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评估：学习《论持久战》中蕴涵的SMART原则

学习《论持久战》中蕴涵的SMART原则

远望智库净评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易评估

前天重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举证说明了其中蕴涵有SMART原则。今天再读《论持久战》，同样也要梳理一下其中蕴涵的SMART原则。之所以要“寻章摘句”和“断章取义”，是因为我发现，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被美国人“降维”处理——针对特定方面进行“工程化”成为净评估之后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我国普及推广净评估，却需要反过来将其“升维”处理——也就是“再中国化”的过程。必须让一些研习者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才好应用自如。谁都知道，美国浅薄的历史文化与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不能相提并论。但是，美国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的开发应用能力，已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事实上，美国美军过去对我国我军一些传统的思想理论多有学习借鉴，目前仍在学习借鉴，最明显的就是其一些战争和作战概念，越看越像我国我军传统思想文化的衍生物。有的方面，他们毫不避讳，公开引用。有的方面，他们不方便承认，就悄悄地抄作业。当下，我们也要把我国我军一些传统的思想理论与现代的方法手段进一步地结合好。

SMART原则是美国籍学者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的实践》中提出的。他将目标管理与计划制定分为五个维度，即：①具体的、明确的（specific）；②可衡量或可观测的（measurable）；③能实现或能达成的（achievable）；④关联性与相关性的，或合理关联与基于效果的（relevant and results-oriented）；⑤有时间性或时限性的（time-bound）。这些目标与计划制定的原则，一向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战区和军种战略，以及社会企业战略领域所恪守。当然，这是他们自家的事了。我只是更热衷于搜寻毛主席著作中蕴涵的那些原则。我注意到，毛主席1938年发表《论持久战》，比德鲁克1954年发表《管理的实践》早出16年之久。当然，这不足以说明、也不意味着德鲁克就抄了作业。

以往，我在一些学术刊物和研讨场合总是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一份经典的战略净评估案例，现在来看这一点还是没错的。不过，今天我要说的是《论持久战》一文中蕴涵有SMART原则，甚至说《论持久战》是一份经典的SMART案例，确实需要一定的眼光和些许的勇气。因为“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和”触类旁通”的话，说说而已终归容易得很，但是要真正做起来还是有不小难度的。否则，这点抄抄写写看似简单的小事，不会等到今天，以至于轮到我来“捡漏儿”。到底其中“有”还是“没有”，也请大家来做个评判和等待时间来检验。

一、具体性、明确性原则

SMART的这一原则，强调具体明确地表达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效果）或者所要达成的标准，确切的目标与清晰的计划，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强调在矛盾的普遍原理指导下，着力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文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地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的四个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科学结论，彻底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不仅制定了持久战的总方针，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方针、原则。其中对于目标与设想（计划）明确具体阐述，也是其指导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重要保证。

例如，文中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寥寥数语，开宗明义、直截了当，目标和方向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非常明确。

再如，文中讲到：“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话虽不多，但是揭示了战争持续时间与力量平衡动态变化的关系，也阐释了战争的制胜机理与机会窗口问题，可以说既明确又具体。

又如，文中还进一步讲到：“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显然，这里九个“努力于”的表达既明确又具体，可触可摸，即便是普通民众，也都能看得懂并从中找到贯彻落实的抓手。

二、度量性或可测性原则

SMART的这一原则强调，制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或特定阶段的分目标（里程碑），都应当实实在在，可以衡量或度量，避免言之无物、空穴来风，以便评估、评测和评价（AME），判断与确认目标是否得以实现。如果不能衡量，则考虑将目标细化，再对细化之后的成分目标进行衡量，或对目标实施过程进行流程化处理，直到其可以衡量。

作为一份战略净评估的经典范例，《论持久战》所制定的持久战的总方针、具体的作战方针和原则，总目标和各阶段目标等，都是经过竞争性、对抗性和辩证性，以及反思性、批判性的评估之后形成的。其度量性或可测性不言而喻。这里基于体例一致性考虑，也就相关内容特别是一些读者不太注意到的内容举证几例。

例如，文中讲到：“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仅就这段话来看，不仅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衡量指标——占领地面积比例标准（三分之二左右）。同时，还设定了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归属的三种状态。

再如，文中讲到：“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这里明确了阶段的主要特征，提出了结束战争的标志，放在不同的层级上，要么都是可以直接衡量或度量的，要么经过细化与流程化处理后都是可以衡量或度量的。

再如，文中讲到：“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显然，这里讲到的不仅仅是可以衡量或度量的问题，而是更进一步地讲到了怎样正确地衡量或度量的问题。

三、能实现或能达成原则

SMART的这一原则认为，目标（目的指标）必须是可行的，通过努力可以达到或实现的。就是跳一跳够得着，避免设立过高或者过低的目标。

《论持久战》是毛主席1938年５月26日至６月３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当时，抗战以来所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又抬头了，有的叫嚷“再战必亡”，有的患急性病，幻想依靠外援取得速胜。这些情况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抗战能否胜利？怎样争取胜利？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毛主席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及时发表了《论持久战》，从根本上阐释了持久战目标的可行性、可达性和必然性，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例如，文中讲到：“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从强中看到弱，从弱中看到强，强弱的量变质变导致最后的胜败，这便是深层的制胜机理，也体现了可行性、可达性原则。

再如，文中还讲到：“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这里从强弱对比角度，阐释了为什么目标必然能够实现（必然胜利），但是不会轻易的、很快的实现。

又如，文中讲到：“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这里从力量对比角度反驳了速胜论者，为什么其速胜的目标不能实现或达成，甚至批判他们只是空谈快意，根本没有想要去实现或达成目标，从反面证明了持久战目标的可行性、可达性。

四、关联性与相关性原则

SMART的这一原则，强调当前计划与总体计划、此计划与彼计划、当前目标与最终目标、小目标与大目标的关系，就是局部与局部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确保它们形成正向的关联。

《论持久战》一文强调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主观、片面和孤立地考察战争，或者是毫无根据的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来看。

例如，文中讲到：“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这里将中国的抗战最后胜利的条件，与世界的人民运动联系了起来，与周边苏联的存在与援助联系了起来，看到了一种全球性的关联关系。

再如，“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这里以围棋作比，揭示出棋外有棋、棋内有棋的局面，把国际、中日两国和国内的关联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

又如，“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里阐释了战争整体与三个阶段的关联和三个阶段之间的关联问题。

五、时间性或时限性原则

SMART的这一原则，强调时限性是重要的目标特性、计划特性。目标设置与计划制定必须有时间限制。

从《论持久战》一文的题目上看，“持久”本身就是个时间概念，全篇都是围绕持久战这个主轴展开的，相关时间性或时限性的讨论处处可见、浅显易懂，无须解释。

例如，“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

再如，“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

又如，“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还如，“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由于这些例证本身能够说明问题，无论再对它说些什么都显得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