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川战役”与云南卫所军功研究
摘 要：麓川平缅宣慰司之乱关涉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和明朝国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南卫所职役在麓川战役中系本省参战，肩负着护国捍边的重任，其获功依据主要为阵亡功、奇功和头功。“冲入敌阵”“深入敌境”的奇功以及“当先破敌”“出哨杀敌”的头功，均需莫大的勇气，尤其是内陆移入云南的职役群体，面对麓川地区复杂的环境和边境危机，军功升赏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加职役群体的战斗力，更有利于麓川叛乱的平定。军功授予依参战地点环境的险恶程度、战阵的难易情况区别升赏，是为明朝廷“以靖边境”“护国捍边”的实际举措。由于麓川战役持续时间长，大小战役众多，过程复杂，嘉靖、万历年间，明廷对麓川战役获功者子孙应袭、应革功次作清理时，规定：奇功、头功袭职仍循旧例，仅对麓川战役中越升职级者和查无头功、奇功字样者减革，折射出西南边疆地区制度、文化与内陆的差异，使得中央对其实施不同的治理策略。
关键词：麓川战役；《武职选簿》；阵亡功；奇功；头功
明正统时期发生的麓川平缅宣慰司地思任发之叛，关乎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和明朝国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学术界主要对麓川战役中的粮饷供应、过程、影响、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考究，尤中、百川两位学者在边疆研究视角下对明代麓川问题进行了新探讨，为回归历史的真实做出了重要的努力。(1)面对明朝解决麓川问题的是非曲直众说纷纭，陆韧对六百年来相关争议做了一番梳理，通过对“三征麓川”的历史进行探本寻源，试图说明边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2)然而，麓川叛乱中，云南卫所职役群体系本省参战，在因应明代地方性军事和族群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云南卫所职役作为平定麓川叛乱的主力，肩负着护国捍边的重任，因参与平定麓川叛乱所获军功升授情况如何？麓川战役中卫所职役群体获功依据是什么？云南卫所军役群体如何通过麓川战役获功，从而实现由军役到武官的身份转变？上述问题学界却少有关注，且甚少利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所载大量参与平定麓川叛乱的《武职选簿》(3)档案对麓川战役进行研究。由于陈陈相因地记载明代卫所武职袭替履历的《武职选簿》，其实还包含丰富的边防、海防及民族军事史料，尤其是针对具体军事事件的史料，可以补充史籍文献记载之不足。笔者仔细阅读《武职选簿》档案发现：云南都司有诸多卫所武官、军役群体曾参与麓川战役，且通过麓川战役获功升授相应武官职级，通过这些武职履历可对麓川战役的诸多真相、细节有更为深入、客观地补充。基于麓川的侵扰已经“贻患边境”“示弱外邦”，导致西南边疆失控，危害国家安全的严峻形势，本文拟以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临安卫、云南后卫、越州卫、木密关守御所、凤梧守御所等《武职选簿》档案为核心史料，从云南卫所职役在麓川战役中的军功升赏角度探讨统治者“以靖边境”“护国捍边”的举措。
一、明初军功制度的确立及其演变
