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的祭奠——故乡纪事042》
兰是我忘记背走的那束红高粱。
当我返回去找她的时候，她已经用二十多年的时光完成了她全部的季节，去了远处那座圆顶的粮仓。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兰这样一个小鸟一样没心没肺快乐的小女孩，怎么就一步步在变成大女孩的过程中，失掉了头上的草叶、嘴边的饭粒儿、衣襟上的哈拉圈儿、佯怒上翘的好看嘴角，而变成时而郁郁寡欢、时而兴奋异常的另一个美丽的躯体呢。
兰走的时候，我已在孤悬海外的小岛上。听说她离去的消息时，她已经与我不能共赏同一个月亮五年多了。
据说她死于精神分裂，传递消息的人不忍心详述那些最后时间的细节，所以关于兰的死，在我是很抽象的结果。我也刻意回避听到她最后的那些日子的境况，即便是后来见到了一些知情人，我通过玩顾左右而言他避开，宁愿兰是美丽着陨落。
听到兰的消息的当晚，我正祥和地用着晚餐，记得桌上有兰不认识的海鱼和海螺，电视里发着高亢激昂的声音，在庆祝一个百年未有过的大事即将来临。
我的酒杯在兰离世的消息中抖了一下，一半的洒在地上，我想是她飘洋过海吸吮了吧！
兰生前从未喝过酒，因为在小学的一至五年中，她都是我亲眼见证的好孩子，从来都是“三道杠”、“红奖状”，唯一一次与我打架，还是因我伤害了她们班的小集体。
我相信1997年夏初的这个傍晚，兰在海南岛一定是第一次喝酒，喝了我的半杯残酒。
兰与丫蛋儿都是我的近邻，兰实际上比丫蛋儿离我家更近，与我家之间只有两户人家，是那种隔着黄瓜架喊一声就可呼应的距离。
前文所说的“头上的草叶”诸般云云，用在兰的身上是不准确的，那是长她一岁的姐姐的形象，邋里邋遢唱着含混不清的歌曲。
“祖祖孙孙打啥去，祖祖孙孙打啥去……”
兰的姐姐能把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唱词唱成后来的流行歌曲，令你无论如何与挂在墙上那些连环年画联系不起来，她还手持一根又粗又壮的玉米秸秆，像旗倌的样子雄赳赳气昂昂。
兰是她姐姐的反衬版，无论衣服穿得多旧，哪怕是补了好几块布丁，她也会抻平衣角，把蒜头疙瘩衣扣一一对应扣完整。她妈妈喜欢给她梳一个“运动头”，这让她几岁时就有女干部的成熟感觉，也在玩伴中与他人有了距离感。
兰的爸爸与我的爸爸不知有什么特殊的交情，总之两家关系好像仅次于亲戚。孩子们也被大人濡染，比其他人家的孩子关系要亲密一些。比如兰的哥哥会从衣袋里掏出两根手指大的胡萝卜，一根给我，一根给兰，其他的孩子则白看着，干瞪眼。
在我们小时候一起游玩的时间里，兰是一个动不动喜欢打赌的小女孩儿。
“不玩了，看要下雨了！”
“玩！不会下雨的，敢不敢打赌？”
“军军家的猪没回来，可能丢了。”
“不会丟的，敢不敢打赌？”
赌的结局，兰有赢有输。
有些赌是没有结果能证明的，比如长大之后我们会变得怎么怎么样这种问题。
“你爸妈个子小，你也不会是大个儿。”话题散漫地说到将来的个头儿。
“我一定能长大个儿，你敢不敢打赌？”兰很认真的。
“怎么个赌法？”
“赌秫秸叶儿。”
赌秫杆叶儿几乎是我和兰的发明。它的方法就是找一处位置，把一段秫秸带着干叶子放在那里固定好，看看是否有风能将叶子吹动，吹动的形态是什么样的。由于风向和风力的作用，叶子会发出类似摇头或点头的动作，代表了否定或肯定。
我们那时对风是有着神力的想象的。
本来，在一丝儿风也没有的情况下，会忽然飞沙走石；或者头顶的上方，云正急急地向南行进，而墙洞处一阵风却把树叶往北卷去了，所以秫秸的占卜我们都认可。那会儿我想，假如不同方向的风有了颜色，我们的村子一定被涂抹得乱七八糟，后来见到现代主义绘画，还担忧着胡家屯的风。
一个从大人那里听来的传统故事也成为了我和兰的一次打赌内容。
那是她搬去铁路北侧的住之前那年的夏天，爱讲闲话的军军的爸爸，给我们讲了一个半懂不懂的故事。军军的爸爸是个爷爷级的爸爸，因为他的大哥那时候已经和许多人的爸爸年龄差不多，是以军军的爸爸满脸皱纹、仪态慈祥，他讲故事我们都听得很认真，也大半相信，好像那故事只有老人才能够经历过。
那个故事就是“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的故事。
我们对鹊桥上的事儿和等一年见一面的事儿没多少兴趣，因为虽然我们小，但是看到小鸟都飞不过最高的杨树梢，而我们更是飞不过鸟，那比杨树梢还高的鹊桥上，我们肯定是上不去的，也就不去奢想。
