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郁达夫早期试作《两夜巢》（2）
再说郁达夫早期试作《两夜巢》（2）
二、《两夜巢》与《沉沦》的比较
通读《两夜巢》，明显感觉到是以浙江省教育会视察团的一团到日本名古屋考察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过程为线索的，但又隐含着另一条线索，中国留日学生的情感历程。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其创作时间应为1919年，那么具体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却很难确定。查《郁达夫全集》“日记卷”，1919年1月到1919年4月间的日记，只有三天的记录，可能还有一些日记没有发表，笔者在拿到《两夜巢》的时候，陆费澄老太太还交给我两篇誊清的日记（见上文）——1919年2月16日和17日的日记。而在五月的五日、六日、七日连续三天有记录，而且都是与“五四”运动有关联。记上这些内容似乎是与《两夜巢》没有任何牵连，而笔者是想借此来推断其创作的具体时间可能就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否则，笔者认为也有可能会在小说中有所隐含。
这样，笔者又可以回到其创作艺术的问题了，如果说其创作时间是在3、4月间，那么，他还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上学。我们又可以来分析一下其当时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了。
1914年7月，郁达夫考入“一高”后，初读一部（文科），后遵兄意在即将毕业时转入三部（医科）。在学校里虽然功课紧张，但课暇之余，“也居然读了两本俄国杜儿葛夫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郁达夫由此渐渐开始了与西洋文学的接触。
1915年9月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对西洋文学的兴趣就更加浓厚了。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了德国名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他还说：“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而冯乃超也曾说到，郁达夫只要有了钱就去买书，而且他还常把读完的新出版的原著拿去卖掉，再买走一些其它的书。
另又据日本学者考证，郁达夫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阅读西洋作品上，在学校图书馆借阅的方式也与众不同，据说是整排整排的借，而且阅读速度相当地得快。
即使以上的叙述有所夸张，但也足以让我们看到郁达夫当时对西洋文学的痴心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郁达夫的创作来源于西洋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但此时（郁达夫在八高时期），郁达夫的创作兴趣可能还停留在诗词创作上，查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的《郁达夫诗词抄》，从1915年到1920年共计172首，1915年为26首，1916年为36首，1917年为25首，1918年为27首，1919年为40首，1920年为18首。如果把1918年的《寄和荃君原韵四首》、《夜闻猛雨风势撼楼两首》、《自述诗十八首》、《客感寄某两首》、《盛夏闲居，读唐宋以来各家诗，仿渔洋例成诗八首录七》、《题写真答荃君三首》、《题仕女图四首》、《赠吉田某从征两首》分解开来的话，就有52首，按照这样的方法计算，1917年也达49首。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只能说是试作。
但由于西洋文学元素的不断累积与沉淀，与其留学时期的情感生活一碰撞，自然也如其诗词创作一样，“不免要养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儿子”。
而在这个时期，郁达夫的留日生活又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感受到了日本的崛起：
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明治的一代，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老树上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浑成圆熟，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郁达夫《雪夜》）
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弱国子民的感情遭遇：
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那且能够坦白到象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
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旧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郁达夫《雪夜》）
对于感情遭遇，郁达夫在其成名作《沉沦》中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表现，但在《两夜巢》中却缺乏表现力。
在《两夜巢》中，关于是否爱国，有这样的描述：
依他们二人说起来，在外国地方把中国人的短处显出来，就是同不爱国的人一样，就是最大的国耻。所以他们二人最恨的事就是与乡下新来的土老儿作一处。他们二人也并不是耻为中国人，因为外国人时常骂中国人如牛如马，不晓得清洁，贪贱贪小，卑陋愚鲁。所以他们二人最喜欢把我们中国人的那一种洁丽宽宏，聪明豁达的态度显出来给他们外国人看看。因此他们二人看见同胞在外国出丑的时候，每恨不得钻下地去，这一回他们二人看见那阳明学者去问警察的时候，他们跑开去的理由，大约也在此了。
这如同他在自传《雪夜》中的描写一样：
新兴国家的气象，原属雄伟，新兴国民的举止，原也豁荡，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这东方古国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却终于是一种绝大的威胁。说侮辱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咎由自取，还是说得含蓄一点叫作威胁的好。（郁达夫《雪夜》）
特别是关于中国教育视察团在到日本小学视察的途中，日本一般百姓对中国人的态度以及发种种少年的感受，还停留在一般的陈述中，缺乏更生动的心灵意识的流变：
你看乡间的一个市镇里，忽然到来十五六个穿奇衣服的人，缓缓的在路上行走，好奇的人那有不惊异的道理，少见多怪来看看到还说得过去，但是他们口中说的话，那真是不可忍得的了。“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群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外国是同“亡国民”那三个字一样，并且有时候在我们中国人耳里，比亡国民三字更加难听，你看他们二个少年，一听得这三个字，教他们怎么能忍得下去。这一天看了小学神宫金城各处，回到旅馆之后，那发种种的少年竟伏在室中的一方角里把头脑包藏在外套中间，杀声抑气，乌乌咽咽的哭起来了。（郁达夫《两夜巢》）
《沉沦》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但已超越了简陋的叙述，而进入到心灵的流变与自我意识的回馈之中，将现实与体验及其心灵深处的懦弱和困闷极其细腻地展现出来，让读者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撼动了一代人的灵魂。
但显然，在《两夜巢》中还是非常浅显地在叙说一种遭遇，却缺乏小说的表现力。即使是在表现两性关系上，与《沉沦》相比，无论如何也显见其的拘谨。
在《雪夜》有郁达夫大胆地暴露了其进入青春期的的苦闷与经历：
名古屋的高等学校．在离开街市中心有两三里地远的东乡区域。到了这一区中国留学生比较得少的乡下地方，所受的日本国民的轻视虐待，虽则减少了些，但因为二十岁的青春，正在我的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是在这一年的寒假考考了之后、关西的一带，接连下了两天大雪。我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了东海道线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在孤冷的客车里喝了几瓶热酒，看看四面并没有认识我的面目的旅人，胆子忽而放大了，于到了夜半停车的一个小驿的时候，我竟同被恶魔缠附着的人一样，飘飘然跳下了车厢。日本的妓馆，本来是到处都有的，但一则因为怕被熟人的看见，再则虑有病毒的纠缠，所以我一直到这时候为止，终于只在想象里冒险，不敢轻易的上场去试一试过。这时侯可不同了，人地既极生疏，时间又到了夜半；几阵寒风和一天雪片，把我那已经喝了几瓶酒后的热血，更激高了许多度数。踏出车站，跳上人力车座，我把围巾向脸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咙叫车夫直拉我到妓廓的高楼上去。（郁达夫《雪夜》）
而在试作《两夜巢》中虽有关于“发种种少年”与“梅儿”的夜半谈话，即使有“亲吻”这一细节，也是相当含蓄的（这一点将在下一节中再作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中，笔者认为，试作还比较讲究小说的结构与线索，也讲究人物的安排，但小说的表现力度来说，还停留在一般的陈述与叙写，而对于如何进一步地表现人物的情感历程与心灵体验，与《沉沦》还相差一大截。因此，只能是试作而已。
作者：苏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