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研制飞机的赤峰人——巴玉藻
新华社呼和浩特2009年4月23日电 蒙古族十大杰出科学家肖像揭幕暨赠送仪式23日在内蒙古大学学术会议中心举行。
这十位蒙古族杰出科学家是：18世纪我国杰出天文科学家明安图，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著名生物化学专家、美籍华人傅守正，油菜育种专家官春云，中国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奠基人杨石先，蒙医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试管羊之父旭日干，海军女科学家萨本茂，当代著名化学家冒怀庆，飞机设计制造家巴玉藻。
本次活动的评选标准是，必须在科学事业上作出过突出贡献，并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明星，属于现代科学家的必须是两院院士或者达到院士标准的候选人。
“蒙古族十大杰出科学家”评选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协、内蒙古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协会、内蒙古大学等多家团体共同发起。发起者从古今中外蒙古族科学家中筛选确定了20位候选人，并通过网络、短信等投票方式，综合专家意见，最终评选出10位蒙古族杰出科学家。
值得赤峰人骄傲的是，“飞机设计制造家巴玉藻”的祖籍就是克什克腾旗。
最早的飞行
提起中国的航空业先驱，多数人脱口而出的是“冯如”这个响亮的名字。然而，把中国航空业推向一个专业化高度的“航空大家”巴玉藻，却鲜为人知。
巴玉藻的父亲叫巴焕庭，早年从贡格尔草原调江苏驻防。因此，巴玉藻于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7月17日出生于镇江，字蕴华。
1905年，聪明好学的巴玉藻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并很快以成绩优异从三班跳级到一班。1909年，巴玉藻被选送英国留学，为二十个选派留学生当中的惟一一个蒙古族学生。
初到英国时，巴玉藻白天在维克斯船厂实习，晚上到朴次茅斯夜校补习英语。1910年，他考入德兰姆大学的阿姆斯特朗工学院研习机械工程。在这期间，巴玉藻开始对新兴的航空事业和飞机制造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闲暇时间阅读各类航空书籍与杂志。那时，年轻的巴玉藻和很多欧美青年一样，十分羡慕飞行家这个时髦的行当，尽管留学生活拮据，但总想亲身体验一下飞上蓝天的滋味。1912年暑假，巴玉藻在维克斯船厂打工，听说有一个名叫波特的飞行家经常驾驶“法曼”式飞机在温德梅尔湖上练习飞行，就与好友王助一起凑了两英镑，跟着波特飞了一圈。从此，这两个中国的年轻人就与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1年，清政府倒台，很多留英学生认为巴玉藻是旗人，必将随清政权的覆灭而结束留学生活，甚至歧视他。对此，巴玉藻并不以为然，还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道理进行反驳，民国政府对留学生是不会采取民族歧视政策的。
1915年，巴玉藻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回到维克斯船厂任绘图计算员。
这一年，因欧战关系，在英国学习制造的很多留学生都到美国去继续深造了。不久，巴玉藻也奉中华民国北平政府海军部之命前往美国，同行的还有王助和王孝丰。
到美国后，巴玉藻、王助和王孝丰先入寇蒂斯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接着又如愿以偿地一起考进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第二期研究生班，后来曾贻经也来到这里学习飞机内燃机专业。在寇蒂斯学习时，巴玉藻和王助非常认真，从设计、制造到钳工、锻工工艺等无不深入实际锻炼。他们还经常深入到车间，有时还要钻入烟囱，搞得一身黑油垢。这种精神，一直贯穿在巴玉藻毕生的科研和工作中，实为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20世纪初叶，飞机设计与制造即使是在国外最优秀的大学也还是一门全新的学科，麻省理工学院第一期研究生航空专业班只有两名美国学生，而第二期也仅招收了七人，除了美国军方的两位学员外，其余五人均为中国留学生。
巴玉藻聪颖好学，对机械、数学等专业尤感兴趣，他仅用9个月时间就修完了全部功课，各科均予免考。1916年6月7日，巴玉藻从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在巴玉藻所取得的这些文凭和证书中，所用的名字是“TSAO-YU”，是按外国习惯把“玉藻”写成“藻玉”的音译。后来回国后，仍姓巴，但签名还用“TSAO-YU”或“T-YU”。
稀有的人才
