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少胜多并以弱胜强的军事精彩案例“四渡赤水”的反思与实践

在介绍红军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案例前，让我们首先了解下长征的基本背景及长征基本情况。

01 长征背景

在博古（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任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了中央红军（包括中央军委纵队、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000人）于1934年10月17日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起点是从江西瑞金、福建长汀出发，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最终于1935年10月到达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

红六军团长征从1934年8月到10月，起点是湘赣边界罗霄山脉北段，最终到达鄂西与红三军团会师，第三军团恢复第二军团番号，共同创建湘鄂川黔苏区。

红七军团长征从1934年9月到11月，起点是中央苏区，终点是闽浙赣苏区。

红十军团长征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1月，起点是赣东北，至皖南伏击国民党军王耀武部，遭到白军猛烈反击，伤亡惨重，随后在皖南怀玉山遭到白军围歼，除参谋长粟裕率先头部队突围外，余部全军覆灭。

红第二十五军长征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9月，起点是大别山，经湖北、河南、陇东，终点是陕北，与当地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

红四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5月到1936年10月，起点是川陕苏区嘉陵江畔，经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终点是陕甘苏区，其中第九军、第三十军和由中央红军五军团改编的第五军组成西路军，在到达陕甘苏区前的宁夏战役中西渡黄河，经宁夏、甘肃、青海，在消灭了总数超过自己的马家军部队的同时，先后于1936年12月、1937年1月和3月遭到马家军的歼灭性打击，残部于1937年4月到达新疆，是最后一支结束长征的红军部队。

中国工农红军（各军团、各方面军）自江西瑞金长征至陕北延安累计完成65000里（32500公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为25000里（12500公里），累计翻越26座雪山，其中红一方面军翻越5座，红四方面军翻越8座，红二方面军翻越8座，红四方面军翻越13座。

毛泽东曾为此写过《七律·长征》 诗词：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2 湘江之战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中央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后面长征的主力力量。

湘江战役是中央主力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中央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第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三十四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在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已由江西瑞金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湘江惨胜直接导致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及军队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翻开崭新的一页，才有了后面我们要介绍的“四渡赤水”神来之笔。

03 第五次反围剿总结及遵义会议

毛泽东在1965年会见日本客人谈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情况，并说当时三人团中博古、李德领导出现了重大问题，“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了。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湘江之战之后，博古与李德指挥地位发生了重大动摇，在遵义会议上重新确定了红军作战原则，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谈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在遵义会议中，做出了如下决议（陈云手稿）：

(1)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即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04 神来之笔“四渡赤水”

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实际的军事指挥权，下图是我根据整个四渡赤水情况草拟的图形，方便大家有了基本大概的了解。

（一）土城之战与一渡赤水

土城，位于赤水河中游，春秋时建有习国，具有上千年历史。红军长征时，土城归属于赤水县，现今归属于习水县。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北上，行至黔北一带。按照原定计划，红军需北渡长江，与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国民党军相对薄弱的地区，建立川陕、川西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虽然红军开始纠正此前三个月的战术失误，但兵力已经受到严重打击，只剩下3万多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见到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已是非常震惊。蒋介石调派了川军、黔军、滇军、湘军及部分中央军，共约40万兵力，将红军暂时包围在了黔北一带。如果不能跳出这个包围圈，长征的红军便遭灭顶之灾。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从遵义一带分三路向西行军，朝着赤水河挺进，欲进入川南，北渡长江。而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共8个师，黔军王家烈部的三个师，川军的十多个旅向红军包围而来。红军中央纵队于1月27日抵达黔北重镇土城镇，当时前方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在赤水县城附近的黄陂洞、复兴场与川军遭遇，展开激战，前进受阻。后面川军却紧紧追来。是继续赶路，还是给追击的敌人以迎头痛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展开商议。在土城镇5公里，有一处山地名为青杠坡，周边群峰相连，仅有一条十余里的山道与外界联系，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青杠坡合围夹击敌人，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为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中央军委做出了决定。