明代军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与军事活动有关的一切功绩，狭义指卫所武官可以借以世袭的功劳。在明代，武职升陟与军功有着密切的关系，“武职非军功不得袭授”(4)是明初以后卫所武职袭替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作为武职世袭依据的军功主要是指卫所军役、旗役因参与战阵而晋升至武官阶层时所依据的功劳，或已具有武职身份者因直接参与战阵所获得的可以作为升袭依据的功劳。通过比对《武职选簿》资料及《明实录》等有关史籍的记载，明初在战阵中获功的主要形式有阵亡功、奇功和头功。
（一）明初“阵亡功”的确立及演变
“阵亡功”即指卫所官、旗、军、舍人在与敌对阵时，被敌杀死，子孙袭职因阵亡升授职级的补偿。作为明代卫所武职军功之一，有关阵亡功次的升赏规定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从明初到明中期，阵亡法则经历了从抚恤性赏赐向升授职级转变。洪武时期，卫所官、军阵亡升级，并没有成为一种惯例，阵亡“只赏不升”在当时是一种较为普遍现象。洪武十二年(1379)“赏征进广西猺贼有功者，指挥人绮帛各五匹，自千户以下各有差，阵亡者倍之；随征无功者，指挥人绮帛各三匹，自千户以下亦各有差，军士人钞二锭，阵亡者倍之。”(5)此规定将阵亡区分为有功、无功而分别给赏，各依其本身官阶而有等差。洪武十九年(1386)，“令从征官没于阵所者，子孙袭职升一级”(6)，此次关于阵亡的规定，仅限于从征官没于阵所者，其子孙袭职升一级，而对军役群体阵亡者未有规定。可见，明太祖时，因阵亡升授职级的规定开始出现，但尚非普遍现象。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399—1402)间发生了靖难之役，其中白沟河、齐眉山、夹河、小河诸战役中，双方阵亡人数较多。但由于靖难之役的特殊性，永乐初，对于靖难之役中朱棣阵营的阵亡将士，多升授职级二级，而对于建文一方的阵亡官军，则不予过问。虽都是阵亡，但因阵亡双方分属敌对不同的阵营，由此而导致子孙袭职时出现阵亡升二级和阵亡不升两种截然不同的阵亡待遇。靖难之役结束后，洪武三十五年(1402)朱棣规定：“太祖高皇帝恩养者、奸臣迫胁、调遣拒战、冲冒矢石，情有可悯，见存者俱还原卫所，其有阵亡、伤故、失陷、病故者，官则传袭其子孙，旗军每户赏钞五锭。”(7)该规定说明靖难之役结束后，太宗对于建文阵营的阵亡军官，准许其子孙袭革除以前原职。云南都司卫所选簿可与《明太宗实录》互证，选簿档案详实记载了云南诸卫所武官参与靖难之役阵亡，其子孙未升职级而仍袭原职之详情(见下表1)。
上述诸例皆系靖难之役期间，云南诸卫武官在白沟河、夹河、小河、灵璧等地阵亡后，其子袭职时均未升职而仅袭其原职，这也间接表明云南右卫、云南后卫、临安卫、云南左卫等武官曾系建文阵营被调征燕王，并在靖难之役中遭受重创。尽管永乐时期朱棣因为敌我阵营的差别而对军功进行了重新界定，但阵亡升授职级的做法却因酬功靖难将士的需要而得以推广。永乐八年(1410)，朱棣率军亲征阿鲁台，在对从征将士进行论功行赏时，规定“阵亡、伤故者加赏之半。”(9)宣德九年(1434)十月，明廷论四川总兵官都督佥事方政等讨松潘，规定：“将士有功二次以上及功一次就阵亡者，升一级。”(10)此次论功，官军阵亡等同于获功一次。
概言之，洪武、永乐年间，除靖难功之外，阵亡大多只给予赏赐，其中偶有因将领阵亡升级的例子，但属少数，阵亡升级没有在中低级卫所武官及旗军中普及。直至正统年间，事关明王朝兴衰及国防大计的麓川之叛的平定，阵亡才渐有“功”的含义，开始逐渐形成了阵亡升一级的惯例。
（二）明初“奇功”和“头功”的确立及演变
