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臣：五十年曲艺生活的回忆

1923年老艺人大结拜。前排左起：关珍奎，常澍田，陈子珍，柏久川，后排左起：韩德珍，屈国田，韩德全，张寿臣，白凤岩，小福祥

我从七、八岁就父亲在北京作艺——说相声。初在天桥撂地（即摆摊），继在通州、唐山等地，最后在天津久住，有时也回返北京。屈指算来，光阴过得真快，到现在已五十多年了。中间经过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日本侵略、祖国解放各个时期。现在回忆起来，痛定思痛，真是一言难尽；只是在解放以后，我才受到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到无比的温暖。我愿把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如实地摆出来，聊作点滴的贡献。

一、我的生活历程

侯一尘、张寿臣、常连安合影

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苦难中度过童年，在凌辱中度过中年，在幸福中安度晚年。

我的童年

1953年张寿臣收徒佟大芳、田立禾等合影，左三为张寿臣，后排左一为田立禾

我家原籍是河北深县。祖父四十来岁迁居北京，以做木工为生。我父亲长大后，因木工活少，改学说书。后因他与焦德海、李德钖（艺名“万人迷”）等交好，又加入相声界。他二十五岁正式拜韩连玉为师，专业说书，开始在比较4天桥摆摊。我六岁时入私塾，半日读书，半日跟父亲摆摊。因为那时有一种风气，有小孩在摊上帮说，人们觉得稚气可爱，往往多给一点钱。我父亲就利用这种心理，让我跟着多赚几个钱养家。可是父亲又不忍心耽误我上学，所以采用了这个兼顾的办法。我九岁那年（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官家取消相声，李德钖去保定，焦德海改说竹板书，我和父亲也都失业了。父亲只好再到街头巷尾去说零书（即小段子）让我正式上学。我十二岁那年，父亲死了，家中生活没了着落，我即在父亲旧日摆地摊处，说起相声来了。每日可赚三十到四十个铜子，全家值得喝粥，干的是不能吃的。第二年正月正式拜焦德海为师，跟他在天桥撂地。十五岁出师，仍与旧师友搭伙，在东安市场、护国寺等地摆摊说相声，生活勉强可以维持。

两位蒙师

但为时不久，我的身体突起变化，光长高不长粗，既不像大人，也不像小孩，让人看起来很不顺眼，因此失了人缘，生意逐日下降，谁也不愿与我搭伙了。所以十六岁至十八岁这三年，只能自己单干，整日赚不上吃喝，陷全家于啼饥号寒的境地。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三年中懂得了不少道理，长了许多见识。这时我在东安市场已失掉单独占一块固定场所的资格，只能在同行说完之后，借地卖艺，至多赚二、三十铜子。那时，我家住在宣武门外南下洼大川路，路南有一祠堂，名叫“越中先贤祠”，里边正开设着一个宣讲所。我每天回家路过那里，必进去听听。一来可以听关多福先生讲古文《豫让论》、蔡友梅先生讲小说《京华故事》等。二来也可以借机喝点开水。日久天长，我的知识增多了。以后又借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籍自己看，兴趣就更大了。后来又订一份《白话时事报》，这使我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我和关、蔡两先生虽没有接谈过，但他们是我真正启蒙的老师。我在说相声时，常常把他们所讲的东西掺进去，观众很欢迎。

在“四海升平”的时期

1965年刘宝瑞到天津看望师父张寿臣

我十八岁那年春天，第一次离开北京，步行到通州、唐山等地，沿途落地卖艺，也勉强能顾住生活。后来到天津，就在三不管、北开等处撂地。十九岁回北京，仍在天桥、东安市场摆摊作艺。这一次因为我了解了一些乡村的事情，尝到了跑码头的甘苦。对人情世故较前练达了许多，也能说住人了。到夏天有件大褂可以上身，有时也能赶个堂会，生意逐渐好转。我二十二岁时，北京石头胡同“四海升平”没有人上末场，我就和焦德海先生同去。后来我个人单上。演完后，每张票按价提取铜子两枚，每日就可得一百铜子左右。虽然必须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能回家，但全家老幼数口生活总算顾住了。更重要的一点，我得在这里提一下。那时“四海升平”老板庄荫棠先生（刘宝全的鼓词，大部经他修订）艺术精深，使我受益不少。他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署名叫“东亚戏迷”。他不但能编，而且唱作俱佳，尤擅长二人联弹，为当时京华艺人所景仰。我很佩服他，时常向他请教。也可以这样说，我演出的东西，有四分之二、三的词，经庄先生改订过。