青杠坡的主峰白马山与莲花山对峙，形成一个葫芦状，猫猫岩、凤凰嘴、寒棚坳、狗耳坳群峰相连，犬牙交错，是土城北面的天然屏障。由于川军对红军作战意图有所察觉，抢先占领了一些制高点并构筑阵地，使得红军计划的伏击战变成了仰攻战。1935年1月28日凌晨，战斗打响。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向青杠坡北端营盘顶的川军发起冲锋，在营盘顶这个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顶阵地上，激烈搏杀。红军经过数十次冲锋，终于攻下营盘顶，向永安寺推进。永安寺的战斗更加激烈。川军潘佐旅早已赶到增援，迅速突破了红五军团的阵地，直逼红军军委指挥部。形势已万分危急。在此紧急时刻，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朱德、刘伯承上了前线，毛泽东急令红一军团火速回援，同时命令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冲锋。红一军团2师跑步回援后，红军才突破了川军的青杠坡中心阵地。直到这时，红军才意识到敌军兵力远远超出战前估计。更可怕的是，川军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奔来。不能这么打下去了。下午5点，中共中央在土城召开了政治局成员和军委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变被动为主动，红军立即轻装，从土城一带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前进”。1月29日凌晨3点，朱德下达了渡过赤水河的行动命令。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同时渡河，进入川南古蔺县境内。这就是红军一渡赤水。

后来毛泽东对土城之战有一个总结:“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对于具体方面，毛泽东又总结道，第一，敌情没有摸准，原以为四个团，实际上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第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第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

（二）扎西会议与二渡赤水

红军主力在一渡赤水后，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蒋介石部署的变化，主力红军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云南境内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在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扎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成文等。会议确定如下内容：第一，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第二，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第三，2月8日，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第四，讨论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第五，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毛泽东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提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扎西会议后，对红军进行整编及缩编，除了第一军团保留师的编制外，其他军团取消了师的编制，有利于提高红军战斗力。

扎西会议缩编后，红军突然转兵东进，于1935年2月18日从赤水河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区突破战斗力较弱的黔军防线，架浮桥再次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这就是“二渡赤水”。

主力红军这一招大出蒋介石之意外，他急命川军郭勋祺等三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兵贵神速，红一军团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只用了10个小时就于2月25日击溃桐梓守敌，攻占桐梓。彭德怀集中主力在娄山关地区消灭这股敌人，林彪此时集中兵力在娄山关以南打一仗。红军主力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坚决歼灭娄山关、黑神庙的黔敌，红一、三军团联手演出了精彩好戏。红一、三军团并肩南下，一路穷追猛打，先后歼灭黔军4个团，终于在2月28日晨先敌攻占了遵义城，王家烈仅率黔军残部2个团拼命逃过了乌江。

主力红军打下遵义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才姗姗赶到，毛泽东和红军总部乘其孤军冒进之机，集中主力将吴部歼灭在遵义以南，此时，红一、三军团自动形成配合，各显战斗风格，红三军团从正面猛攻，红一军团在侧翼奔袭迂回。在红一、三军团的猛攻下全线溃败，吴奇伟只率领残部约1个团逃过了乌江，慌乱中斩断江中浮桥，把江北岸的2000多人都扔给红军做了俘虏。主力红军各军团密切配合，在五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击溃、歼灭黔军和中央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人，并缴获了大批物资装备。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最大的一次胜利，一扫湘江血战以来的颓势，不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也使红军上下重新恢复了自信，这是遵义会议以来红军打的第一个大捷。

毛泽东为娄山关战役题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三）鲁班场之战与三渡赤水

在主力红军重新占领遵义后，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为了统一作战指挥，在遵义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这就意味着毛泽东重新恢复了军内职务，掌握了军队指挥权。3月5日后，当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进行修整待机时，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徘徊于贵州西北部，米粮困难，柴草缺乏，乃系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令各路军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并想与红军决战。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及时做了战略上调整。3月10日在狗坝（即苟坝）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时，他提出不能打固定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意见。3月11日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负责人会议，毛泽东再次说服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3月15日，主力共军对仁怀以南20公里之外的鲁班场周浑元部发起进攻。