上个世纪之初，航空工业还处于幼年时期，各飞机制造厂家的设计、生产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主要依靠实际摸索。在飞机的研制方面，专业的人才最是不足，尤其是缺乏经过大学培养的航空专门人才。因此，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硕士研究生班毕业的巴玉藻和王助等人，很快就被各大飞机企业“抢”走。其中，王助被初创的波音公司请去担当第一任总设计师，研制出了第一种实用的飞机——C型水上飞机；而巴玉藻则被聘为著名的寇蒂斯飞机公司的设计工程师，后又受雇于通用飞机公司，任总工程师。巴玉藻身兼两职，为美国早期航空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还被推荐为美国自动机工程学会会员。
寇蒂斯飞机公司、通用飞机公司、波音公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都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公司，而在当时，它们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巴玉藻、王助等人进入这些公司，并担任主管技术的负责人，不但推进了这些公司的发展，也使他们本人得以跻身美国飞机制造业先驱者的行列。经过这一番实践锻炼，巴玉藻、王助等人获得了建设、管理航空工厂和设计、制造飞机的经验，并由此树立起了信心。正如巴玉藻在其《讲稿》中曾记述的那样：“……我们进厂时候适好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可以回去创造起来了。我们的建厂计划在这个时期中成熟……”
如是，一个开创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的计划，在这几个中国留学生的心中日渐成形。
1917年秋，中国海军当局提出了“飞机、潜艇为当今急务，非自制不足以助军威，非设专校不足以育人才而收效果”的设想。这时，巴玉藻认为回国自制飞机的条件已成熟。是年冬天，巴玉藻和王助等人不顾美方重金挽留和个人的事业前途，毅然决定回国创业。回国后，他们首先向海军部提出创办一个小规模飞机制造厂的请求。海军部批准了这个请求，委任巴玉藻为主任（处长），王助、王孝丰、曾贻经为副主任（副处长），并答应拨五万元为开办费，在福建马尾建厂。实际上，这五万元始终没有到位，海军部只给福州马尾船政局局长陈兆锵写了一封信，指示其随时接济些材料和工资。
1918年2月，我国第一家正规化的飞机制造企业——福建船政局海军飞机工程处在马尾正式成立，内设立有木作间、机工间、飞机棚、装配厂。其办公室是由船政局提供的几个车间改制而成的，还新建或改装了机库、飞机滑水道等。
1918年4月，在成立海军飞机工程处的同时，新建的海军飞潜学校亦开设了制造专业班(甲班)。几经筛选，共招收学生陈钟新、沈德熊和杨福鼎等十七名，还培养了专业技术工四、五十人，徒工二、三十人，每日培训两个小时。巴玉藻兼任了这个甲班的教官，负责数理、飞机专业等课程的教授和教材的编写。1923年6月，这个制造专业班的学员完成学业，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最早的中坚与骨干力量。飞潜学校甲班也成为我国历史上自己培养高级航空工程人才的第一个专业班。
巴玉藻在开展教学的同时，更是把大把的时间花在飞机的设计和研制工作之中，事必躬亲。每当飞机组装时，他就穿上工装服爬上飞机和工人一起操作。平时，工人如发现问题，巴玉藻总会立即换上工装亲自动手解决。他曾说过，这些工人很聪明，如黄建华、陈关新（谐音）等，只要把图纸交给他们，再加指导，他们就可以把飞机造出来。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简陋的条件
巴玉藻等人筹建的这个飞机制造厂最初叫飞机工程处，后改称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刚一成立时，就决定首先研制能够满足海军需要的水上教练机。飞机的总体构思由巴玉藻主持，大部分的外形设计和内部构造先经他考虑，并做出准确的计算，再经过大家共同讨论，然后出图。巴玉藻说：“与其巧緻而卖弄聪明，无宁精细而求稳当，因为人之生命系于我手，不是好玩的。”
但由于当时的政府对制造飞机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且购买外国飞机还可取得回扣，所以飞机制造计划和经费极难获准。在这种情况下，巴玉藻等人没有办法实施整体计划，只能零打碎敲地进行工作。甚至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能做的只是试验材料的一点儿工作，还要帮助其它厂子修修补补，这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制造飞机的进度。有一个英国人到巴玉藻的飞机棚参观后，很是怀疑地说：“这种飞机只能供人观赏，哪能飞上天空？”但在巴玉藻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终于在1919年8月成功地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时距美国莱特兄弟1903年首制原始动力飞机仅十余年。
“甲型一号”飞机采用双翼双桴的后尾式气动布局和双座双操纵系统。其动力装置为一台寇蒂斯式100马力的活塞发动机，起飞重量953公斤，最大飞行速度120公里／小时，最大飞行高度3690米，航程340公里。