在天津站住了脚

二十二岁至二十五岁这段时间，我白天在天桥、东安市场作艺，晚上在“四海升平”表演。到了二十六岁时，与李德钖先生合作并受业一年，在北京“大观楼”演出。其间去沈阳一次，继回天津“燕乐”，年底分开。直到二十七岁时，我才开始完全独立的演出，对于所学的东西又加以润色，在天津总算是站住了脚。自此以后，我就在天津各杂耍场，先后与陶湘如、侯一尘等合作九年，与周蛤蟆合作一年，其余即个人单干。这一阶段，我人缘甚好，收入亦可自给；在相声界也有了一点虚名，应该说是我一生中较为顺利的时期。但官府、流氓的欺凌勒索，亦随之加剧，仍然使我喘不过气来。

从改行说书到退休

张寿臣１９５６年在表演评书

1947年底，我改行说书，演出场所在北门外宝和轩。先说《清宫秘史》，继说《水浒传》，前后共六年。

1953年孙书筠成立群声曲艺团，邀我参加，生意大旺。后来领导上知道我是说相声的，同年八、九月间，天津曲艺团骆玉笙邀我加入，乃又恢复我说相声的旧行当。1964年10月，我因年老多病，不能再坚持工作，经领导批准，遂即退休，这时我已经六十七岁了。

二、重重苦难话当年

在旧社会，作艺人的苦难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回忆往事，我心中充满了悲愤。

我常听老一辈的人说：咸丰年间，有人被叫在咸丰面前唱八角鼓。《万寿香》段子中有一句是：“手拿着一柱香儿来上寿”，被认为是犯了圣讳，发往云南充军十年。咸丰名“奕詝”，“一柱”与之谐音，故得罪。光绪年间说评书的王致元，曾在恭王府说《彭公案》，内中有一句带“疑心”二字，恭王认为与他的名字“奕訢”同音，即打骂轰出。袁世凯做总统时，李德钖到总统府说相声，内有“元宵”二字，被副官打了好几个嘴巴轰出。因“元宵”与“袁消”同音，认为是诽谤大总统。就我本人来说，民国十六年，我在北京三庆园和我老师焦德海合说相声，内中提到“黑狗白鼻子”字样，被警察打了一顿，立即带局。原来那时警察外号叫黑狗白鼻子，我们是无意中说的，他们却认为是对他们的讽刺。结果到局后，又打了我们无数嘴巴，罚洋十元轰出。经过这次毒打，我师徒二人三天没有上台。他们在背后还说，不给这些东西点厉害的，怎么会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张寿臣与弟子于世德摄于1960年

还有，唱太平歌词的王兆麟有一次表演《饽饽阵》段子，内中有一句“馅饼回营搬救兵”，被弹压戏场的宪兵用茶碗砍破了脑袋。甚至，那时卖馅饼的也不许喊，只能叫肉饼。因“馅饼”与“宪兵”同音之故。

在旧社会里艺人和穷人，人身是没有保障的，说话是没有自由的，随时都会出现无妄之灾。

恶霸和流氓的暴行

相声大师张寿臣(左），单弦泰斗常澍田（右）1936年冬摄于天津

民国二十七年（1936年），我在天津旧法租界小梨园和仁昌电台说相声，生意相当不错，谁知又遭到恶霸袁文会的欺侮。那时南市“燕乐升平”由北京来了两个说相声的--戴少圃和于俊波，不知为什么他们得罪了恶霸袁文会，没有几天就被袁文会打跑了。这时袁的狗腿子李某来我家中，强迫我到“燕乐”补其缺。不容分说，立逼离家。到南市后，安置我在一旅馆中，没有仅给个人生活费少许，家中生活一概不管，并不准回家探亲。熬过了一年多，赶上民国二十八年天津闹大水，我才偷着钻电网回到了家中。举目一看，老幼缩卧床头，面有饥色。再一转视，家中什物、衣服当卖一空。不禁凄然者久之。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张寿臣在天津小梨园演出时的剧照

1940年，我在北京说相声。因为要钱时得罪了特务王某，当天他告诉内二区特务组向我和常连安要相声底稿，并传我们到局问话。我未去。第二天他又派人把我和常连安叫去。问了常连安一次，就放回了，可是不放我。接着晚上又过堂，他们问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为什么总说不利皇军的段子。我说：“我们作艺的人只知道作艺吃饭，不懂什么叫共产党或国民党。”王某在旁大骂。又把我狠打了一顿。我说：“你们还让人活吗？”坐在当中的一个人说：“可以。”我说；“你们打死我不要紧，可怜我一家数口就都得饿死。你们都是中国人，难道就没有一点良心吗？！”他们大怒，让人把我按倒就用皮鞭打，不久我就昏迷过去了。后来，常连安托人花钱才把我保出。我经过这次折磨，几乎丧了命。半年多才复员原。

