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人处世，戒多言，戒忿怒，戒忮求

曾国藩曾说：“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曾国藩一生都在修身，想做一个“完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曾国藩曾给自己立过一个“三戒”的规定，即“戒多言、戒忿怒、戒忮求”。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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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多 言

一次，曾国藩直接上书，直指皇帝的三个缺点：见小不见大、不求实际、刚愎自用。曾国藩敢说皇帝的不是，引得龙颜大怒，直接把奏折摔在地上，准备治曾国藩的罪，最终在穆彰阿、倭仁等人的劝阻下才作罢。

曾国藩自己想做一个“完人”，还希望别人也是“完人”。他求全责备、口无遮拦地去批评朝中很多官员，几乎成了朝中大臣的公敌。经过许多磨难之后，曾国藩终于明白：都是“多言”惹的祸。于是，他下定决心，在生活与工作中处处留心，每天都把见的人、说的话、看的书通过日记记录下来，以此反省自己的得失。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曾国藩“好论人是非”的毛病得到了彻底根治。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好友刘蓉时，语言有了很大的改变，连刘蓉都感觉曾国藩像变了一个人。

曾国藩教育儿子曾纪泽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嚚讼，即多言也。”曾国藩认为，如果想使用言语压制别人，即使胜了，别人也不会服气，在为人处世上，还是应当言语谦逊为好。争吵往往没有是非可言，结果常常会意气用事。一个人牢骚太多，结局必然抑塞。无故而怨天，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郁不平之气，往往伤人害己。

富厚堂正宅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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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忿 怒

曾国藩为什么要“戒忿怒”，其实就是想营造一个平静如水的心理状态，保持积极的态度。

为了修炼自己的心理，曾国藩向他的好友冯树堂学了静坐之法，希望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开始时，曾国藩的静坐并未达到排除杂念的效果，是形静而神未静。正如他自己所说：“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正月初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为车夫忿怒两次。”曾国藩考上进士进入翰林院不久，因一事与好友争执，后在日记里反思说：“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富厚堂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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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忮 求

众多人忙忙碌碌一生，都在为功名利禄而奔忙，一些人甚至把这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只是有的时候，富贵就如同火中取栗，栗没有得到，反而伤了自己。曾国藩说“戒忮求”，这是他悟出的一大人生智慧。

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诗句：“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诗中的“屠羊说”是说，有个宰羊的屠夫，他曾帮助楚昭王恢复了失去的天下，但楚昭王复国后再三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大王丢了国土时，我也丢了宰羊的工作。现在大王重登宝座，我又操起宰羊刀，恢复了过去的一切，这很好。”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毁誉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人说你好，自然有人眼红，会找你的麻烦；人世间到处都有利益与财富的争夺，只要你想一想楚昭王时期的“屠羊说”，那么功名利禄不过是天上的浮云。

品曾国藩的“三戒”，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完人”的心路历程，也能学到为人处事的道理：有话好说，但不乱说；有话好谈，但不发怒；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