁厂开始出铁；1916年开办石景山钢铁厂；1919年鞍山新建高炉出铁。本溪和鞍山的铁厂都有日本资本插手其中，这两个厂就是以后“鞍钢”的前身。

（3）从西方传入的其它各种工业技术

机械制造方面：1865年设厂的江南制造局，从美国引进机器，除有锅炉、蒸汽机作为原动力机械以外，还有打眼、绞螺丝、镟木、铸弹、制造枪炮等等的工作机械，并设有气锤车间。1866年民营的“发昌机器厂”开办，这个厂于1869年开始使用近代车床。

造船技术：1865年徐寿在安庆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汽船，1868年江南造船厂第一艘“惠吉号”下水。1869年福州造船厂也开始制造新船。但是，各厂所造船舰的关键机件，如汽机，推进器等大都选用西方的成品进行装配。

化工：1853年上海老德记药房（英）可以配制西药。十多年后开办的上海江苏药水厂可以制造酸和碱。七十年代上海美查肥皂厂开始造肥皂。1895年江南制造局试制无烟火药。1878年开滦煤矿开始西法机器采煤。同年在台湾淡水开始用西法钻探石油。

纺织技术：机器缫丝于1861年已经开始（上海，英）。1872年侨商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设立“继昌隆”机器缫丝厂。1889年上海织布局最早引进西方棉织技术。

印刷技术：用西方印刷术印制中文书籍，最早要算是1819年在马来亚印制的中文圣经（有中国印刷工人参加）。1815年有人在澳门铸造中文铅字，其后美、法等国的传教士都有在国外制造的中文铅字传入国内。1872年上海申报馆引进手摇轮转机。新式的双回轮转机是1919年引进并开始使用的。石印技术于1876年传入中国。

其它轻工业：上海华章纸厂于1881年开始引进机器制纸技术。上海熟皮公司于1882年用西法制造皮革。1880年上海“自来火局”开始生产火柴。天津老晋隆洋行于1891年开始用机器卷烟。

农产品加工：1863年在上海开始有机器磨面和碾米。七十年代还有机器榨油、酿酒、机制糖等技术传入。

民用事业：1864年在上海创办煤气厂，1891年开办自来水厂，1882年开办电灯厂。1880年开办天津电报局，但在此以前，电报已经传入中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丹麦驻华使馆都曾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僚表演过电报技术，但那些官僚的反应却非常冷淡。其中一个翰林居然轻蔑地说：“天朝四千年来没有电报，仍然是一个泱泱大国！”

（五）西方医学知识的传入

早在明末清初就由传教士把西方近代医学知识传入中国，除有关人体解剖学方面的知识以外，对西医、医院概况、医学教育等也略有介绍。康熙年间传教士石铎琭著有《本草补》一卷，这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药的专著。康熙本人曾经接受西医的治疗，治愈疟疾、心悸、唇瘤等症。但此时西医的影响并不大，传统的“中医”仍处主流地位。

十九世纪前后，随着西方科技的日益进步，医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外科、产科、眼科等手术疗法已有明显的疗效。到了鸦片战争前后，这些新的西医、西药便随着传教士和洋商贸易进一步传入中国。

1805年英国船医皮尔逊把西方的种痘法介绍进来，并写了《种痘奇方详悉》一书。1820年英国传教士玛礼逊、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诊所。1827年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澳门设一眼科医院，第二年又在广州设一医院，聘请白拉福和柯克斯共任医职。1835年美国医生伯驾也在广州开设一所医院。这是国内出现最早的几家西医医院。到1876年，全国教会医院已有16处，诊所26处，1905年，西医医院增至166处，诊所241处，1919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50处。

教会在开设医院的同时，还在医院附设有学校。如1839年来华的英国医生合信曾在香港设立医校，招收少量学生培养为助手。1854年美国的嘉约翰夫妇在广州设立博医局，附设医学校，这是近代西医学校在中国的开始。这类学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设立的最多，比较著名的有广州夏葛医学校（1901年）、上海震旦医学院（1903年）、北京协和医学校（1906年）、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1908年）、四川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0年）以及沈阳南满医学堂（1911年）等等。

近代西方医学书籍的传入，是从合信于1851年编译《全体新论》等书开始的。其后嘉约翰在1859至1886年间编译出版了西医、西药方面的书籍有20余种，如《西医略释》、《裹扎新法》、《皮肤科新编》、《内科闻微》、《眼科摘要》、《割症全书》、《炎症略论》、《内科全书》等。稍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编印了介绍西医西药的大量书籍，计有《儒门医学》、《西药大成》、《身体须知》、《药性总考》、《全体图说》、《西洋伤科要览》、《内科理法》、《全体阐微》、《眼科撮要》等书。同时，英国传教士德贞在北京同文馆也编译了若干西医西药著作，如《全体通考》、《全体功用》、《西医举隅》、《英国医药方》等。

这一时期的西医药杂志也在流行。如1872年北京出版的《中西见闻录》（就是著名的《格致汇编》的前身）、1880年嘉约翰在广州出版的《西医新报》和1888年上海出版的《博医汇报》等，都是比较早的医学刊物，其中以《博医汇报》影响较大，它就是后来的《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的前身。

西药厂开始于1853年，上海的老德记药房是第一家。其后又有德国人于1868年办的科发药厂，和英国人于1886年办的屈巨氏药房等。

西方医学知识的“东渐”，为中国医学的发展注入了不少新的内容。国内从十九世纪末期起，也开始自办西医教育。如1881年在天津设立医学馆，1891年改名“北洋医学堂”。1902年天津又创办北洋军医学堂，等等。

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是中国步入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