这一年的冬天，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援闽粤军飞机队总指挥(后任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到马尾访问，亲自试飞了这架飞机。他的评价是：“飞行高度不过千尺，操作难于就范！”其实，美国寇蒂斯、通用和波音三厂此前所生产的具有世界水平的飞机，巴玉藻和王助等人曾参与设计、制造。因此，这架飞机的性能、质量并不比从前的差。
当时中国的基础工业非常薄弱，许多材料不能自制，严重依赖进口。而该厂的经费又十分有限，根本不可能大批进口外国的产品和物资，于是巴玉藻决定：新设计的飞机，除了钢材、铝材、发动机等必须外购，其它材料基本立足国内。那个年代，欧美等国制造飞机多使用白银枞、胡桃木等。此类木材，中国出产不多。通过严格的物理实验，巴玉藻他们从福建本地产的材料中筛选出樟木、白梨木、杉木、白栗木以及生漆、桐油取代舶来品。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国产木材制造飞机的机身、机翼、机桴(浮筒)的骨架、框架非常理想。而保护机身、机桴的生漆、桐油等更是中国的特产，不但历史悠久，其防水效果也远胜过国外的涂料。
甲型机前后共制造了3架，后两架各有改进，其性能已不亚于欧美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
飞机造成后，巴玉藻和王助、曾贻经、王孝丰等人曾在机下合影留念。
研制成功第一架飞机后，巴玉藻等人又拟出了一份扩厂及购置设备的计划，“以图多制教练机，养成多数人才，逐渐试造军用飞机，自制发动机，以期达到建设空军增强国防之目的”。1922年春，巴玉藻与王助等人合作，共同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供水上飞机使用的浮动机库，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的驻泊与修理问题。这种浮动机库长21．5米、宽10．8米、高8.1米。需要时，可用离心泵将水打入舱内，使机库下沉，停放在机舱里面的飞机便会浮在水上，以便于从库内移到外面。若将水从机库内抽出，又可使它浮起。这种浮动机库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成并运到长江上试用，效果良好。
自建立海军制造飞机处起，到1929年夏，10年时间里，在巴玉藻等人的领导下，先后设计生产了6种型号的飞机，共计12架。
短暂的一生
1924年6月，飞行教官俄人萨劳诺夫和学员黄友士一同试飞巴玉藻等人设计并制造出的第五架飞机——“海鹰一号”海岸巡逻机时，起飞不久坠落，萨劳诺夫被摔死了，黄友士幸免于难。事发当天的傍晚，王助来到巴家，一是探望正在发寒热病的巴玉藻，二是汇报了飞机失事的经过。巴玉藻听后，马上带病连夜赶赴福州，向时任海军司令的杜锡珪请罪。杜在了解了事故的来龙去脉后，认为这种事儿是难免的，并没有责怪巴玉藻，还特批了一万元的抚恤金给萨劳诺夫的岳母和夫人。
四年后，即1928年，这台经过改造的飞机内燃机又被装配在了第十二架飞机——“海鹰二号”上。
1928年8月，受海军总司令部的派遣，巴玉藻代表中国政府赴德参加第二届柏林万国航空博览会。其他国家多派团参展或参观，有的甚至由军舰护送，而中国代表团仅有巴玉藻一人而已。他虽人单力薄，却不愿走马观花，错过任何一个汲取航空新技术和先进设计制造经验的机会。在参加这次航空博览会期间，巴玉藻看到欧洲的飞机设计，已由双翼机向单翼机的方向发展，便萌生了自行研制国产单翼机的设想。他观摩和研究了一些外国飞机的方案和展品，在心里打下腹稿，然后利用参展与考察的间隙，构思并草绘出了多种单翼机的方案图纸。计划获得官方的批准，他即着手设计军民两用型的新式单冀飞机，以期在商业上求发展而达到自立之目的。
1929年5月10日，巴玉藻回到了牵挂数月的马尾工厂，向员工们提出了新机开发计划，并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军民两用单翼飞机的研制中去。
不料，二十多天后，巴玉藻突发奇病。
巴玉藻的儿子巴吟轩和巴钟奇在《巴玉藻生平事迹简介》一文中回忆道：“……（柏林万国航空博览会）会毕，他去英、法考察之后，由巴黎经埃及、阿拉伯、伊朗、印度、香港、日本回国。在外国期间，他已中了慢性药物的毒，回到上海时，药毒发作，面部浮肿起来，当时拍有照片，现仍保存。起初，上海保险公司的掮客争相为父亲保人寿险，但经过体格检查却不来了。父亲回国后，海军部要给他加工资，他辞谢了，却提出要给工人加工资，幸得获准。更使他欣慰的是海军部已批准了制造单翼飞机的计划与经费。他回到马尾即日夜赶工，绘制单翼机设计图，图未画完，就病倒了。由于无人接替他的设计，这批新式单翼机始终无法诞生。父亲在上海时已口吐白沫，回到家中更是酸痛难受，从长沙发上滚到地上，请人捶打按摩也不解决问题……”
据了解，那一天，巴玉藻正在设计室绘制飞机草图，临下班时忽感身体不适，只好告假在家休息。美国医生方济霖诊断为轻度小脑炎。三天后，病情加剧，高烧不退，言语无力，腰部酸痛，并时有呕吐。医生复诊后，开始断定是小肠炎，后又疑为肾病。请来当地医院的院长就诊，亦认为是肠炎。入院治疗的第二天，温度稍减，精神也有好转，众人皆感欣慰。哪知，从第三天起，病情忽又加重，脉息紊乱，体温上升，筋肉抽搐，呓语中犹念念不忘厂里工程之事。医院急取血液检验，并无肠炎的反应。福建省的中外名医竟无一人能够诊断出他患了何种疾病。最后，以重金用军舰专程从上海请来法国医生谢璧，才确诊为脑部中毒。
但为时已晚，救治不及，一代飞机设计大师最终撒手人寰，年仅37岁。
死因已成谜
巴玉藻正值壮年，一向身体强健，平时喜好体育运动，尤其擅长拳击，怎会一病而亡呢?
