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碑刻的诉说
王友良
2020年，江苏省首家政德教育基地——苏州西美巷况公祠修缮开馆，苏州市纪委监委为丰富基地文化内涵，联合苏州碑刻博物馆，梳理了50余件具有官方背景、带有社会教化作用的碑刻拓片进行展示。笔者作为活动发起者，对这些碑刻拓片做一些分析，从中寻求对新时代淳风化俗，特别是警示教育工作的启迪。
一
碑刻文书主要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为私人民间碑刻。指个人或家庭、家族、行业组织在自己的活动中使用的碑刻文书。这其中有四种。
格言。有《司马光手书“思无邪，公生明”碑》《杨仲子书鲁迅格言碑》《清代俞樾格言碑》等。《清代俞樾格言碑》为俞樾隶书书写，同治年间，俞樾被李鸿章选中，作为苏州府学紫阳书院山长，碑文所示格言反映了俞樾晚年的思想情趣和做人准则。
劝谕。指运用历史故事进行社会教化，如《语碑》《语碑》。两碑都刻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语碑》记述了西汉疏广辞太傅官职回乡后，将财产分与乡里的事。《语碑》记述了卢坦与杜黄裳的一段对话，内容关于是否要调查官家子弟结交恶人使人破产的事情。
纪念。对历史人物以像赞或文字描述的形式进行褒扬，倡导社会向先贤看齐、弘扬先贤品德。如《范文正公遗像碑》《范仲淹神道碑》《况锺像赞碑》《明海中介公遗像》《重修三贤祠碑记》《苏抚陈公去思碑》等。赞颂的对象是范仲淹、况锺、海瑞、清代江苏巡抚汤斌、宋荦、张伯行、陈宏谋（弘谋）等。
书艺。从书法艺术角度刻石保存，有《乾隆御笔赐陈弘谋诗碑》、林则徐书《大唐中兴颂》《许旌阳警世格言》、文天祥书《正气歌》《范仲淹手札》和范仲淹书《伯夷颂》《太宗皇帝御敕“戒石铭”》等，内容都是社会教化和倡导廉洁观念。
第二大类为官方碑刻文书，多以告示的形式出现，起警示、晓谕、褒奖的作用。这次况公祠所选，以褒扬倡导廉洁与警示警戒为主题。
警示。这类文书代表了百姓的诉求，经过官方批示后，将具有代表性的反面案例勒石示众，兼具法律约束效应。如《苏州织造部堂禁止老郎君庙管事人徇私弊混碑》《元长吴三县禁革宋锦机业人等设立行头名目碑》等。
晓谕。指的是官府批示，将相关规定、规矩告知社会各界。如《长洲县奉行都院宪牌禁占川泽碑》《春秋祭祀规矩碑》《枫桥贸易寓所脚夫争挑禁示碑》《江苏巡抚部院严禁苏城水旱各门盘查委员需索扰民碑》《署苏藩禁水利厅借口有关水利索取民人造房规费碑》《上谕批王廷瑄亏缺仓库银米王云九勒索漕规分别定罪碑》等。
二
通过碑刻文书，可以窥见古代对社会生活的治理方式，特别是各级官署维持地方秩序的途径与方法，尤其是运用案例劝谕社会从而达到向上向善、处理一案警戒一域的社会教化功效。其教化作用主要有:
典型的正向倡导。通过树典型立标杆，从而“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重修三贤祠碑记》刻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是为汤斌、宋荦、张伯行三人立祠时写的一篇碑记。记述的是重修三公祠的缘起，可以看到修祠者对先贤的褒扬与崇敬，认为“三贤之文章政事载在史册，荣闾里而光邦宗，非詹上之言所能赞述”，并希望“之后来官斯土者，于三贤共切仰止”。汤斌、宋荦、张伯行三人都是河南人，所以碑文开始就指出三人为中州三贤。汤斌在江苏担任巡抚时，每天的菜肴只有素菜，离开江苏时，物品中只有一部《廿一史》，是在江苏购置的。宋荦，康熙三年(1664)任江苏巡抚期间，勤政爱民、救灾济困，深受百姓拥戴，被康熙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张伯行，历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称，康熙曾称誉其为“天下清官第一”。《范仲淹神道碑》的文字已经漶漫不清，结合《范文正公遗像碑》，通读两碑，依然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气。神道碑由欧阳修撰文，细数了范仲淹身世及丰功伟绩，评价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画像用笔细腻传神，人物躯干伟岸，气度非凡。去思碑亦称德政碑，旧时官吏离任时,地方士绅颂扬其德政,著文勒碑,表示去后留思之意。《苏抚陈公去思碑》记载了陈宏谋从苏州离任后，当地士绅百姓对其德政的追念。陈宏谋为官48年，跨越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声极佳。陈宏谋在选编《亲民官自省六戒》的按语中说：“官无良心，无天理，民有不受其殃哉!官如存良心，循天理，民有不蒙其泽者哉!”告诫为官者应将“天理良心”四字“悬之心目之间”，时时观照自省。陈宏谋主张以俭养廉，提醒官员应常思前想后，想一想自己为官之前的日子，想一想自己卸任官职之后的日子。《乾隆御笔赐陈弘谋诗碑》侧面印证了陈宏谋的功绩。