对于奇功、头功，明代不同时期内涵不同，界定标准变动不居。洪武时期，只有论功高级将领或追述开国勋臣生平之时才用“奇功”一词，故得此功劳者较少。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在追述阿鲁浑河战役中阵殁的骁骑左卫指挥使周显生平勋绩时称：“从讨友谅，大战鄱阳湖，累著奇功。”(11)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规定：“凡开国功臣，死后俱追封三代，其袭爵子孙非建立奇功者，生死止依本爵，著为令。”(12)由此可知，洪武时期，奇功泛指特别的功勋、功劳，还未成为一种军功赏格概念。
永乐时期，奇功、头功开始成为具有严格内涵的专用名词，奇功升二级，头功升一级的规定得以推广应用。洪武三十五年(1402)明太宗规定：“对敌之际，冲入敌阵，搴旗斩将，遏敌阵敌，众军随之克敌；深入敌境，得其声息，众军乘之破敌；鏖战之际，胜败未决，能出奇制胜，以少击众；别队为敌所制，率众救援克敌等情况均为奇功，升二级。严整队伍当先破敌、出哨杀退敌人得其声息，或随军殿后等情况皆为头功，升一级。”(13)永乐九年(1411)八月，礼部、兵部奏锡兰山战功升赏例：“凡官军奇功升二级，头功升一级；指挥、千户、百户，存者递增其秩，亡殁者与其子。总旗奇功，存者升实授百户，亡殁者子升试百户；头功，存者升试百户，亡殁者子孙实授总旗。总甲奇功，存殁俱升试百户；头功，存殁俱升实授总旗。小旗奇功，存者升试百户，亡殁者子升总旗；头功，存者升总旗，亡殁者子升实授小旗。小甲奇功，存殁俱升总旗；头功，存殁俱升实授小旗。校尉、力士、军人、火长、带管、舵工、哨班、碇手、军人，奇功不问存亡俱升总旗，头功俱升小旗；舍人、余丁、老军、养马小厮，奇功、头功悉如校尉军人之例，不愿升者，加倍给赏。”(14)此次升赏例，以官军奇功升二级，头功升一级为总原则，并对存者、亡殁者加以区分，这表明奇功升二级、头功升一级在永乐九年(1411)对锡兰山战功的升赏例中得以进一步推广应用。
永乐十二年(1414)对奇功与头功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解释：“与虏贼交锋之际，突入贼阵透出其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向前冲入贼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败贼众，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进，前者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杀败贼众者，皆为头功。”(15)此次赏罚号令主要针对“虏贼”，而在实际战役中，战争的地点、规模及战绩的成败各有不同，奇功、头功的运用亦不同。因此，在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明廷对行征交阯升赏时，便依据战役难易及官军调遣的具体情况，规定“原调官军奇功三次或三次以上者，升一级。其余神投海口，月常江，慈廉县，安谟、灵长二海洋，爱子江、叱蒲斡栅有奇功二次者，亦升一级。虽有二次奇功，而非前诸处所立者，止给赏，仍于应得赏外加半给之。”(16)依据《武职选簿》档案以及明代的军功授充规定，相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军功形式也存在差异，会依据战争的难易程度确定卫所武官和旗军所升职级，故有“原调官军奇功三次或三次以上者，升一级。”而像神投海口、月常江、慈廉县、安谟、爱子江等诸多地点在今越南地区，距离较远，比内陆获功难度更大，获功依据较内陆稍宽松，故有“奇功二次者，亦升一级”的特殊规定。
二、“阵亡功”在麓川战役中的应用
