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大叔们
从德累斯顿到布拉格的火车上，我拖着行李箱走到一个包厢门口，询问是否可以坐在这里。话音未落，坐在门口的一位体格瘦小的老人家站起身来，二话不说，举起我的箱子就放在了头顶的行李架上。此举吓了我一跳，我那个大箱子差不多有40斤，我这么人高马大，想举起来也要费一番力气，老人家头发花白，看起来比我还矮，又瘦又小，若闪了腰可如何是好？
我赶忙向老人家道谢，又用英语向包厢里的其他人问好，众人友好地看着我笑笑，一位胖大叔用德语试探地问：Deutsch（能说德语吗）？我摇摇头，对方遗憾地耸耸肩，大家继续笑笑，便不再说话。
从德累斯顿到布拉格要好几个小时，和本地人同车厢，却因为语言不通不能交流岂不遗憾？而且，也不是我的风格啊！我在脑中搜肠刮肚地回忆脑海中那几句有限的德语，猛然想起包里有一本德语旅游的小册子，就找出来东拼西凑地找出3个单词，拼成一句话。怕我的发音不好对方听不懂，又工工整整地写在车票上递给大叔们看：Wo gehen Sie(您去哪)?
我不知道我的语法对不对，反正大叔们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笑起来，告诉我，他们是去布拉格。
语言这东西很神奇，面对面交流时，只要有一句话能听懂，打开僵局，后面连比划带猜，理解起来就会变得容易很多，我很快就和两位大叔——帮我提行李的瘦大叔和坐在对面的胖大叔聊起来了。瘦大叔嘴唇哆嗦着，憋了半天问我一句：你，teacher（老师）？
我想想，我的工作和老师也算能扯上点关系，就点点头。大叔高兴地指指自己，说他也是老师，是研究火车的。胖大叔会一点点英语，他比划着告诉我，他是工程师，瘦大叔是教授，他们都是研究火车的专家。他们是捷克人，在捷克西南某小城的大学里工作，刚刚在柏林参加完一个火车的展销会，现在是返家途中。
知道我来自中国后，两位大叔翘起大拇指，夸赞中国的高铁很棒。瘦大叔告诉我，中国的高铁可以在几分钟内加速到300多公里，世界领先。他虽然不会说英语，但谈起他的专业头头是道，而我虽然没有记住他说的数字，却完全听懂了他的话，实在很神奇。
说到高兴处，大叔们起身从行李箱中取出一个布袋来给我看，上面是熟悉的汉字：中博铁路。打开袋子，里面则是中国高铁的宣传手册。远在异国他乡，看见中国的技术和产品走出国门，被老外们当成宝贝，我的心中又高兴又自豪。大叔们指着袋子上那些产品名称问我是什么意思，这种专业名词，就算是汉语都不容易理解，何况还要翻译成英语呢。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指着“铁路扣件”那几个字，双手相对，口中模仿火车行进的声音，两手“啪”地扣在一起，大叔们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笑得非常开心，连连夸赞我翻译得传神。
瘦大叔告诉我，他的儿子是保时捷的工程师，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很多年。他儿子的英语非常好，可惜他不会说英语，在捷克，他这个年龄的人只会说俄语。我问他多大年纪，他说73岁。我理解地点点头，告诉他，我父亲也70岁了，也是大学生，工程师，他也只学过俄语。
仿佛只是这一句话，拉近了我和两位大叔的距离。二战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和我国差不多同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大叔和我父亲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正是东西方阵营对垒最严重的时期，学校里只教授俄语。而后，68年，捷克经历了布拉格之春，而中国则在72年和美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胖大叔50多岁，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我们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一样，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开始学习英语，但学得太晚，通常都学得不太好；到了我这一代，普遍开始学英语，只有少数学校还在教授俄语和日语；而到了80年代以后，人们则几乎只学英语了。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来捷克，来布拉格，但只是这一句话，就让两个不同国家的人，彼此理解了各自的经历。
列车最后晚点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布拉格，大叔们朝我打了招呼，急急忙忙地去赶回小城的火车了，我们各自挥手告别。走出去几米远，我猛然冒出一句：“达瓦里奇，斯基里瓦瓦布济，达斯维达尼亚！”
这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复习外语准备参加职称外语考试的时候，随口教给我的一句俄语，意思是“同志们，一路顺风，再见！”很多很多年过去，这句俄语早就在我的记忆里沉沉睡去，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并且脱口而出。人啊，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学的什么东西会在什么时候用上，就像，如果我今晚不是想出了最初的那一句德语，我也不会和两位捷克大叔们相谈甚欢。
而这最后一句俄语，我不知道我的发音是否正确，大叔是不是听懂了，反正他回过头来，呵呵笑着对我说“达斯维达尼亚”！
我们都是，或曾经是，社会主义的难兄难弟。
附记：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新闻报道说卡斯特罗去世了，微信上评论不一。我不懂政治，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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