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史话廿二：《春秋》记载的2件平常事，细细品来，耐人寻味
鲁桓公三年，既发生了晋国“嫡庶之争”的第五次交锋，又有鲁桓公自己的大婚喜事。就连一个不太知名的芮国，其国内都出现了一些纷纷扰扰。可以说，这真是热热闹闹、好戏连台的一年。
然而，这样纷繁的一年过去之后，《春秋》的史官好似累了一般，在桓公四年的记载当中格外地“偷工减料”。不仅没有像之前那样，无事也要将四时记录完备（如“隐公六年”的“秋，七月”），该年只记录了春、夏两个时节。并且，这仅有的两个时节所记载的内容，也是两件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那这一年《春秋》都写了什么？是不是真是史官们写累了，才如此的偷懒呢？在下先给各位说说这两件被记载于书中的事件，之后再细致分析分析。
《春秋》的史官真的累了吗？
这两件被《春秋》记录在册的事件，刚好一件发生在春季，另一件发生在夏季。春季发生的这件事，是鲁桓公率领众人到郎地举行了一次狩猎活动；而夏季发生的这件事，乃是周朝朝廷派了一位名叫渠伯纠的宰官来鲁国聘问。大家看看，这是不是很平常的事件？例如朝廷派人聘问一事，在《春秋》中经常会提到，并不是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儿。而另外一个诸侯围猎的话题，按古人的想法，这只是诸侯每年例行的常事（年年要举行，还要举行很多次），根本不应该记载才对。
如此看来，桓公四年真的没发生什么事件，史官为了凑数，才写了这样两个“流水账”么？予以为肯定也不是这样的。《春秋》既然是鲁国国家级的史书，又有孔夫子进行过修订，不太可能随随便便拿平常事来凑数。另外，这一年只写了春、夏两个时节，故意缺省了秋、冬，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史官懒得写了。很可能是史官，或者可以说是孔子故意为之，目的就是要让后人将注意力全集中到这两件“平常事”上。那老夫子到底希望咱们关注什么呢？咱们还是逐一去看看吧。
鲁国史官如此记载，必有其深意
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鄙人在简述桓公四年春季发生的事件时，用了“狩”这个字。而《谷梁传》对君王或诸侯四季围猎之事有过这样的注释，即“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那明明是春季，史官们却用“狩”这个冬季围猎时才使用的词来表述，莫非鲁桓公是在时令上违制了？可问题是，同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对此给出的评价是“公狩于郎。书，时，礼也”。也就是说左先生认为《春秋》记录的鲁桓公这次围猎，在时令上没有违制，是符合礼法的。这是不是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其实，《左传》的注解的确没有错，桓公并没有在时令上违反制度。原因在于“四时围猎”这项活动起源于夏朝，君王为了演习兵马，并为了给祭祀仪式中准备肉干类的贡品，特意订下了在四季农闲之时要举行围猎的这项制度。只不过，每个季节有各自的特点，围猎的目标及采用的形式有所不同，才有了田、苗、蒐、狩这四种说法。
《谷梁传》关于四时围猎称呼的记载
既然夏朝已经把此活动订为常事，自然这时令也一直沿用着夏代的传统。可偏偏周朝的历法与夏朝不同，夏朝历是与现今的农历一致，农历一月就是当年的正月；而周朝历是以现今农历的十一月为当年的正月。如此一来，周朝史书中所记的春季，实际上还是夏朝的冬季。因此，既然该活动还要延续夏代的流程，自然《春秋》中春季的围猎要被称为“狩”了。
那桓公在围猎的时令上没有违制，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要被史官如此刻意地记录在册呢？《公羊传》可能给出了一个答案，即“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从中可以看出，公羊先生认为史官们讥讽的是郎这个地点，因其离都城太远了，所以不适合举行围猎。换句话讲就是郎地不是鲁国国君举办田狩活动的常规场所，桓公执意在此进行狩猎，可不就违制了。