明洪武十五年(1382)，傅友德等率军征云南，下金齿，平缅与金齿壤地相接，思伦发归附，明廷置平缅宣慰使司，以思伦发为宣慰使。洪武十七年(1384)八月，“平缅宣慰使思伦发遣刀令孟入献方物，并上故元所授宣慰司印。”(17)明廷旋升平缅宣慰司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18)并赋予其节制地方军队的权力，进而改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19)思伦发领有平缅与麓川两地，其所辖领地进一步扩大。明廷使思氏兼领麓川、平缅二地之事，方孔炤在《蜀滇黔略》中评论曰：“虽长于抚御，却使缅夷气势渐长。”(20)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仅是暂安而已，思伦发不久叛，洪武十八年(1385)十二月，思伦发率百夷寇景东，千户王昇战死，景东为麓川占领。(21)洪武二十一年(1388)正月寇摩沙勒寨，被都督宁正击败，斩首一千五百余级。(22)思氏为报摩沙勒战败之仇，于同年三月率军号三十万、象百余只，复寇定边。(23)定边之战，明军斩首三万，俘万余人，(24)该战无疑使麓川思氏势力有所削弱。在明朝多方遏制下，加上被侵诸部的反抗，麓川向外扩张屡屡受挫，内部矛盾开始显现，洪武三十年(1397)九月，麓川内部发生刀干孟与其属叛，率兵寇腾冲府、逐其宣慰使思伦发。(25)
经过“摩沙勒之战”“定边之战”“刀干孟内乱”后，麓川思氏政权逐渐衰落，明廷趁机“析麓川地”，洪武三十五年(1402)十二月，明廷设云南孟养、木邦、孟定三府及威远、镇沅二州，隶云南府。(26)永乐元年(1403)正月，明廷在麓川平缅故地设者乐甸、大侯、干崖、湾甸、潞江五长官司，隶云南都司。(27)永乐四年(1406)四月，“设孟琏长官司隶云南都司。”(28)永乐六年(1408)四月，“设促瓦、散金二长官司隶云南都司。”(29)洪武、永乐年间先后划出孟养、木邦、孟定、者乐甸、大侯、干崖、湾甸、潞江、孟琏、促瓦、散金等地。从行政建制上看，明廷在麓川平缅故地新设的土司多隶属云南都司或云南布政司。“析麓川地”举措体现了明朝众建分势的意图，对削弱思氏土司在麓川地区的势力和明朝拓展巩固西南边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思任发袭职后，(30)遂欲尽复其父所失故地，称兵扰边。正统元年(1436)十一月，思任发侵占孟定府及湾甸等州，杀掠人民，焚毁甸寨。(31)正统二年(1437)十月，侵夺南甸州所辖罗卜思庄等二百七十八村。(32)思任发屡次侵夺周边地区的行为，使云南边地土司不堪麓川侵扰和胁迫，纷纷投靠麓川势力，西南边境全线岌岌可危，正如王世桢所言：“麓川之所以骜肆，为弃交趾也。若再败于麓川而竟不诛，则土官之弱者，不二十年而为强者有矣。强者不诛而益强，则中国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33)谷应泰亦认为“麓川地接平缅，固皇舆以内陆也……云贵二广，土夷环疆，动以百计；溪蛮苗峒，列处内陆，耕牧成群。麓川不逞，既有征矣，异类袭是跡而动，诛戮子弟，忧患长老，甚者屠掠郡国，并吞诸部。再复数年，蒟酱不见于番禺，卭杖不来于大夏。”(34)面对边疆危机的升级，明廷从国家疆域主权意识和全局观念出发，自正统三年(1438)至正统十三年(1448)对麓川之叛进行了数次平定，即“麓川战役”(35)。
正统三年(1438)六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率蛮寇侵金齿，署都指挥佥事李友发、大理等卫所马步官军守备金齿。”(36)朝廷命方政、张荣往云南协同沐昂率兵征剿。(37)同年十一月，方政与沐晟、沐昂等统兵至金齿司驻札，见思任发沿江立栅，沐晟遣车琳往潞江招抚，思任发假降，以待救兵。“方政等造舟六十艘渡江大败贼众，追至潞江安抚司，贼遁入景罕寨。高远等复追抵高黎共山下，击败之，共斩首三千余级。”(38)正统四年(1439)正月，方政攻破旧大寨，乘胜追击至空泥，明军被思任发象阵所击败，部分官军或战死或受伤，方政亦战死，(39)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晟因军事失利而暴病身亡。
