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talli & Ruggeri：用历史数据研究武装冲突 | 政观编译

文献来源：Stefano Costalli and Andrea Ruggeri, “The Study of Armed Conflict and Historical Data,” APSA-CP Newsletter, XXIX, Issue 2, Fall 2019, pp.58-63.

作者简介：Stefano Costalli，佛罗伦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Andrea Ruggeri，牛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

Stefano Costalli（左）和Andrea Ruggeri（右）

为什么用历史数据研究武装冲突？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冲突特别是内战的定量研究呈指数倍增长（Cederman and Vogt 2017），利用历史数据来研究武装冲突的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十年来，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些分支在经历了“历史转向”转折后（Capoccia and Ziblatt 2010），使用历史案例去研究武装冲突的做法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Tilly 1978；Sckocpol and Theda 1979；Peterson 2001）。近年来，随着研究者意识到可以充分使用时空分离的数据研究内战、叛乱以及各种形式的涉及非国家行为者的冲突，针对量化研究武装冲突的历史数据的系统性收集也已经越来越多（Cederman and Gleditsch 2009）。其中首开先河的是Kalyvas (2006)，他利用希腊历史上的内战数据进行混合研究，嗣后越来越多的作品也采用了此种研究路径（比如Balcells 2017; Finkel 2017; Kopstein and Wittenberg 2018）。近期的一系列研究文章也不例外，它们充分使用了历史数据（Costalli and Ruggeri 2015; Zhukov 2017; Kocher, Lawrence, and Monteiro 2018）。

随着过去私人的、秘密的、受保护的档案的公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以及可以通过高效软件对文本进行管理和编码，当代的研究者更有机会对历史资料建立大样本数据集。本文盘点了过去十年出版的作品，并初步论述了为何利用历史数据研究武装冲突有利于政治学家。进一步，本文也强调了此种类型的研究中不应被忽视的缺点和议题并提出了一些可做补充完善的措施。

历史数据与研究对象：

冲突的遗产与遗产的冲突

历史数据可能在本质上对于研究特定现象来说是必要的，比如说冲突的长期影响和遗产研究（Wittenberg 2015；Costalli and Ruggeri 2018）。其中，“冲突的遗产”（legacies of conflict）指的是过去的暴力或者冲突形式，他们可以成为后续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式的核心解释因素（Lupu and Peisakhin 2017; Rozenas, Schutte, and Zhukov 2017; Dincecco and Wang 2018）。另外，“遗产的冲突”（the legacies on conflict）指的是过去的制度、社会、经济因素和形式如何影响武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Wig 2016; Paine 2019）。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学者们对于遗产的研究不断深入，使得“遗产”一词可以在不同的时段上被使用：Lazarev（2018）考察了在车臣战争结束十五年后，其内战在法律制度方面的遗产，而笔者也在25年后多次考察了内战在选举方面的遗产（Costalli and Ruggeri 2019）。其他研究则追溯了一个国家遭受殖民乃至更久远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可能会影响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Blanton，Mason，and Athow 2001；Wucherpfennig，Hunziker，and Cederman 2016），或者是治理形式与持续长达数世纪的冲突之间的联系（Xi 2019）。本文既不认可、也不建议为遗产划定一个特定的跨度。然而在研究工作中，研究者需要更加地明确认定遗产在不同时间段持续存在的机制和条件。如果历史数据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遗产和建立长期影响与路径依赖的理论（Mahoney 2000），那么这些经验资源也应该帮助研究者推动特定的理论主题向前发展。

历史数据与理论建立：

微观机制、“地点”和多重因果路径

利用历史数据对冲突进行量化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研究者对个体数据的强调以及对地方层面与战争相关事件的详细说明。比如苏维埃档案中包含冲突事件的地理编码信息使得Zhukov(2017)能够具有创意地研究二战中白俄罗斯德占区针对平民的暴力动力机制。这些详尽的信息包含游击队造成的火车出轨事件的月度记录、当地被破坏的房屋数量以及被纳粹杀害的平民数量。档案编码中包含的这些有关个人信息和冲突动力机制的大量数据和细节，会激励研究者发展和留意至少三个重要的理论主题：导致暴力动员的微观机制；被理解为“地点”的地方空间（Agnew 2002），这种空间强调环境和行为地点的重要性以及动员路径的多样化。

