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珐琅彩稀缺,其价格持续攀高

　　珐琅彩瓷绘艺术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粉彩的开创具有深远的影响。是清代宫廷瓷器中最为名贵的瓷器品种，虽然烧制时间短暂，却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康熙珐琅彩瓷的款识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胭脂红色或深蓝色图章式堆料款，款外套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也有外底阴刻“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外围阴刻单线方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紫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更有台北故宫收藏的康熙画珐琅莲花纹菱花式盘(永乐白瓷胎)，外底虽也署“康熙御制”四字双行胭脂红色堆料款，但外围的不是双方框，而是双线圆圈，圈线外粗内细(未能在台北故宫找到此款识的图片，用清康熙铜胎画珐琅勾莲纹菱花式盘的款识展示)。

　　珐琅彩瓷器的画功特别讲究，多为工笔画，细腻传神。而提到珐琅彩的画，就一定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宫廷画家郎世宁。郎世宁是意大利的传教士，曾参与圆明园的设计修建，得到清帝的赏识。

　　

　　珐琅彩瓷的款识有严格的制式，具体上文已述。凡发现有不同于上述制式的，均非真品。

　　由于能够绘制珐琅彩的人才是匮乏的，材料是珍贵的，所以康熙皇帝就把它局限于故宫内烧造。第 二就是皇帝酷爱珐琅彩，他要看到这个过程，过程对他太重要了，他的乐趣产生于过程之间，看到成品也很高兴了。但是从开始画，到烧造，到完成，整个过程都在其监测之下，其中的乐趣就更加深了一步。雍正、乾隆以后，屡见文献记载，皇上多次调宫廷画家去画珐琅彩。我们的珐琅彩能有今天这个成就跟康、雍、乾三朝皇帝亲力亲为有直接关系。

　　

　　珐琅彩的衰落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虽然具体到哪年哪月宫中不再烧珐琅彩没有确切的时间，不过从乾隆中期以后的档案中已经看不到任何有关烧制珐琅彩的记载了。乾隆二十三年，有些铜胎珐琅器的制作已交给广东粤海关承做了，造办处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七的行文中记载：“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画得瓶、罐、纸样大小四十张持进，着粤海关接样，自配花纹做西洋珐琅，要乾隆年款矣有传旨不必烧造时，再行停止烧造，钦此!”瓷胎画珐琅与铜胎画珐琅于乾隆二十年以前都是由宫中造办处珐琅作烧制的，为什么要移至广东的粤海关制作呢?主要应当说是经济上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到的乾隆盛世自中期以后已有从巅 峰下滑的趋势了，实际上国库财力枯竭，捉襟见肘，钱局曾一度缺铜铸钱，铜价猛涨，而不得不动用宫中大件的铜胎珐琅器以及雍正朝内府留下的大量铜活字交钱局铸币。甚至拆掉瓷器内的铜胆(官窑瓷瓶多内镶铜胆)铸币用。在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宫中的奢 侈之风也必然受到影响，珐琅彩造价昂贵、费工费时，珐琅作银两紧缺，生产条件每况愈下，各方面都难以维系，最终完全地衰落，其衰落时间应当不早于乾隆中期。

　　康熙时瓷胎画珐琅的款识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红色或蓝色图章式堆料款，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个别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外底阴刻“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外围阴刻单线方框。也有个别器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画珐琅莲花纹菱花式盘(永乐白瓷胎)，外底虽也署“康熙御制”四字双行红色堆料款，但外围的不是双方框，而且双线圆圈，圈线外粗内细。至于康熙朝宜兴胎画珐琅器外底所署款识，一般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黄 色堆料款，外围双线方框，个别的如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纹茶壶，外底所署黄 色堆料款“康熙御制”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围海棠花式双线框。宜兴胎画珐琅用黄 色珐琅料写款，可能是因为黄 色能与褐色地形成鲜明对比的缘故，而若以褐色地衬托红或蓝色料款则不够鲜明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