在上述边疆危急的情况下，明廷为巩固和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和稳定，于正统六年(1441)正月，明英宗命王骥等人率大军与云南木邦、缅甸、车里、八百、大甸、威远、大候、施甸各长官司合兵剿麓川思任发，上述边地诸土司合兵征剿，可知，土司有听从国家征调的义务，共同守御明王朝的疆土，亦表明朝廷在平定麓川之叛中，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
由表2所载麓川战役阵亡，子孙袭职升一级可知，正统三年(1438)、正统六年(1441)征讨麓川，云南都司诸卫所职役群体在平定麓川之叛阵亡者不在少数，且多系小旗、总旗军役群体在平定麓川阵亡，且子孙袭职升一级。这表明在正统年间，尤其麓川战役之后，部分卫所官、旗、军、舍人，其子孙袭职因其父阵亡功例升一级已开始纳入明代军功体系中。由麓川战役子孙袭职因父阵亡功升一级可知，从明初到明中期，阵亡的升赏规定经历了从抚恤性赏赐向升授职级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虽阵亡功升一级是明代军功升授的通例，但也有因阵亡子孙袭职升二级或三级的特殊情况，亦或因父在而子孙随军阵亡，别无应继者，升其父二级的情况。如《武备志》载：景泰元年(1450)，“令金沙江等处，头功四次三次，及冲冒瘴毒亡者，升一级，阵亡者，升二级。”景泰二年(1451)，“令：辽东官军，被伤及战回死者，升一级；阵亡，升二级，俱给赏。”景泰四年(1453)，“令：父在而子孙随军阵亡，别无应继者，升其父二级。”(40)金沙江两岸峡谷深幽曲折，流急坎陡，且有瘴气，地理环境较内陆恶劣，少数民族众多，人文环境较内陆亦有所不同，故嘉靖《大理府志》便有“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盖以潞、阑仓、金沙为三江也。其内可以汉法治，其外非夷自为长不可也。”(41)因此，有阵亡升二级之特别规定。《抚滇奏草》亦载：“滇之为国，立于四面万夷之中，有内夷，有外夷。内夷者，处我疆域之边界，以为外夷之遮，如室之有户，而圃之有樊也。”(42)“三江内外”“内夷”“外夷”之分作为中央政府在军功授予给赏上差别对待的依据之一，正是应对云南西南边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的一种对策，揭示了明廷在经略边疆时对边疆地理环境、地缘政治、民族关系的一系列相关联问题给予整体性考量的策略。
至成化年间，针对立有奇功后又阵亡者、冲锋阵亡未立奇功者、未冲锋便阵亡者，其子孙袭职所获军功规定又有所不同，成化十四年(1478)题准：“凡官军阵前当先殿后，斩将搴旗，擒斩贼首等项，立有奇功，后又阵亡者，子孙袭升三级。仍立祠、加祭、荫子。若止是冲锋阵亡、生前不曾立有奇功，袭升二级。如不系冲锋，止照阵亡例，袭升一级。”(43)上述规定表明，对阵亡的升赏规定并非仅遵循阵亡升一级，而会依照战阵的实际难易情况加以区别升赏。
三、“奇功”“头功”在麓川战役中的应用
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破上江贼寨，由夹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贡山道，闰月初至腾冲，留李安领军堤备，令江洪等率精锐八千人哨至杉木笼山，贼首思任发令陶孟靠者罕心等率其众二万余，据高山中立硬寨，左右山颠连环为七营，首尾相应。宫聚、刘聚，分左右冀，萧保由中路进，左右翼亦贾勇夹击，贼遂溃。杀靠者罕心等，斩首数百余级，余贼遁归巢穴，乘胜进戛赖陇把至马鞍山，军势大振。于十二月初，直捣贼巢，方瑛等率军六千斩首数百余级。未几，从东路会合木邦人马，攻破乌木弄、戛邦等寨，思任发逃往孟养。”(44)云南都司卫所诸条史料详细记载了此次平定麓川的过程，如云南后卫左所军役张干、云南后卫中所小旗宋贤，正统六年(1441)九月调征麓川反寇，十一月初五日首夺上江西岸，十一日攻破上江刀招汉贼寨，闰十一月二十一日攻破杉木笼山寨，十二月十三日攻破贼首思任发巢穴获头功三次，正统七年(1442)二月十九日，升云南后卫试百户。(45)从云南后卫左所军役张干、云南后卫中所小旗宋贤的历功履历可知，正统六年(1441)平定麓川之叛的征战地点有上江、刀招汉寨、杉木笼山寨，亦表明，卫所职役军事履历所反映的地方变乱与军事活动，其征战地点与时空特征、征战路线、群聚规模等史料，可为边疆民族历史与地理研究提供必要的素材。