首先，越来越多的使用丰富的历史数据，有利于学者们围绕风险和代价高昂的行动（比如加入武装叛乱）的个人决策进行更准确的推理。理论化冲突的微观形成机制意味着要发展出与个人实践、偏好和决策过程相关的明确假设和因果机制。历史冲突经常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利用有关个人、族群和网络、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的详细数据。尽管在冲突刚刚结束或者进行之时，获取参与冲突的个人身份与生平经常较为困难，但是在暴力的使用仅仅出现在过去一小段时间的情况下，获得这些信息并且对武装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联系的研究要容易的多。历史数据也为使用个人及其社会网络信息提供了机会，这样一来学者们就能够利用非物质因素（例如个人和群体的情绪或意识形态）来考察和更新他们的冲突理论。近年来这些因素已经（再次）越来越成为作者理论框架的中心部分。例如，在关于意大利1943-1945年反法西斯势力的武装动员研究中，作者提出一个关于决策过程的理论，在其中，愤怒和怀有激进意识形态的社会网络扮演了促使个人加入武装反叛的中心角色（Costalli and Ruggeri 2015）。有了对二战中死于法西斯政权军事行动的意大利士兵的住所进行时间和空间分离的数据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网络的数据，作者能够对其理论进行检验。另外作者利用了被法西斯警察控制的个人（因为其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个体层面的数据，并且利用这些来自于历史资源的定量数据和前游击队员的采访进行了三角测量。

其次，量化历史数据提供了有关行为发生地点的可靠信息。然而对历史上冲突案例的研究也使得政治学家超越单纯的地理位置，将量化数据置于一个围绕这些特定时间的详细历史的编纂方法之中。查询并比较历史学家的相关著作，政治学家可以获得这些案例的丰富知识，更好地在情境中定位冲突行为。特别是在内战和武装叛乱中，冲突区域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竞技场，更是象征了参与者的身份根源、社会关系和过往历史的地方。因此，隐藏在地点背后的价值鼓励研究者更加谨慎的思考不确定的抽象因素以及与其他族群、当地制度和过往经验的社会关系缺失的风险。

第三，基于大样本历史数据的个人动员轨迹研究已经揭示了十分可观的异质性，可以推动学界更多地思考相互交织的因果关系的影响（Cederman and Vogt 2017）。这种因果关系的敏感度也使得异质的路径仍可能推动行动者作出同质的决定和行动（Humphreys and Weinstein 2008）。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学者们不应该建立研究武装动员发展路径、趋势和次序的新模型。相反，基于微观层面和历史记载的与案例相关的丰富知识有助于研究者对线性、单向的理论提出合理的怀疑（Viterna 2013）。例如Balcells（2017）把历史资料丰富且细致的定量数据与定性证据相结合，展示了战争之前的地方政治忠诚度信息如何影响西班牙内战的动力机制。尽管如此，针对上述信息的解释也与触发报复情绪的机制相匹配。地方历史信息（也使用定量方法进行分析）也提供了机会来阐述更为精妙的冲突理论，这其中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共同产生了影响。同时，从历史数据中获得的丰富知识也使得研究者可以展示和解释违反常识的冲突动力机制（Zhukov 2017）。

