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玩易经3：辟邪和夫子之失

第467篇原创，本文约2208字，阅读需要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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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笔记小说里记载了这么个故事：

有个书生平时不信旁门左道，看到有人装神弄鬼就面斥之。有一天当面侮辱了一个会旁门左道的术士，古代的读书人身份高，术士属于下九流的行当，不敢当面跟书生作对，但面含愠怒而退。书生知道他晚上必来报复，就拿了一本《易经》放在桌上，自己点着灯坐在桌旁等。

三更时分阴风大作，先来了个青面獠牙的鬼，从窗外探头进来吓唬书生，书生不为所动，鬼看吓不住书生，就从窗户跳进屋内，书生拿起《易经》扔向那个鬼，鬼顿时画作一个纸人飘落在地。书生把纸人捡起来夹到《易经》里当书签，继续等。

过了一会又来了两个小鬼，嘴里不知道说的什么，唧唧哝哝的，所谓“鬼咕哝”是也，也面做凶恶之像吓唬书生，书生又拿《易经》砸过去，两小鬼应声而倒，变成两个纸人，书生又把纸人捡起来放到《易经》里当书签。

一直到到五更天快亮的时候，有个老太婆哭着找过来，跟书生说：“孩子他爹和两个孩子晚上用灵魂出窍之术装鬼来吓您，但他们不知道您是有大德行的人，希望您能放了他们的魂魄，天一亮，就晚了。”

书生说：“你丈夫带着孩子作恶，罪有应得，不放。”

老太婆说：“他们确实罪有应得，但家中男人死光的话，我一个老妪怎么生存呢？”

书生动了恻隐之心，就把一个小纸人交给老太婆，老太婆也不敢再强要，哭哭啼啼的走了。

天亮以后，书生到术士家一看，术士和大儿子都死了，只有小儿子活着。

这个故事反映了自作孽不可活，读书人地位高等明清时代民间老百姓的朴素认知，无意中也把《易经》的辟邪作用渲染了一把。说明至少在清代，民间是有《易经》辟邪的说法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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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发高烧，烧到40度的时候，医院只能不停的打点滴，奶奶手足无措，不知道从哪里听人说《易经》能辟邪，于是给我枕头下塞了一本《易经》，后来慢慢的退烧以后，这本书又被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拿走了，那个年代，这是封建毒草，不能让人看见的。

当然，《易经》能辟邪肯定是迷信之语。人们相信《易经》能辟邪，无非是对其包含的内容和智慧的博大与精深的敬畏之感。如果说大多数的典籍是“知识之书”，那么《易经》就是“智慧之书”。所以一生不写书的孔子不但读易读得“韦编三绝”，而且还亲自写了《说卦传》、《系辞传》、《彖》、《象》、《杂卦》、《文言》等，一共十卷，称为“十翼”。当然到了清代考据训诂之学流行的时候，又考据出来这“十翼”大部分不是孔子写的，我们也不能把孔夫子叫来对质，就当一个悬案吧。

孔子在写完《十翼》之后，对《易经》做了个总结性陈述：“洁净精微”。南怀瑾老师在《易经杂说》里对“洁净精微”做过很好的解释：

“洁净”是说《易经》包含了宗教的、哲学的含义，学了这门学问以后，人心理的思想、情绪的变动，是非常清洁而宁静的；

“精微”则是科学的，所以学《易经》的人，要头脑非常冷静。

南怀瑾老师的总结当然是非常的精妙。不过前文我说过“一千个观众的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于《易经》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先圣、先贤、先哲对《易经》的注解车载斗量，珠玉在前，但我也想讲一讲我这个“瓦石”的感悟，毕竟是闲说易经，因为闲得哪哪都疼，所以小子大胆，试以狗尾续貂，望先贤勿怪（笑）。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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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在《系辞传》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认为正好从抽象和具体两个方向诠释了“洁净精微”的意思。

《易经》由包牺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创造出来的时候，只有卦象而没有爻辞，此时八卦即是天地，是万物，是众生，称为“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其虽周游六虚，但八卦本身没有变化，乾和坤不交，坎离不相射，八卦仅为表示万物之象而存在，有万物之象，而不具备万物变通之理，此为形而上者，是道。此时的八卦是洁净的，是圆融的，是一个球体也罢，是一个正方体也好。如果与后来的六十四卦相比，此时的八卦是个“0”。

然后八卦开始变化，每一卦分别与其他卦相重，一共重复八次，形成六十四卦，具体是谁让八卦相重的，不知道，有说包牺氏，有说神农，有说夏禹，总之是上古先贤。六十四卦成，万物变通之理开始明显，再为每一爻配上爻辞，形成“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个规则，这个框架截止目前没有能够改动一分一毫。六十四卦相重的过程，就是制器的过程。

形而上者为抽象，抽象无法描述万事万物运动的具体过程，那么就要形而下，形成具体的器，来进行说明。一旦形成了具体的器，就把它加上四个轮子：“辞、变、象、占”，再加上十个翅膀：“十翼”，这门学问就如北冥之鲲扶摇而上九万里，为天下人所看到，所学习。

从这个角度说，“洁净”是表易经之象，而“精微”是表易经之理。遍观《十翼》，孔夫子钻研易经的侧重点也在“象”与“理”，对“数”和“占”的解说相对较少，这是孔夫子之功也是孔夫子之失。

功在于使后世儒者通理明象，得以探究宇宙之至理；失在于有象必有理，有理必有数，有数必可占，这是三位一体的，但因夫子没有提倡，加上后世君王有意的篡改推动，使后世儒者越来越偏，对研数习占不屑一顾，慢慢只在“理象”上下功夫，理论研究了一堆，但真正落地的能力就差了。虽然到北宋由邵康节先生的《皇极经世》补上了这一缺漏，但千年积习已难改矣。假使夫子将“数”、“占”再多阐述二三章，而不是只有一章，或许后世研易者不会只在“理象”里面打转。

所以，孔夫子作《春秋》后说：“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我想加上一句：“知夫子者其惟《十翼》，罪夫子者其惟《十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