正统七年(1442)十月，明廷“论征麓川将士功，赐白金彩币凡三万四千五百一人。”(46)由此可知参与麓川战役获功者人数众多。选簿所载诸多武职于正统六年至七年(1441—1442)间参与平定麓川获头功、奇功升授千户、指挥等高阶武职行列，具体如：(47)澜沧卫中左所百户朱玘、越州卫左所百户张亮，正统六年(1441)征麓川获“一次头功”升副千户。云南后卫前所世袭百户王敏、越州卫左所世袭百户宋祥、大罗卫左所百户成实、云南右卫中左所百户黄澄江奴，正统七年(1442)调征麓川，获“一次头功”或“一次奇功”升副千户。临安卫右所百户白寿富、大罗卫洱海所试所镇抚孙能，正统七年(1442)调征麓川获“二次头功”升世袭副千户。临安卫左所百户施贵、右所世袭百户余广，云南左卫中所百户熊能、中左所世袭百户速显，正统七年(1442)调征麓川获“三次头功”升世袭副千户。云南右卫左所所镇抚潘锜，正统六年(1441)同潘镛征麓川俱获“三次头功”，并升正千户。云南后卫左所副千户陈刚、云南左卫右所副千户完忠，正统七年(1442)征麓川获“二次头功”升世袭正千户。云南左卫前所副千户龚也帖木儿，正统六年(1441)征麓川获“头功、奇功二次”升指挥佥事。云南右卫左所试百户杨海，“正统七年征麓川三次奇功、头功，并男杨荣随征，亦获头功，并升指挥佥事。”云南左卫后所副千户申正，“正统七年麓川剿杀蛮贼三次头功、奇功升指挥佥事。”云南右卫前所正千户张振，正统七年(1442)征麓川获“三次头功”升指挥同知。
军功升授是卫所武官最主要的来源，云南都司卫所职役中，大量原系卫所军役、小旗或总旗身份，通过参与麓川战役的机会，以头功、奇功升授试百户、百户等中低阶武职，从而实现了军役群体晋升为武职阶层行列(见下表3)。
除旗军参与麓川战役外，云南左卫和临安卫还载有余丁参与共同平定麓川之叛。如云南左卫中所武贵、武关孙“正统六年以余丁征麓川，共获头功三次，武贵升总旗，武关孙升小旗。”右所华成，“正统六年以余丁调征麓川，获头功一次。”中所何成，“正统六年以余丁选调麓川征进，首夺上江获头功二次，七年升总旗。”临安卫右所总旗杨珍，“正统六年麓川头功，有弟杨宣以余丁亦同征进，亦获头功，并与珍，升实授百户。”(48)临安卫右所杨珍获麓川头功应从总旗升试百户，但因其弟杨宣以余丁同征麓川亦获头功，因此，杨珍得以从总旗升为实授百户。
由表3和前述选簿史料可知，麓川战役中，云南都司卫所系本省作战，部分卫所武官通过参与平定麓川获头功、奇功升授千户、指挥等高阶武职行列。大量卫所武职原系军或小旗、总旗，通过参与麓川战役以头功、奇功升授试百户、百户等中低阶武职，从而实现了军役群体晋升为武官阶层。历次麓川战役中，卫所职役获功升授依据主要有正统七年(1442)“头功三次”“头功两次”“头功一次”或“奇功一次”“奇功、头功合兵升授”等情况。可见，在麓川战役中，并未严格遵循永乐时期“奇功升二级，头功升一级”至规定，而常是奇功、头功皆升一级，这反映出奇功、头功升授依据在明英宗朝的模糊应用。
四、麓川战役中“军功越升”与子孙袭职减革
