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和制造地区》是王世襄先生专著《明式家具研究》的第一篇章，在全书中处于提纲挈领的重要地位，亦相当于整部书的序言。在文章中王世襄先生对明式家具产生的背景，和生产制作地区进行了详细分析。全文旁征博引，或举证历史文献、或查考实物，或讲述自身见闻，信息量充足，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为我们勾勒出了明式家具产生的时代大背景，波澜壮阔，引人入胜。
王世襄先生定义“明式家具”极其严谨，将其分为广、狭二义：广义——凡是制作于明代的家具，也不论是一般杂木制的、民间日用的，还是贵重木材、精雕细刻的，皆可归入；就是近现代制品，只要具有明式风格，均可称为明式家具。如此观之，王世襄先生之广义明式家具更偏向于审美范畴，它指代的其实是一种明式的审美品格和文化基因。而狭义的明式家具则更偏向于一种历史范畴，这个范围的家具不仅包含了明式的审美内涵，更流淌着一种历史的印记，这个层面上的“明式家具”内涵更为广阔。所以王世襄先生才专门针对如此小范围的一个细分领域写出这样一部洪荒巨著。
明 潘允徵墓出土明器家具 上海博物馆藏 《考古》1961年第8期
文章的前半段对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或者说是整个明代及清前期的家具历史做了完整梳理，并从历史文献的蛛丝马迹中察觉明式家具兴盛的历史、文化、社会原因。这一过程中，王老很明显用的“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考察实物与历史文献的结合，是其明式家具研究的一大特色。
明 朱檀墓出土明器家具 山东省博物馆藏 《文物》1972年第5期
明代早期硬木家具数量很少，有款的家具更是尚待发现，而漆木家具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经过正统至正德七八十年的发展，到嘉靖以后的一百年中，明式家具才真正出现自己的高峰，不论是从量还是从质上面，而这一切更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交易茂盛；同时随着以银代役政策的实行，工匠人身自由解放，推动了各行手工业的生产，当然，家具作为手工业的一行也不例外。同时，自隆庆初年开始，明政府开放海禁，南洋各地名贵木材涌入内陆，直接促进了家具的生产，家具除了自销之外，海禁的开放还带动了家具的出口，家具成为和瓷器、丝绸一样的外销商品。
明 王锡爵墓出土明器家具 苏州博物馆藏 《文物》1975年第3期
文章还不止于以上这些历史政治等宏观方面的分析，更精到于从明人笔记小说中窥探时人的心态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皇帝爱好宫屋器用到了成癖的程度；而上有所好，下必胜者，当时官员对于硬木家具之爱好及价格昂贵从《陶庵梦忆》等书中可窥一斑。同时从文人的笔记当中也可看到文人对于家具另一种旨趣，他们把家具使用发展成了一种家具游戏——“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万历时戈汕著的《蝶几谱》，详述可用特制的十三具三角形几，错综变化，摆出一百多个式样来，它等于大型的七巧板，这种有异于达官豪绅用家具来炫奇斗富的行为不同，体现出另一种审美意趣。
《蝶几谱》1
《蝶几谱》2
《蝶几谱》3
明式家具承袭中国传统家具之精髓，在明晚期大放异彩，一直到清前期，在清式家具正式产生之前，都占据着重要的市场份额。家具既是日用品，产地可谓遍布全国，但是要说精制家具，即我们说的材美工良的明式家具，则主要聚集在苏州、广州、徽州、扬州几个地区，其中自以苏州最为重要。文章列举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论证了明式家具在苏州地区制造的繁荣与精美。但是王老用自己1979年到1980年实地走访调查的经历证明了田野考察要比文献史料更为可信。苏州的家具制造主要集中于洞庭一带的东、西山区域，明式风格在此地绪远流长，绵延不替。
通过对苏州地区的调查采访，联系到明及清前期硬木家具在北京地区曾大量存在这一事实，现在得出如下的认识：明晚期到清前期，苏州地区有相当大的作坊和相当多的工匠用硬木及榉木制造明式家具。他们或承揽加工，或出售成品，主顾不同，销路有别，货色亦异。洞庭东、西山虽很富庶，终究是村镇，材料以榉木为主。某些老人还记得祖辈曾讲到招延工匠住在家中造家具。考究的硬木家具，有的供应苏州或江南其他大城市，有的出口外销，更多的则通过漕运，远销直隶、北京。某些品种，例如炕桌，南方使用得不多，但黄花梨炕桌北方地区曾大量发现，原因是当时专门造来运销北方。
铭文：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凭，逸我百年 。万历乙未元日充庵叟识
而广州成为硬木家具重要产地则晚于苏州。其实广州家具业的更大发展是在清中期以后，它在制造清式家具上所占的地位，远比生产明式家具来得重要。它的家具出口也大于苏州地区。但是广州地区家具最早的制作年代可能早到18世纪初，差可视为明式的，仅占百分之三四，其余都是清式，而且包括不少具有殖民地色彩的晚清和民国制品。
所以广州的家具更多代表了清式家具的风格，即使具备明式特征的家具，也和流传在北京的及东、西山所见的，不是一家眷属。例如同为靠背椅，苏州多灯挂式，广州多一统碑式。苏州的椅盘下多安券口，广州的椅盘下只安一根直牙条。苏州用棕藤软屉，广州用木板造硬屉。所以那些艺术价值很高，明式风格鲜明，具有代表性的明及清前期家具，它们的产地在苏州而不在广州。
同为靠背椅，苏州多灯挂式（左），广州多一统碑式（右）；苏州的椅盘下多安券口（左），广州的椅盘下只安一根直牙条（右）
除此之外，徽州、婺源、扬州等地在明晚至清前期都有家具生产，但在质与量上均不及苏州地区。通过我们对全文的梳理，我们可以明确生产精制的硬木明式家具的时代和地区，简而言之——它主要是晚明至清前期，尤其是16、17两个世纪苏州地区的制品。
由于原文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和作者自身的亲历，故文章并不是太易读，希望笔者的整理能为大家理清思绪，有所裨益。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