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命运

李斯（？—前208年），秦朝丞相，秦国师，处斩时想到了过平常的日子。

中国的读书人，至少在孔子时就指望靠自己的知识混迹于君王周围了。确实，知识分子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这一切没钱不行。

不过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吃好了，就想活好。怎么叫活好呢？那就是比别人过得好。比别人过得好，现在通俗的说法就叫做人上人，或者现在再流行的说法土猪也能拱白菜了。

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知识分子的境界好像从没提高过。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早认识了知识的价值，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里，知识就是商品，是用来交易的，所以，总想卖个好价钱。

既然是商品交易，自然有个能不能卖出去的问题。孔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也经常卖不出去，害得老先生不断地喊“沽之哉，沽之哉”，最终没卖出个好价格。

孔子没卖出好价格，不是因为他的知识不行，而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礼崩乐坏，可春秋几个诸侯国，都是沾亲带故的，没有太多的你死我活，人才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孔子哪怕天天杞人忧天，别人也不着急，这样孔子的知识就换不来实实在在的银子，直到董仲舒想起他，这老头的思想是可以利用的。孔子思想的流行和他知识的价值已经没有直接的关系了，也就是说老先生的知识没换来钱，连版权都超过保护期了。

孟子比孔子活得好的原因，在于他出生的晚。孔子活在春秋，孟子活在战国。战国不管起于哪年，它的意思都是，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变成你死我活了。

诸侯国之间你死我活，知识分子就吃香了。这个时候各诸侯国都开始重视人才，国家兴旺人才决定。

中国知识分子过得最滋润的时候就是战国。

只要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成了香饽饽，谁都抢。哪个时候也没国家意识，知识分子也没有爱国一说，谁对我好，谁给的工资高，就帮谁。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案例，甲国的人跑到乙国，带乙国的人打甲国，没有人说他是卖国贼。

商鞅第一次在秦国的立功，就是带领秦国军队打败了原来自己的国家。

至于苏秦张仪，更是腰带上挂着几个国家的将印，今天帮这国打，明天帮那国打，合纵连横忙得不亦乐乎。

唯一的例外就是屈原，这也是后来的皇帝要把他树为爱国主义的原因。

这种时候，哪个诸侯敢得罪知识分子啊。得罪某个国家，他还有办法抵抗，得罪知识分子说不定分分钟被灭了。

三观一致加好友，注明“少爷”

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做了上卿。

知识分子的值钱，其实道理很简单，即商品稀缺，需求量大。有用的知识分子不是一年两年能培养出来的，但社会的残酷现实迫使诸侯们要找到有用的人才很难。

在中国历史上，求贤若渴的时代就在战国，所有对知识重视的历史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战国。知识分子能傲视诸侯的时代也在战国，这是个让李白都眼馋的时代。李白就是战国时鲁仲连的铁粉。

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彻底改变和李斯给秦王写的信有关。

李斯给秦王的《谏逐客书》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封信，我记得年轻时上“古代汉语”课，老师是一个字一个字解释的。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秦王的爱才，现在才发现，这封信把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彻底葬送了。

李斯犯的错误是莫名地在替秦王打算，忘记了自己不过是个客卿，他写了一大段文字以后，在结尾处点明了题意：“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这话什么意思呢？李斯告诉秦始皇，虽然秦国自己没人才，但其他诸侯国有人才，他们都想到秦国找份工作，多挣点钱，你要是把他们都赶走了，这些人就到别的诸侯国去了。所以李斯认为，这样做很愚蠢，是帮助敌国。

李斯为了把自己卖个好价钱，拼命站在秦王的角度思考问题，代入感太强。他的建议，所有人才都留着，不能放他们出去。

本来商品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流动，商品的价格在于竞争。雇主多人才少的时候，人才就处在主动的地位，反之，没有雇主，人才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李斯的这封信，不是从人才角度考虑竞争的重要，考虑要保护一个人才得以竞争的环境，而是把人才都笼络在一个诸侯国之内。

秦国统一以后，没有了诸侯国的竞争，人才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秦始皇敢焚书坑儒，就是他明白，现在人才的雇主只他一家，他不用，人才就无处可用。他说你不是人才就不是人才，就算你能再写本礼记，春秋，又有什么用呢？

李斯的命运也在他的这封信里注定。他的具五刑、腰斩，就是在秦统一以后，秦二世时期发生的。试想，如果秦此时还在忙着和别国征战，李斯这个国师无论如何秦二世是不敢动他的。李斯临刑前的黄犬之叹，实际就已经埋伏在《谏逐客书》的字里行间之中。

李斯在写那这封信的时候，替秦王什么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想过，当知识分子只有一个买主的时候，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都没有了价值。知识分子的奴才化，独立精神的缺失，就从李斯的这封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