从永乐初至明中后期，奇功、头功经历了一个由初期颇受重视到后期不被看重的发展过程。靖难之役后，朱棣为酬功从征将士，遂颁奇功、头功诸名目以升赏新官集团。此后一段时期内，“奇功升二级，头功升一级”成为军功升授的主要办法。但是，正统麓川战役以后，由于“冲入敌阵”“深入敌境”的奇功以及“当先破敌”“出哨杀敌”的头功难以勘验，导致军功的滥报、越升等诸弊现象产生，如在麓川战役中军功越升者便不少。奇功、头功难以勘验，使得奇功、头功在麓川战役后地位开始下降，“擒斩功”逐渐被看重。“擒斩功”是明代中后期军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军功以擒斩计之，对旗役、军役人等而言，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擒即生擒，斩指斩首，两者都是军功的主要依据，且在军功体系中的地位相当。擒敌数量以名为单位统计，斩首数量以颗为单位统计。随着擒斩功逐渐被重视，有关擒斩功升赏的指标也逐渐被量化。因此，麓川战役以后的军功升授多不再以奇功、头功为主要依据，而以擒斩功为主。如正统、景泰、天顺年间，云南卫所官、军调征贵州，参与香炉山之役、草塘之役、东苗之役等诸多少数民族军事活动的平定时，云南卫所官、军多遵循了“西番及苗蛮，一人擒斩三名颗升一级，至九名颗升三级”(49)的军功升赏规定。
成化二年(1466)，明廷曾就军功升赏究竟以奇功、头功为主还是以擒斩功为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时明廷命彰武伯杨信将兵往征河套，教读训导戴仲衡上言主张依洪武、永乐旧例以奇功为上：“今论功者反以首级生擒验功升赏，而当先破敌不为上功，所以士无斗志，惟图幸取首级，往往坐是而败，乞稽洪武、永乐间旧例，以当先者为奇功，生擒者次之，斩首者又次之。”(50)兵部尚书王复则认为奇功无迹可凭，会造成滥报之弊：“擒斩者有实可验，而当先者无迹可凭，以是为功赏之差，不免有滥报之弊。”(51)成化六年(1470)，户部郎中万冀再度上言，奏请仍如旧制，“以奋勇当先者为奇功，不次升赏；以斩获首级为次功，量加赏赉。”(52)兵部尚书白圭等则主张依据战争的难易程度与应予升赏官军的总体数量，临时决定，不为定例：“虽近年间以奋勇当先与擒斩一例升赏，然皆斟量贼情，功次多寡处之，实非旧制，盖奋勇数多，恐赏至于滥，宜仍如近例。当先、奇功等功次，听总兵等官拟奏区处。”(53)成化十四年(1478)，全面修订军功升赏条例时强调：“阵前当先、殿后、斩将搴旗、擒斩贼首等项奇功，临时奏拟升赏。”(54)奇功“临时奏拟升赏”的规定，表明了明政府已经开始放弃明确界定奇功的做法，此后，奇功的认定条件进一步放松。经过成化年间的反复辩论，擒斩功逐渐替代奇功、头功成为职级升授的主要依据。
嘉靖十年(1531)，明廷对永乐至弘治时期应袭、应革功次作了清理，对于麓川战役升授职级规定：“正统六年，云南麓川征苗贼，奇功、头功照例准袭，内越升者减革。”(55)此次清理军功，云南都司卫所部分武官因麓川战役越升职级不系军功，其子孙袭职多被减革，(56)如嘉靖十三年(1534)，“周应祖系临安卫左所阵亡副千户周儁嫡长男。伊高祖周彬原系小旗，麓川头功一次越升试百户，遇例实授。曾祖、父沿袭。父嘉靖六年寻甸斩首四颗，升副千户，九年蒙自县阵亡。所据越升并遇例二级，不系军功，俱例该减革，扣有军功三级，加伊父前项阵亡一级，与实授百户俸于原卫所优给。”嘉靖十七年(1538)，李维系云南左卫右所李用曾孙。伊曾祖李用以所镇抚于正统六年(1441)麓川功越升正千户，“所据功无擒斩，并越升职级，俱应减革，李维照例革袭所镇抚。”嘉靖二十六年(1547)，“储春以总旗征麓川，获头功三次越升世袭百户。储思恭系曾孙，所据麓川越升一级，例应减革，袭试百户。”
嘉靖十年(1531)“奇功、头功仍循旧例”之规定，也间接说明，若查无头功、奇功字样者，亦需被减革，这在选簿中得以体现，如云南右卫中所杨俊以百户麓川功升副千户，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曾孙杨茂因据麓川功无头功、奇功，照例革百户。同年十二月，云南右卫中所雷云因“祖父泰以副千户麓川功升正千户，相沿，所据麓川功无头功、奇功，减革袭副千户。嘉靖三十八年(1559)，查得关汝通之高祖关祯，“正统六年麓川功升正千户一级，《黄内》查无头功字样，例应减革，本舍照例革袭副千户。”