郎地位置示意图
看来，咱们已经找到了《春秋》刻意记载桓公四年春季这件常事的答案了。不过，在下想说的是这恐怕还不够全面，我在《春秋左传正义》这部书中又发现了另外一些线索。或许这线索会在鲁桓公围猎地点不合规矩的基础上，再给他添上一项违制的罪名。
因为，杜预（《春秋左传正义》的作者）在书中除了对这条记载做些正常的注释以外，还特意引用了《周易·比卦》中“王用三驱，失前禽”这样一句话。看上去似乎不太明白这句话在说些什么，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网开一面”的意思。而“网开一面”的出处，鄙人此前也讲过，乃是商汤劝说猎人捕猎时要给猎物留有一面的生机，体现了君王的仁爱之心。这在之后，更是发展成为君王、诸侯等人要遵守的一项制度。所以，予以为既然杜预在此特意提到此事，很可能鲁桓公在狩猎时没有对猎物“网开一面”，不符合为君之道，才被史官记载下来讥讽一下。
商汤劝猎人“网开一面”
好了，桓公四年春季的这件常事说完了，咱们再分析分析夏季这件常事为什么要记录于史书中。其实这条记载中暗含的不寻常之处，要比桓公狩猎这条记载明显得多。正如咱们此前多次提到过的，孔子在修订《春秋》时经常运用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即每当书中以全名称呼人物时，必有不合礼制之处。既然此次他老人家又用了“宰渠伯纠”这样一种官名、姓氏及名字合用的笔法来称呼天子使臣，显然这个人又出问题了。那渠伯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最容易被咱们想到的一点便是渠伯纠的身份有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官阶很可能与出使鲁国这样重要的任务不匹配。只可惜《春秋》只告诉后人他的官职为“宰”，并未写明他到底是大宰、小宰，或是宰夫（《周礼》对三种宰官有说明，大宰为卿，小宰为中大夫，宰夫仅有下大夫的级别）。所以，鄙人只能猜测渠伯纠的官职不会太高，最有可能是宰夫这样下大夫之职（《公羊传》持此观点）。天子居然会派这样身份不高的使臣来聘问鲁国这样重要的姬姓宗邦，肯定会让鲁国的君臣脸上无光，也是朝廷失礼的表现，难怪会被称呼全名来讥讽。
宰渠伯纠像
那除身份不匹这一点以外，宰渠伯纠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么？《左传》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即称呼渠伯纠全名的原因是他的父亲仍在朝中为官，所以要用全名称呼他。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种说法，为什么当爹的还在职，鲁国人就要用不太尊重的口吻来称呼儿子呢？不理解不要紧，杜预先生再次站了出来，为咱们做了进一步的注解。
《春秋左传正义》中提到：“王官之宰，当以才授位，而伯纠摄父之职，出聘列国，故书名以讥之”。这段话的内容是，正常情况下，天子想要任命一人为宰官，都是以其才干来作为授官依据的。可渠伯纠被任命为宰，并不是他多么有才华，而是他在代替自己的父亲完成职责。那渠伯纠的父亲又有什么职责要完成呢？恐怕就是替天子去聘问鲁国这件事了。但不知是因为老人家身体不行，无法亲自前往；还是老父亲自命不凡，不愿去办这件“小事”。总之，最终的结果是渠伯纠成为了替身，天子也无奈给了他一个勉强的身份。然而，鲁国可是一个极其重视礼制的国家，朝廷派遣这样一位“临时工”来聘问，鲁人心中肯定不爽，所以要在《春秋》中讥讽一番、表达不满。
杜预对宰渠伯纠为何被讥的注释
这就是咱们的故事进程来到鲁桓公四年后，遇到的两件“平常事”。看上去桓公狩猎和天子使节来访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件了，但细细品味事件背后的内容，会发现平常之事其实并不简单。难怪《春秋》的史官们会不按常规来记录这一年的历史，目的就是希望咱们后人能够通过他们一字一句的褒贬，来探寻其背后的真相。
【关键词云图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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