我们的兴趣被故事另一个细节打动。
军军的爸爸说：
“七月七的晚上，到半夜的时候，一对儿童男童女趴在黄瓜架下，能听到牛郎织女说的话。”
我们胡家屯每一家都有一两处黄瓜架，而且在农历七月初七的时候，倘若水肥跟得上，黄瓜还很茂盛，鹅黄色的小花在清凉的夜晚释放着鹅黄的粉末。
“军军爸爸瞎说呢，天上的人说话咋能听见，我们又没有那么长的耳朵。”我说。
我这样说主要是想打消兰拉我去黄瓜架下偷听的提议，她虽然没说出口，但我从她开始抿起的嘴唇看出来她已经下了决心，而且那个童男非我莫属。我不想半夜去是因为军军的爸爸不止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闲话，他更多的讲的是那些红红的长舌头垂胸挂、缺一只眼睛的人头飞、丢一条腿的尸体跳着的一些鬼故事。
军军爸爸故事里的鬼比风还不可捉摸，常常感觉它就在你身边，无处不在，让你猝不及防。好在那些鬼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怕太阳。军军爸爸说，太阳一晒，鬼就浑身无力，像冰一样化在了墙角。等到天黑了，他又会像睡醒了一样重新出来活动。
“我不信，一定能听到，要不打赌！”
兰的霸气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她当小学班长的那5年里，基本上没人敢不听话，她只要把眼睛的外圈扩大一点，连最调皮的“大吉子”都赶快自己找个台阶下来。
“好男不和女斗。”大吉子往往这样自我解脱。
大吉子大我们至少四五岁，他不停地留级留到我们班，就不再往下留了。在我们班的时候，兰帮助他把反写了四年多的“a”纠正过来，连老师都夸兰很厉害。
这可能是大吉子服从兰的根本原因。
胡家屯那时候还没有通电，电线杆子的最后一根，还在铁路北侧的铁道家属房后院向北瞭望着。所以如果丫蛋儿爸妈不演出，胡家屯的人家一到七八点钟，就都早早地睡下了。那些年出生的孩子也特多，可能和没通电有很大关系。
那会儿究竟是不是到了半夜，其实我们也是很糊涂的，总之胡家屯已经进入了沉沉的睡眠中。我睡了一觉之后被尿憋醒，出门到房侧去解决问题，一块小土坷垃从隔壁家扔了过来。
我迷蒙中顺着土坷垃方向看去，依稀是兰的运动头的影子卡在墙头上，我这才想起晚饭前的约定。我们两家中间的邻居有很高、很茂盛的黄瓜架，是军军的爸爸嘴里描述的理想型黄瓜架。天黑前兰和我约好要在那个黄瓜架下偷听牛郎织女说话。
幸亏我被尿憋醒，不然我就爽约了，那第二天就会有好一顿训斥来自兰。
黄瓜架一边种的是西红柿，另一边是辣椒。两边矮中间高，这让我们能够透过黄瓜叶子的缝隙，看见天上的星星，看见银河。
那天晚上的银河像煮化的粉条。
我和兰顺着黄瓜架子头相对着趴在潮湿的地上，我可以看见兰庄重严肃的脸，她的轮廓带着英气，令我怕鬼的心思淡了一点。
“现在到半夜了吗？”
“别说话，听！”兰嫌我废话多。
不知道是什么虫子，能在夜里发出隐隐约约的丝丝声，时而卡断一下，听起来像无聊的吹气，又不好好正经吹。
“我没听见，你呢？”我的嘴是忍不住的。
“别说话，好像有女的在说话。”兰把右耳朵侧向天空。
好像有水滴滴在在我的胳膊上，凉凉的，我伸手去摸，的确是一滴液体，不过很黏，不可能是织女的眼泪，可能是某种虫子的尿吧，我这样想。
人在特别寂静的夜里，容易产生一种幻觉，就是白天听到的声音会在大脑中重播。
我听到丫蛋儿叫我的声音，好像她做好了晚饭，在叫我吃饭去。
“你叫上丫蛋儿了？”我问。
“没有啊！叫她干啥？你叫她了？”
“我也没有叫她，可我听见她在叫我。”
“胡说，那是织女的声音，你听……”
说实话，我听见的是军军爸爸的声音，但我不敢说，我怕我一说出来，自己就会吓得立即起身跑掉，还会边跑边大声喊叫。我的经验是，害怕这种东西你要是能忍住一会儿，害怕也会渐渐离你远去。
“有虫子。”我忍受不了这种一直听不到牛郎说话的状况。
“在哪儿？”兰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头，她胡乱弄我的头发，以确定有没有虫子。
“柿子上有，黑色的。”
的确，西红柿上会生一种黑色的虫子，胖鼓鼓的，挨上皮肤会奇痒，得用咸盐水洗半天才能好。
“走了，他们俩。咱们也回吧。”兰确定牛郎织女已经回去休息了，我们才各自回家。
这次打赌我敢肯定兰是输了，因为从那之后，每当我要提起这事儿，她总是瞪起眼睛打断我，不让我说下去。
