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传播也有“塔西陀陷阱”
“塔西陀陷阱”的概念现在很流行，许多人都知道它的含义：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其实在舆情传播上也有一个类似“定律”：当某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如果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无论它是大是小，都会备受关注。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在山西长治市24名教师学校放假后“AA制”聚餐被通报引起社会反弹后，福建三明市两名老师又因为在占道经营的摊点买菜受到同样的处分，招致物议纷然。
两起事件有不少共同点：处分的对象都是老师，处分的方式都是通报，处分的事由都处于“公”与“私”的模糊地带：长治的老师聚餐非法定假日，但学校放了假；三明两名老师是下班在路边买菜；两起事件最后都以撤销处分了事。
从舆论反应和最后撤销处分的结果看，这两桩对教师的处分显属不当。但我并不同意一些人对纪律监察部门“专拣软柿子捏”的指责。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对其他有同样情形的人网开一面，就不能把箭射到执法不公的靶上。我觉得应该检讨的是，对于涉嫌违反规矩的人祭起严明纲纪的利器时，应准确把握其所犯错误的类别和性质，特别是厘清公权私域，像三明市撤销通报时所称的，“把倡导性要求与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区分开来，不宜把处分像舞棍子一样，谁躲开谁好彩，扫着谁谁倒霉。
这种舆情“塔西陀陷阱”更早时曾发生过。今年第14号台风“莫兰蒂”过境，有两个人倒了霉：一个是浙江某县教育局的科长，在救灾现场将手搭在两个人肩上被抬过一段淤泥道路——实情是当天早上当事人接到通知到局里开会，去现场时来不及换鞋，在现场抬他过去的人是原来相识的正在定损的保险公司人员。另一位是福建某媒体的女记者，在采访灾后重建现场时，穿着休闲，打着伞，手腕还挂着一个皮包，身体有些不庄重地向后仰着。两个人在照片曝光后，分别被宣布免职和停职。
这两件事都引发了争议。两者有些微妙的区别：前者拍照的人觉得这种互相帮助体现了正能量，把它发到了朋友圈，也许因为身为政府官员的缘故，较多网友认为当事人被免职活该；后者不知道是否因为当事人是女记者，羸到更多的同情，认为女记者只是为了避开镜头，播出时观众又看不到，将其停职是小题大做。
我个人觉得，这两起事件当事人的行为显属不当，但一顿严肃的批评足矣。有关部门之所以将他们免职或停职，明显跟引发的争议有关，急于通过处分来平息舆情。但既然是争论，说明舆论并非一面倒。常言道，理不辩不明，有争论说明有分歧，有人反感或反对，但也有人同情或支持。如果一有争议就祭起处分之剑，固然取悦了一部分人，但对另一种民意无疑是一种漠视。
凡事一有争议就挥刀斩乱麻处理人，这种应对舆情的方法被称之为“紧急止血法”，跟抛售股票止损差不多。在一些人眼里，手下出了事，单位蒙了羞，弄不好会烧到自己身上，因此先把人处理了再说。但这样的处理太过粗糙，既难以服人，也难以服众。处分的目的除了惩戒当事人，同时为了使他人引以为戒。仅仅因为有争议处分人，被处分者固然自认倒霉，但大家对当事人的同情也会抵销处分的效果，这显然有损于纲纪制度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说到制度的严肃性，有个故事。宋神宗有一次非常生气，一怒之下降旨要杀一个负责漕运的官员，宰相蔡确拿出“祖宗之法”称不能杀。神宗说：“不杀可以，那就刺面把他发配到最荒凉的地方去！”大臣章惇（就是史书里陷害苏东坡的那位）认为这是对士大夫的侮辱，“士可杀，不可辱”。神宗极端不爽，大叫：“（我身为后皇上），快意事怎么就做不得一件！”章惇顶嘴道：“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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