敌伪强迫宣传

张寿臣、张立林父子摄于1947年

在日本强占天津时期，艺人的生活更是苦难重重的。有一次日本军打到缅甸。当时日军强迫艺人在电台上替他们宣传，歌颂皇军的英武。他们派我和侯宝林在北京天津两地，借电台传音说对口相声，内容是宣扬日军如何强大。事前侯宝林得到这个消息，当夜乘火车到北京和我商议，问我当如何应付。我说：“这好办，咱们给他来个一混二磨，三打岔，了事。”到了那一天，我们上台了。侯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今天是阴历几日，阳历几日，星期几，又加上许多俏皮话，就是不说是日军占领缅甸的日子，这么一来，时间到了，我们就下台鞠躬。伪电台人员责问我们。我们说，时间不够有什么办法？他们也就无可奈何。咳！关是过了。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比挨打还难受呀！

园主和流氓的剥削

张寿臣（右三），周蛤蟆（右四）等

在旧社会里，艺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现在我谈一谈园主和流氓对我们的剥削和压迫。在我年轻的时候，曲艺场有个害人的陋规，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演完后封台。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全体演员都白唱。第一天的收入，归前台经理所有；第二天的收入，归后台老板所有；第三天的收入归三行掌柜所有。统名叫“抹台面”。正月初一那天演出后，园主每人给两角钱，用红纸包上，上写“黄金万两”四字，叫作“财神份”。就用这套把戏，把其余所赚的钱，完全独吞了。

张寿臣与弟子们摄于1948年，后排左起康立本、常宝堃、朱相臣，中坐张寿臣，前侧苏文茂

在园子外面，也有抹台面之风。每年十二月八日至三十日，本地大小流氓就要抓官差。他们佯为客气地说是请帮忙，所得之款，统归流氓所有，艺人是不准拿分文的。倘不答应，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大祸临头。民国二十三年，花四宝在天津“天晴茶社”作艺。因为耽误了给流氓抹台面一次。一天下场后，路过东北角菜市，突然自附近胡同里走出一人，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上面盖着一张报纸，向花四宝头部砍来。花急闪未击中，却落在她的身上。一看原来是一盆稀屎。这还是轻的，重的往往会乱抛砖瓦，打你个头破血流。

张寿臣与沈阳相声演员合影，前排左起 耿宝林、张寿臣，后排左一为杨振华。摄于1964年

我个人虽没有受到过他们这种侮辱，但却受到他们无数次的金钱勒索。地面上大小流氓，不论是爹妈寿辰或是孩子生日娘满月，都要打艺人的主意。红帖飞来，就得拿钱。我每月接帖常达七、八分之多，数十员血汗之资，就化为乌有。接帖后，常是礼到人不到，这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烦。因为你如果真的赴宴，当场就会接到更多的帖子，使你步入连锁式的陷阱。

改行说书

至于我为什么又半路改业说书呢？我在这里也需要交代明白。日本占领天津后，我精神上感到极大压迫。没有精神再说笑，当然生意也就随之下落。我留下胡子，打算绝迹舞台。但为生活所逼，有时也说一两场。不但观众觉得无兴趣，自己也感到索然无味。1945年日本投降，我又高兴起来，继续表演。谁知没有过了半年，国民党的老爷们胡作非为更使人伤心，于是我的情绪又低落了，感到前途没有一线光明。屋漏偏遭连夜雨，这年我又碰上一件意外的事。有一天我在小梨园说了一段《山西家信》，其中有些是学山西方言的句子，并没有什么不礼貌的话。可是下台后，遇见一个蒋帮的山西籍军官，竟说我是侮辱山西人，举手就用皮带打人。打得我头破血流，还要带我去警察局。我说：“你愿意打就打吧，我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却被中国自己人打了。”后经观众劝开，那军人扬长而去。伤愈后，一再寻思，这一行我决定不干了。从此，我即改行说书。

三、党给了我温暖

我今年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回想起在旧社会的漫长岁月中，所受到的只有打骂、压迫、剥削和凌辱；名义上是一名艺人，实际上是受气鬼。解放了，我才翻了身。1950年，街道上送我到天津第三医院去戒烟，住院一个多月，一切费用，全由公家担负。我二十多年的烟瘾，得到根除，这是党第一次救了我的生命。1958年，我在天津总医院割胆结石，住院两月余，医药费用甚巨，全由政府负担，可以说是党第二次又救了我的命。1964年，我退休了。政府发给我退休金，使我在衰病余年得意安心度日，一家七口，生活无忧。另外，党又安排我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我养病时，天津市文化局长还到医院来看我，安慰我。所有这一切，怎不让我感激涕零呢！最后我要强调地说：我是老了，不能再为人民服务了；但我一定要教育我的三男二女，永远记住党的恩情，奋发图强，全心全意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张寿臣与相声演员回婉华摄于1960年

（1965年）原载《文化史料丛刊》第六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