历史数据与危险关系：

测量偏差、历史识别与微观的权重

因此，学者们必须批判性的评估历史数据的状态：这些数据会比当代冲突的数据更好吗？这些数据的生产过程是什么样的？Lustick（1996）明确强调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历史材料的风险。首先，政治学家必须注意历史学家的著作在呈现给定事实时很少是一致的，这引起了人们对历史作品中“选择偏差”的担忧。这种历史作品的特点是，历史学家使用“事件如何发生，以及人们如何行动的内隐理论”，这与政治学家正在考虑、验证的上述理论非常相似（Lustick 1996, 607）。这种选择偏差存在风险，但并非不可减小。实际上，这种风险可以通过对不同的数据来源进行比较和三角测量降低，而且三角测量的过程通常对于可产生丰富研究成果的历史案例来说卓有成效。此外，尽管在当政治学家主要在二手材料上做研究时，选择偏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如果在研究中重点关注基于定量数据（特别是一手档案材料数据）的经验研究，那么这种风险是可以被进一步降低的。另一种可能的偏差来源与最先开始收集和存储高质量数据的政策和机构设置有关。历史数据的可得性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可能存在于拥有高效国家官僚机构与强国家能力的国家之中。这些数据可能被保存在国家档案之中，而这些档案产生于那些历史上的政权为了镇压叛乱而要求对社会高度管控的国家。因此，精细的历史数据往往存在于特定的政权之中。也正是因此，当研究人员从这些历史数据中得出结论时，应该对其外部有效性和透明性进行反思。因此，档案公开与飞速发展的、将新资源数字化的软件能力相辅相成，对政治学家来说类似于新玩具店的开张。然而，研究者应该留心阅读使用说明。必须研究、处理、消化围绕特定历史数据产生的语境和史学研究争论，以避免由于某一历史假设和误用数据产生的推理谬误。使用历史数据寻找（因果关系）的识别策略可能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使用历史数据的一个最重要优势应该是在严格审视下获得关于冲突的丰富知识的可能性，否则得出错误历史结论的风险会很高（Kocher and Monteiro 2016）。

高质量的历史数据更可能产生于特定类型的国家。应该承认，对于历史数据的研究成果并不会自动适用于对当代冲突的研究，这些研究中的跨时空比较造成了一些障碍（Bartolini 1993），因此需要明确定义范围的条件。尽管如此，本文相信历史仍是研究者最好的老师，特别是在冲突研究领域。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和战争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国际体系也已是沧海桑田。因此，当研究者试图在隐含着特定战争技术和国际体系类型的研究中得出普遍性的理论和解释时，他们必须更加小心（Kalyvas and Balcells 2010）。战争中一些因素（比如不确定性、对可靠信息的需求性、补给的安全性等）尽管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仍十分稳定。同时，求稳是人的天性，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基于个体决策过程的冲突微观机制和理论解释应当超越时间范围，没有必要苛求理论的高适应性。

量化政治学，历史与交叉研究

本部分试图解释为什么如果历史数据和史学研究文献处理、归纳得当，可以帮助政治学家研究武装冲突。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者可以说历史“对于政治学是有用的”，但是这种主张是否需要更进一步地区分由政治学研究捕捉到的知识和史学研究本身生产的知识？显然，这两个学科建立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认识论基础之上。更近一步，研究者不应寻求对这两个学科的过分简化和简单混合。然而，这两个学科在学术研究上存在重合并时常在相同的议题上进行研究。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作者认为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严肃对话与支持有意识的交叉研究是有益的。此外，作为严肃的交叉研究的结果，政治学或许也会“有助于历史研究”。实际上，政治学（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使学者们能够有用一种比通常史学研究方法更为结构化、系统化的方法来评估史学家的论点。史学研究方法倾向于获得针对特定案例研究的深度知识，而非建立系统性比较和发现可重复的因果模式。通过更少的样本和有限空间范围研究来评价特定的案例解释，这是在有关冲突的史学记载中常见的形式。基于历史数据的定量研究可以充分提高这些地方性理论的解释力。最后，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冲突研究并非毫无风险，但它是一种十分吸引人并且也值得深入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可能有助于提升研究者的分析能力，以及加深他们对武装冲突的认识。诚然每种研究路径、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风险，但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冲突研究确实值得一试。

译文：吴温泉

审校：杨端程

赵德昊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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