在小学，兰只给我当了一年的班长，就是在《饥饿往事》里我饿晕过去那年，是她发现我昏死在大榆树下，让瘦猴儿守着我，自己去给我母亲报信的。之前和之后她一直统辖着一个纪律严明、成绩优秀的班级并自己排在学习成绩的榜首。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放学要排队回家，一般是体育班长带队。我们班的体育班长的家出了学校大门不远就是，所以他家就是我们解散的地点。兰不一样，她搬家之后，成了离学校最远的。于是她取代了体育班长，亲自带队。
我俩大打出手就发生在他们班排队回家的路上。
我见她带着整齐的队伍从后边走过来，就恶作剧地故意放慢脚步，开始S形走路，导致她的一男一女两个领头羊无法按秩序前行了。
“躲开！”兰一副公事公办的脸。
“这道儿又不是你家的。”我无赖着继续。
“好狗不挡道！”兰急了。
“赖狗汪汪叫！”我因着过去的友情依然无赖着。
“好！我叫你不躲……”
我转过身时，兰已经把书包递给前排的女生，运动头一下子变成荷叶头飘起来，她像一只小老虎带着风扑向我。
我觉得那次打斗只是兰一个人的战争，她用自杀式袭击捍卫他们班队伍的整齐，因为我还没来得及拉开姿势反抗，就被她的身体撞上，然后俩人一起滚到公路下边的沟里了。
沟里全是细土末，我们一前一后爬上来的时候，我看见兰像刚从土里钻出的蘑菇，头上还带着草棍儿。
我看不见我自己，不知道是啥样子。
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天有些迷糊，让我考进了当时公认最好的初中寄宿上学。兰也寄宿，但人们认为她的学校比我的学校差一等。就这样，此后的时间分成了两个部分，她在那个差一等的学校里一直上到高中二年级毕业，我则半路回到最基层的学校，半耕半读直到高三毕业。
高三，我们重逢了，且都选择了文科班。
虽然这时的兰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但由于我更多关注着前座的丫蛋儿，没有怎么仔细端详她。我就拿一条格尺，直接从黄瓜架向高三划了一条直线，径直就到眼前的兰了。
其时兰已经有了人生的曲线，到大学毕业前夕，我陆陆续续听家乡人提起过她的波峰和波谷。
在那个二等学校读书的时候，兰仍然是班长。其它还都好，她的权威仍在，只是到了初中以后，女生们的成绩不如淘小子上升快。渐渐地，老师对兰颇有微词了。
“你要是能学习成绩再好一点，那真是妥妥的。”老师宛转激励她。
兰则拼命学习，别人都去睡觉了，她还要点着蜡烛翻那些被她翻皱的课本。终于有一天晚上，兰的尖叫声惊醒了半夜的校园。究竟发生了什么，出现过很多版本，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有一种版本说，兰熄灭了蜡烛，准备锁门回宿舍睡觉，走到墙角处，看见了军军爸爸说的红色的长舌头，一直垂在胸前。兰被吓着了。那时候，Z奶奶已经过世，没有人能把她的魂儿找回来。
第二种版本说是有一个成绩好的同届女生，担心兰这样学下去会超过女生自己，于是在一个夜晚她把衣服蒙在脸上，蹲在墙角吓唬兰。
还有第三种版本，说是那个中学所在的镇上，有一个社会上的小伙子，他迷上了兰的美丽，趁着她独自烛光下学习，趴着窗户偷看她的侧面轮廓。兰无意中一抬头，不知是什么东西，被他吓着了。
待我也觉得兰真的有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距离高考已经剩下不到两个月时间。那时，我为了摆脱自己对丫蛋儿背影的牵挂和想入非非，自虐地请假在家里学习。
有一天，兰来了，表面上看不出一点问题，而且，作为高中女生的她，在那一届应该是最漂亮的。那时候我们的话题除了考试很少有其他的，于是我们就从格尺划线的这端开始了。
“准备得咋样了？”我指的是学习的内容。
“我妈给我做了新行李，牡丹花被面的被套子，还买了旅行包，上边写着香港旅行的那种，都准备好了。”
“准备行李干什么？”我诧异。
“上大学都得自己带行李啊，你难道还不知道？”兰很错愕的样子。
“我是问你课本复习的怎么样了？”
“没问题，都会了。”
之后我尽量以很随意的方式，选了不同难易程度的几道题与她交流。我大吃一惊，原来兰连最基础的考题都不会，我确信她考不上了。
果然，她没能够上大学，补习了一年，考得比上一年的分还低，家里决定让她离校回家修养身体。