因麓川战役越升职级不系军功，明廷对云南都司卫所部分武官越升职级子孙的应袭、应革功次清理工作一直延续至万历年间。如万历五年(1577)，李位系临安卫年老指挥使李春华嫡长男，“查伊高祖李友原系指挥佥事，正统六年麓川有功越升指挥使，沿袭至今，所据越升职级，例应减革”，李位革替指挥同知。万历三十九年(1611)，唐承勋系实授百户唐守元嫡长男，“查条例，正统六年云南麓川征苗贼，头功、奇功及斩首升级官、旗照例准袭，内有越升者，照嘉靖元年事例减革。唐洪从征麓川，随军获功，俱并唐洪以总旗而升实授百户，正合越升之例，况功无擒斩，而唐洪坐授两级，实为冒滥”，唐承勋减袭试百户。
上述诸条选簿中的子孙在嘉靖或万历年间袭职减革案例，正是依照嘉靖十年(1531)规定麓川奇功、头功循旧例，而越升职者减革的条款执行。嘉靖年间的军功清理中，其他战事多因奇功、头功升授职级被减革，而麓川战役奇功、头功升授规定仍循旧例。嘉靖、万历年间仅对麓川战役中越升职级者和查无头功、奇功字样者减革，其原因或正如正统五年(1440)云南总兵官都督同知沐昂所言：“麓川，地方险远，夷情诘诈”(57)，明廷为地方稳定，且由于麓川战役持续时间较长，且大小战役众多，过程复杂而未行清理，这亦折射出西南边疆地区制度、文化与内陆的差异，使得中央对其实施了不同的治理策略。
结 语
麓川战役事关明王朝兴衰及国防大计的事件，关系明代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危，由于特殊的边疆形势，云南都司卫所职役群体作为麓川战役的参战主体，肩负着护国捍边的重任，对平定麓川起了重要作用。受王朝正统意识的影响，明代主流文献对西南边疆民族史事的记载，大多侧重于土司机构的建置沿革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云南都司卫所在地方的军事镇戍职能，使得卫所职役军事履历同样也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云南都司卫所职役群体对麓川之叛的平定，深刻地体现了卫所与边地土司、卫所与原住民族群之间的互动，因此，可以将民族史的研究置于卫所语境或将卫所研究置于民族史语境考察。
有明一代，军功作为武职袭授的基本依据，军功法则经历了逐渐条例化、细致化的过程，其完善及其破坏过程亦相当复杂。不同时期军功制度存在差异，即使同一时期，其军功形式亦具有多样性。在麓川战役中，西南边疆卫所职役获功升授依据主要有阵亡功、头功和奇功。麓川战役后，部分卫所官、旗、军、舍人，其子孙因其阵亡功升一级已开始纳入明代军功体系中。对于奇功、头功，则经历了一个由初期颇受重视到后期不被看重的发展历程。正统年间不再严格依据永乐时期奇功升二级，头功升一级的区别升授，而是奇功和头功并升。云南卫所部分武官通过参与平定麓川获头功、奇功升授千户、指挥等高阶武职行列；也有部分原充总小旗役者通过麓川战役历功升授试百户、百户等中低阶武职，从而实现了由军役群体向武官身份的转变。由于奇功、头功难以勘验，致冒滥诸弊产生，嘉靖十年明廷对永乐至弘治时期应袭应革功次作了清理，对于麓川战役升授职级规定奇功、头功照例准袭，内越升者、无头功、奇功字样者，其子孙被减革袭职。
《武职选簿》档案中所载丰富的云南卫所职役参与平定麓川战役获得军功的军事史料，有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麓川战役的诸多细节，档案还有相当大的潜力等待我们充分挖掘和利用，选簿档案所反映的边疆及民族历史事件，提示我们应该重新检视以往对麓川战役研究所使用史料的习惯以及对某些传统文献记录的依赖性，透过《武职选簿》陈陈相因的军事履历的记载，可为边疆民族历史与地理研究提供必要的素材，使围绕地方性事件而展开民族历史的研究成为可能。
【作者简介】任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