周浑元部听令蒋介石，一直对红军紧追不舍，其所构成的重大威胁是地方军阀无法相比的，因此，这就成为毛泽东的重点打击对象。如果打击周浑元部成功，不但能立刻解除红军的心腹之患，还能震慑四方之敌，大长红军士气，从而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至于打击地方军阀，即使胜利也属消耗战，无法改变战局。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毛泽东不屑为之。

鲁班场是主力红军通往茅台渡口的要道，茅台渡口是红军三渡赤水的必经之地，山势险峻，地形复杂。鲁班场三面环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蒋介石派悍将周浑元在此修筑碉堡，一是要他成为当关之勇夫，二是让他在援军到达后，做里外夹击的内应，这让处在鲁班场、鸭溪一带狭小地域中的红军面临尴尬：若强行渡河，必陷于背水一战之绝境;若另辟蹊径，集中兵力攻击侧面的打鼓新场，则可能导致腹背受敌。战术多变的毛泽东早已料到，他决定出其不意，以攻为守，突袭鲁班场，直接以军事与周浑元对话。周浑元毕竟不同于山野草莽，他凭借装备的精良和位置的险要，还有即将到来的援军壮胆，面对红军的猛烈围攻，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一时间，小小的鲁班场炮火轰鸣，硝烟弥漫。毛泽东对战局的把握总是恰到好处，为了减少伤亡，他在让周浑元感到了的红军势大力沉的一击之后，突兀地撤出战斗，使得对手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龟缩堡内，不敢贸然出击。这正是毛泽东所要的效果。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1000余人，但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打鲁班场虽然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甚至以“失利”收场，但大大地挫伤了周浑元的锐气，让蒋介石“一夫当关”的计划成为一厢情愿，鲁班场之战为红军顺利西渡，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实现“四渡赤水”战略目标，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3月16日，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在茅台及其附近再次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接着，主力红军攻占镇龙山，击溃川敌1个团的拦阻，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四）四渡赤水，摆脱追敌

当国民党军主力纷纷西渡赤水河后，毛泽东抓住敌人“欲困未成”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迅速、坚决地折而向东，于3月21日由二郎滩、太平渡地区再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再次进入黔北，寻机南渡乌江。当时，为了迷惑敌人，红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向四川古蔺前进，摆出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姿态。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对“四渡赤水”有一个精彩评价：“渡过金沙江，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后，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

05 “四渡赤水”的迂回战术与思考

“四渡赤水”，是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最为惊心动魄、也是最为精彩的军事行动。红军一反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之战的僵硬打法，在敌我双方兵力非常悬殊（40:3）、态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根据形势的变化，出其不意地迂回穿插于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敌人，真正地实施了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一切以掌握战场主动权为目的的运动战，使蒋介石始终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疲于奔命，四面防堵但又屡屡失败的局面。

对于“四渡赤水”还需要进一步地进行思考，总结起来还有如下一些很好的做法：

第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略的战略问题》中充分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我们为此提出了一个“毛泽东的钻石模型”。

第二，信息情报在“四渡赤水”之战中起着重要而关键性的作用。毛泽东曾提出，“不听希圣言，吃亏在眼前”（希圣言是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并给希圣言说，“没有你的情报，博古可能只'博古’，不会'通今’，不会同意改变行军方向；不去贵州，何谈遵义会议。进军遵义，你是除了大力的。”

第三，部队组织结构上的整编及缩编，有效地支持了红军的运动战打法。红军组织从“三人小组”到军团长，再到团长，这是一个敏捷性组织体系，机动灵活。

国民党组织体系至少有5-6级，从蒋介石到路军总指挥，到纵队司令，到军长，到师长，再到团长，下达命令后有可能走样。

06 “四渡赤水”的现代启示录

“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并非偶然的，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当今时代借鉴与学习。

第一，信息情报是企业决策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决策中的应用；

第二，敏捷性组织特别适合于互联网企业，灵活机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第三，战略与战术是相对的，在市场不断变化下，应根据战术情况及时调整战术，不能采用僵硬的做法；

第四，三人小组的集中决策，有时是很奏效的；

第五，让听到炮声的一线指挥员有决定权；

第六，总体战略需要不断宣导，但具体战术可以按阶段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