后来每到假期，听到的都是兰的状态越来越不好的消息，但是在大街上偶尔遇见她时，她都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看不出一点儿破绽。我听家人说，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她经常到我家坐一坐，一坐就是大半天。出于两家长辈的友好关系，大伙儿都哄着她，也是敷衍她。
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大三的那个春节，大年三十的晚上。
那天下午，我正在一个哥们家谈天说地到黄昏，家里派人来告诉我说兰下午就来了，一直不走，还扬言说见不到我就在我家过年。这让我很为难，我继续在朋友家挨延，朋友的母亲已经敲着盖帘儿说了好几次准备包饺子了。
过年要在自己家过，这是规矩。
我不得不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往家走，进门的时候，兰躺在我家的炕上，枕着我的枕头。我们家也像朋友家一样也正焦急万分地准备包饺子，可是没能如愿开展任何动作。
兰见我进屋，立即起身下地。
“送我回家！”兰的话让我出乎意料的高兴。
接着她从桌上拿起她的长围脖递给我。
“帮我围上！”那口气像是命令我和她一起去黄瓜架下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
如果换在只有我俩的场合，我可能就无所谓了，会乖乖地帮她围上围脖，毕竟，我们是发明了用风占卜的小伙伴儿，但是在众弟弟妹妹微启的口型下，我断然拒绝了。
当然，她的脸上也没有出现任何尴尬甚至不高兴的表情。
大年三十的晚上外边漆黑一片，由于常年上学不在家，家乡的土路些微的变化我已经摸不清了。我骑着自行车，兰坐在后座上，她几次试图将她的手放在我腰间，都被我威胁不送她而停在半路。
我怕什么呢？当时可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啊。
可我还用了“别发疯”这样毫无道德水准的话去说她。
去她家的路很长，这是她家的第三处房子，在村子的东北角，距离河北B家不远的一片新开的房基。
兰指着路，她叫我向右，我就向右，她叫我向左，我就向左。
就在已经远远地看到她家的灯光时，她突然喊了一声“右拐”，我本能地向右打轮，一下子连车带人一头扎进一个新挖的深坑里。
我责怪兰是故意的，她也不辩驳，只是嘻嘻笑，很得意的样子。我把自行车先从坑里甩出来，接着自己爬上地面。兰伸出手让我拉她，我因为气她作弄我，不绅士地告她，如果她还不上来，我转身回家。
兰乖乖地从土坑里爬出来。
把她送到家，她的父母才知道这大半天她一直在我家里。从下午开始，她们家派出很多人四处去找，都没有想到她去了我家。当着兰的面，她的父母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向我使眼色，那意思是想提醒我兰已经不正常了。
我已经明白了，但是我不能用异常来对待她们，这更让她爸爸妈妈着急。趁着兰出去的间隙，她妈妈很愧疚地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
“她这里出问题了，已经一年多了，你多担待。”
她家的大玻璃窗外，在灯光的漫射下，我看见兰把我的自行车推进她家的下屋，把下屋的门锁上了。
兰的父母和二哥也看见了她这个动作，很尴尬地望着我一言不发。
兰再次进屋时，一手拎着空面盆，一手拎着擀面杖，用擀面杖敲着面盆的边沿。
“今天你在我家过年，我要包饺子。”
她爸妈很吃惊，她爸爸奚落她：
“嗯？明年的太阳是要从西边出来吗？”
我忽然动了心机：
“兰，我肯定不会在你家过年，你敢不敢打赌？”
兰好像很沉重地想啊想，想了好久也没想起来什么。
“打赌干什么？”兰改为愕然。
她妈妈上来解围：
“好好，我女儿今天高兴要包饺子，真是好事儿，来，和妈一起和面去。”
她把兰拉到另一间屋子。
兰的二哥悄悄出去，把我的自行车推到大门外，向屋子里打手势。
兰的爸爸悄悄送我出去，走到大门外，还歉疚不已：
“你看，这都快放鞭炮了，要不是兰这个样子，真就留你在家过年了。”
我跨上自行车，身后传来兰的二哥的声音：
“好好过年，我们今晚不会让她再跑出去的！”
“打赌干什么？”，成了我听到的兰的最后的声音。
（20190630 呼和浩特）
（摄影：翟瑛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