对于巴玉藻之死，时人多疑是被外国人所害，法国医生也认定病因是脑部中毒。在国外期间，他很可能就已中了慢性药物的毒，但尚不自知。抵达上海时，药毒逐渐发作，面部开始浮肿，并口吐白沫。回到家中后不久，病情便趋严重，全身酸痛难忍，高烧不退，精神陷入纷乱状态。
巴玉藻所中之毒从何而来呢?
在病情恶化之初，巴玉藻神智尚还清醒，曾向其夫人叙述在回国途中，无论是在船上的餐厅内或其它的公共场所，总有一位外国女士跟随左右。他还在两张摄于客轮上的集体照片中指认出了此人。
这证明，巴玉藻在临终前，已经意识到自己是被毒害的！
为什么要毒害巴玉藻呢？
时值“九·一八”前夕，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局势极为动荡，各列强均在全力发展军火工业，他们或者积极向中国推销飞机，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危机，或者希望削弱中国的军事力量，而绝不会支持中国人自己研制飞机。
巴玉藻曾在美国两家大的飞机制造公司担任过重要的技术职务，回国后又成为海军制造飞机处的主要负责人和设计师，其成就有目共睹。如此卓越的国防科技人才和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者，自难免为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以及觊觎中国者之所忌。而在没有丝毫警惕和防护的情况下，巴玉藻被人暗中毒害，也就在所难免了。
但这些，都只能是猜测了，并没有定论！
巴玉藻病重住院时，还关心查问厂里制造飞机的情况，死后由曾贻经、郑宝源等根据他生前的计划制成的了三架飞机，前后一共造成十五架飞机。
1929年，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还停泊着巴玉藻生前设计制造、被评为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架飞机，其质量胜过外国制造的，价格比同期的外国飞机还要便宜。
1930年，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还研制出了时速175公里的“江鸿”(巳一)、“江雁”(巳二)式高级教练／轰炸机。但此时，其领导者巴玉藻已去世。
巴玉藻去世后，他的上级、同事、学生、工人无不悲痛，所送挽幢多为“长才未竟”之类的悼词。
其中，王助写的挽幛是“言不能表我哀”。
王助是巴玉藻的莫逆之交，两人情胜手足，互相敬重。当时王助已离开马尾，在上海龙华飞机场中美航空公司任职。得知巴玉藻去世的噩耗后，他悲痛异常，专程前往马尾吊唁。据巴吟轩回忆：“……我们亲见他（指王助）一身洁白哔叽西装，抚棺痛哭，不顾一贯自尊的身份，在大庭广众之下滚翻在地，悲痛欲绝，经外祖母及众人力劝方止……”
抗战胜利后，王助从成都回上海，见到巴家人又失声痛哭了一场，他与巴玉藻感情之深由此可见。
巴玉藻去世时，四个儿女均在童年，寡母孤儿，无依无靠。王助将巴玉藻最小的儿子巴钟英收为义子，抚养成人，又在杭州九里松台合资建一住宅，准备日后与巴家人同住。抗日期间，王助又送巴钟英进入重庆中央工专学习，并于1946年和1947年年先后介绍巴钟奇、巴钟英投考中国航空公司。1949年解放前夕，王助调钟奇、钟英去台。钟英奉命前往侍奉义父母，钟奇则参加了香港“两航”起义，回归大陆。
香港“两航”起义发生于1949年11月8日。
香港“两航”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革命斗争。“两航”是指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空公司”或“中航”）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航空公司”或“央航”）的简称。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