强化法令法规约束。中央订立法令法规后，有一个颁布下去的过程，从而使地方司法部门有法可依，也使百姓知晓，从而规范、约束百姓的日常行为。清代律令规定，在水利设施附近进行土建，必须向相关部门事先申报，这成了部分地方基层公职人员“以关系水利为名”进行敲诈勒索的借口。《署苏藩禁水利厅借口有关水利索取民人造房规费碑》就是针对这种恶弊，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立碑告示取消事前申报等规定，杜绝地方公职人员借机敲诈。《长洲县奉行都院宪牌禁占川泽碑》是对违反法令法规行为的一份判决书。明代，官湖属于公有财产，供沿岸居民共同使用，赖以生计的乡民可以豁免水面钱粮，无须纳税，同时规定不许任何人私占谋利。崇祯九年（1636），长洲县有一片官湖，附近老百姓以捕鱼为生，长期以来相安无事。当地有一恶棍乡民，私自划出一些官湖用来出租，收取租金，敛财肥己。这种行为严重危害了百姓的利益，渔户联名向官府举报。此案由长洲县衙审理，做出了如下判决：各处官湖属于社会公共资源，可由沿岸居民、渔户自由捕鱼为生；私自霸占官湖，按律重惩；以后如果有人再敢私占官湖，从中牟利，一经查实，官府必将从重惩治，决不轻待。此碑是对私占公有财产的不法之徒的震慑，也是对法令法规约束力的强化。《长洲县奉宪禁占官湖碑》记述的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苏州府长洲县就恶棍霸占官湖一事作出的判决。《春秋祭祀规矩碑》刻于清道光三年（1823），官差张炳捏造名目，每逢春秋祭祀和万寿颂祝的时候，打着官府旗号征集财物，伙同社会闲杂人等一起到各烛店索要钱财。后经官府查明，判张炳枷责，公示禁止一些捏造的名目。鉴于张炳等人事件的恶劣影响，苏州府对长洲、元和、吴县三县所查事实勒碑宣布：以后如有人再敢伙同公职人员作奸犯科，必严惩不贷。该碑进一步明确了春秋祭祀的一些要求规矩。
地方行业的礼俗规范。礼俗规范是古代社会管理的重要模式，在碑刻里表现出来的常常是严厉处罚、立碑公示，达到威慑、规谏、劝诫目的。《长元吴三县禁烛铺业行头把持勒索店铺碑》刻于清同治六年（1867），讲的是同治年间，杜孝魁作为一家烛铺的老板，童叟无欺，生意兴隆，在苏州各县开有多家分店。一日，杜老板的总店来了两个人，自称是苏州烛铺业的“老大”，来收保护费，被拒绝后，两位“老大”纠结了一伙人寻衅肆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苏州府衙查明，这两人乃社会闲散人员，苏州烛铺业多家商铺和工匠都曾受他们的勒索。为此，苏州府勒碑宣布：判治安拘留，并遣回原籍管束；对于流窜在外的同伙，全国通缉；若再有人勒索凶扰，依法严究，绝不宽待。并明确表示“该业行头名目现已永远禁革”。《苏州织造部堂禁止老郎君庙管事人徇私弊混碑》刻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清代，坐落于苏州三乐湾的清音梨园合立公所内供奉老郎君神像，每年所得的善款都存贮下来以备公用。道光年间，该公所由张兆业出任管事。自从接管公所以来，张管事倒卖房屋、侵吞公款，久而久之，同行们有所察觉，遂商议罢免张兆业的管事之职。可是张兆业蛮不讲理，以死相胁，拒不离职，还制造事端扰乱公所秩序。经苏州织造府审理宣布：公所每年的捐钱应秉公经营；张兆业侵占公共财产、蛮霸滋扰的行为违反了行规律法，判定押逐张兆业。同时，苏州织造府告诫梨园各管事要遵守庙内规章制度，一旦有人徇私舞弊，定当严惩，绝不姑息。《枫桥贸易寓所脚夫争挑禁示碑》则是对在河岸码头代客搬运行李货物的职业——“脚夫”行业的规范。《吴县为瑞光寺观音院住持僧并庙产案告示碑》是清宣统元年（1909），对发生在吴县瑞光寺观音院恶僧侵吞瑞光寺庙产一案的判定，勒石作诫示。
三
历史上，这些碑刻立于文庙，或祠堂之中、水口山畔、交通要道、市井中心，向社会广而告之，作为一种石质文献，不仅具备纸质文献的作用，更因石质的永久性和固定性，其教化作用更加凸显。这种传播方式放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优势，但这些碑刻的内容，对现代人依然具有启示性。
一是对故事、案例加以介绍，甚至借助于故事、案件细节，使教化作用生动、形象、直观，提升了阅读者的体验。比如通读《吴县为瑞光寺观音院住持僧并庙产案告示碑》，毫无说教感，文字中不乏“年迈昏聩”“不闻不问”“幡然醒悟”“助纣为虐”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提升了警示的说服力，有利于教化道理入脑入心。
二是由个例推而广之，延伸至一个领域、一个行业，进而对行业、领域做出规范。《元长吴三县禁革宋锦机业人等设立行头名目碑》是对丝织行业的规范，《长洲县奉行都院宪牌禁占川泽碑》是对官湖公共财产的管理，并由此延伸到山川、湖田、沼泽等。
三是社会教化的要义，在于意思明了，做到要义不繁，切中肯綮。文中列举的碑刻，都做到了这个标准，也为现代文字传播提供了极佳范本。《江苏巡抚部院严禁苏城水旱各门盘查委员需索扰民碑》《署苏藩禁水利厅借口有关水利索取民人造房规费碑》都是讲差役等基层公职人员勒索扰民的行为，前者只是在案列后颁布禁约,勒石刻碑,立于苏州盘门外，意即加以强调；后者也只是颁布相关禁约，立碑告示，重点突出由此案例决定取消的相关规定。两方碑刻可谓要言不繁，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