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楼梦》挑战我们的阅读经验
据说，有家出版社调查当代青年“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红楼梦》名列榜首。近年来，《红楼梦》作为传统经典被列入高中生语文必修的整本书阅读单元，“死活读不下去”，成了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虽然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不无幽默地说，经典就是那种人们经常在谈论却很少自己去读的书，但就《红楼梦》而言，人们很少读或者读不下去，又有其特殊性。
不止一名中学生对我抱怨说，翻开《红楼梦》，故事没开始，人物倒先看到了一大堆，实在有些头晕。当然，作者为了避免读者发晕，其实已经努力调动了一些策略，在第二回让冷子兴与贾雨村对谈，把主要人物关系作了基本梳理，但因为这样的梳理故事性不强，所以未必能提高青年读者的阅读兴趣。另外，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诗词曲赋，也常常对读者理解构成了障碍，最初接触《红楼梦》，不少人会感觉这些韵文插入，打断了情节的发展，也是妨碍读者继续读下去的原因之一。
记得我从初中开始读《红楼梦》，当时对书中的诗词曲赋一概跳过不读，一方面是读不懂，另一方面也发现不了其对推动情节、刻画人物有什么作用。后来买到蔡义江的一本《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结合了这本书的注释再来重读《红楼梦》，才算对其中的韵文特别是人物创作的诗词有了兴趣，但现在来看，当时自己的理解并不到位。比如我一直把第七十回薛宝钗“咏絮词”中结尾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视为她的野心勃发，也把“上青云”这样的词语，作为理解这首词的关键。但后来重读全词，发现这首词主要是作为别出心裁的翻案创作来反驳黛玉等人的创作的。那么，黛玉把东风看作柳絮的对立面，所谓“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到了宝钗词中，就成了互助式的和谐关系，所谓“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相比之下，那些似乎可以摆脱东风具有自主性的蜂蝶，反而显得一团糟，在宝钗笔下成了“蜂围蝶阵乱纷纷”。如果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薛宝钗“咏絮词”的结尾，我觉得其“好风凭借力”，才是作品的关键。也就是说，努力让主体与客体建立起和谐关系，让主体柳絮从东风中借力，这才是这首词的重点，薛宝钗日常的为人风格，又何尝不是体现了这一点？
不过，我强调自己对《红楼梦》中人物创作的诗词曲赋的兴趣是逐渐提高的，并不意味着，从文学鉴赏角度说，这些诗词曲赋在小说中是最重要的。
我始终认为，《红楼梦》中语言描写最成功的部分，是关于人物的对话，这是小说的主要文本，而韵文只能算从属的、其次的副文本。尽管我有位同事的女儿，才刚升初中，就几乎背诵了林黛玉的全部诗词，然后到我这儿主动要求接受测试。我当时很惊讶，问她何以有这么高的兴趣，她说因为她读林黛玉诗词比读杜甫的诗有更大的感动，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林黛玉的创作比杜甫还要好呢？我笑说，怎么可以这么比？一方面杜甫的诗作她读得并不多，她的理解也未必到位。关键还在于，她是在读小说、读林黛玉的人生经历，在进入小说的语境、在深深的感动中，同时读林黛玉诗词的。而对于读杜甫诗作来说，她，也包括许多读者是把作品从其生活中抽离出来阅读的，所以这样的比较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说到《红楼梦》人物太多，作者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个麻烦（尽管不回避这样的麻烦是构成其伟大的重要原因），也许他也怕把自己给绕晕了。所以，他在刻画人物时，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结构化的设计，帮助读者来理解，其实也是方便他自己来把握。比如第二回冷子兴和贾雨村的对话只是大致厘清贾府家族间的各代人物关系，但还有众多的丫鬟小厮，就需要我们在阅读中去慢慢摸索。我也是在最近重读中，发现了其他一些结构关系，比如俗称的“琴棋书画”正好给贾府四位小姐的大丫鬟命名，但如果再深究一步，就能发现，除开进宫的元春不提外，大丫鬟司棋所跟的迎春，正好是喜欢下棋的，侍书所跟的探春，又是留在贾府中的三姐妹中最有文化的，诗社就是她发起成立的，而入画跟从的惜春，正是擅长绘画。这样，丫鬟和小姐间，就不是简单的名称对应，也有人物关系的兴趣联系，在阅读中梳理类似关系，无论对提高记忆还是加深理解，都是有帮助的。
就《红楼梦》来说，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正因为它人物众多，类型多样，所以其内部是大体平衡的，这正是整本书阅读带来的一种人物的全景式理解。
《红楼梦》人物中有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也有理性能够控制情感的薛宝钗，而探春又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即使在女性层面，《红楼梦》中人物性格也是极为丰富的，让人在阅读时更有可能取得整体的平衡。从我的立场说，我最早认同林黛玉，但后来，随着我长大，随着我的重读，我发现如果我只认同林黛玉，把其他人一概排除，最后我的头脑就可能只剩下多愁善感了。因为只挑其中的一个人来欣赏或者去认同，这本身就有问题。其情形，一如面对一个广阔的生活世界，我们不能只取一点来认同，特别是无论生活还是小说，已经提供给读者足够宽广的世界时。尽管我有我的倾向和立场，但我也可以对其他人物持有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当然，多愁善感也不能绝对说是负面的，或许多愁善感能为进一步走向悲天悯人的大境界、建立起人格意义的真纯情怀提供一种契机。但这种情怀的建立，不是让我们简单认同，这需要在作品提供的多样化人物的理解中，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深一步思考。
其实任何一本伟大的书的诞生，都是要应对时代的问题。明末清初最大的文化问题就是传统的礼仪变得越来越虚伪，这时候人们怎么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曹雪芹是站在“情”的立场，通过贾宝玉建立起他的价值观，希望重新用“情”使得本来已经变得客套虚伪的礼仪，能够充实起来。就是让外形和内核有一个重新的联系。这实际上是明代或者更早的时候一直在讨论的：当礼仪让人变得虚伪时，人该怎么做？有人很激烈地抨击礼仪，但他们不是对礼仪本身反感，是因为礼仪被抽空了，完全成了一种虚伪、一种外在的客套。《红楼梦》也呈现了这种复杂的思想，它一方面好像极力用贾宝玉来破坏这种虚伪的礼仪，但是它又塑造了坚决执行礼仪的人，探春就堪称典范。薛宝钗做起事来，有时候还有私心，包括在协理大观园的时候，她建议承包给跟自己家的丫鬟莺儿有关系的人。她虽口中说你们自己去商量，跟我没关系，但最后读者会发现，受益者拐弯抹角下来和他们家还是有关系。探春就不一样，探春绝对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对她的亲生母亲赵姨娘也没有任何偏心，因为她是庶母，按照礼仪就不予认可。探春这个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曹雪芹的理想，尽管我们觉得她太不近人情。但她自己不会觉得不近人情，因为按照当时的礼仪规范，她就应该这么做。
总之，读不读《红楼梦》，“死活读不下去”还是“死活要读下去”，这是在考验读者、挑战读者，把心灵世界投向一个怎样的世界，是把小说人物、把自己、把传统文化充分展开的内在矛盾，比如“情与礼”的冲突，放在怎样的平台上来思考。而这种深入思考靠一次性阅读，是很难获得清晰认识的。
（作者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教育报》2021年05月06日第10版
作者：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