巴钟奇退休后居于长沙市。
永远的纪念
巴玉藻把短暂的一生都消耗在了他的事业上。
1922年10月间，福建督军李厚基失败，退兵马尾。巴玉藻把家人迁往上海市萨坡塞路永吉里一号避难，他本人却因不放心飞机，仍留在马尾，晚间巡逻时和败兵周旋，劝告他们不要破坏飞机，还要散发馒头给那些散兵游勇们去吃。战事平定后，巴玉藻到上海接回家人，他的二儿子钟奇已经出生三个月了。这期间，杨仙逸特来邀巴玉藻去见了孙中山先生，使他备受鼓励。
1926年，北洋军阀周荫人战败，第一军张毅拥军强渡乌龙江，在巴家后门外隐隐可见闽江对岸山上的炮火。巴玉藻与王助研究出用玻璃瓶内装化学药品的土炸弹，从飞机上投下，像燃烧弹爆炸时一样，竟把那些当兵的吓退了，没有进入马尾，马尾得以保全，飞机也没有受到损失。
还有一次，马尾发生了大风灾，巴家的屋顶都被吹飞了，一家老小整夜心惊胆战躲在床下。但巴玉藻为了保护飞机，直到次晨风息了才回家。尽管屋顶没有了，家具损坏了，满屋泥水，但是厂内的飞机没有损坏，巴玉藻感到莫大的安慰。
巴玉藻廉洁奉公，甚至在厂内所用茶叶等零星物件，也从不让飞机处的工作人员在公账上开支。当时的社会，军阀割据，官吏贪赃枉法、巴玉藻对此深恶痛绝，称它为黑暗社会。为坚持原则，他曾和上级有过争执，甚至有两次已经打好铺盖准备离开马尾到上海去，后经人来家劝阻，方止。巴玉藻早已看透社会的种种黑幕，深知在政府办的工厂中，航空事业，尤其是自制飞机是很难有发展前途的，所以他早有打算，准备在万不得已时，自己创办汽车、飞机制造厂，集私人的力量来发展我国的航空事业。杨仙逸也曾邀请巴玉藻到广州创办飞机厂，因马尾厂正在制造飞机，未能成行。
当年，巴玉藻与何君超、沈来秋等爱好文学、思想进步的人士甚密，常常谈论到夜深人静之时。
在1930年第二期的《制造》中，沈来秋撰文写道，因为他是陈将军的女婿，而巴玉藻又是旗人，所以起初互相间都视对方是通过权势出国镀金的贵公子而有轻蔑之意。经过多次交往之后，两个人这才互相认识到对方的才智与品格，于是捐弃前嫌而成为思想相投的知己。在这一篇文章中，沈来秋还着重提到，他们的进步思想是来自一位谢君的传导，是这位谢君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一个突变。
只是，由于写这篇文章时正是1929年末，所以文中没有公开这位谢君的名字。
巴吟轩和巴钟奇在《巴玉藻生平事迹简介》中也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儿：“记得一天晚上，父亲的书房内来了两位陌生人，男的穿灰色长裤白衬衫，器宇轩昂；女的剪短发，穿白上衣和及膝的黑裙，他们谈笑风生，还唱起《国际歌》。他们是正被福州当局追捕而同来我家躲避的，因为马尾是海军管辖的地区，我家又住在山上，比较安全。后来父亲为他们两个买了船票，帮助他们脱了险。临别时，这两个人还和我们握手，叫钟奇为‘小工友’（当时钟奇穿一套黄色小工装，骑在小三轮车上）。后来，外祖母、母亲和大姨还时常讲起他们，唱起‘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并常常谈起父亲的进步思想以教育我们。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起了重大的影响，所以钟奇能毅然参加‘两航起义’。据大姨告诉我们，我父亲曾对她说过，那男的是共产党员谢觉哉同志。”
由此，那位“谢君”可能就是谢觉哉吧。
1928年，巴玉藻出国之前，海军部曾委托他在欧洲购买一批机器设备。巴玉藻却把节省下来的佣金另购公物，分文不沾。货到时，人已去世，厂中同事、学生验收之时，深受感动，睹物伤情，无不叹息涕零。
巴玉藻去世后，海军当局和飞机处的学生、工人都欲为其铸立铜像，永作纪念。后因经费拮据，船政局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只好作罢。
2013年6月，福州市对12条相关道路进行命名（更名），其中就有“玉藻路”。
编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