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景新 | 父亲的教师生涯（上）
父亲的教师生涯（上）
文|马景新
父亲是离休教师，有着43年教令，如今已是 年近九旬的老人。
家里客厅墙上，端挂着父亲光荣离休的证书。铜制的证书闪烁着金属的光泽，我们觉得那是父亲的荣耀，但父亲却很少主动和我们谈起他的过去。偶尔触及到当年的话题，父亲就会紧皱眉头，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过去的一切似乎父亲来说是一段不愿触及的往事。
父亲从教是爷爷的安排。
爷爷解放前是商人，是那种正正经经的生意人，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爷爷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职业，高尚、稳妥又受人尊敬。而且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都会是社会的需要——那就是医生和教师。
1949年，当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举急需知识人才的时候，县中师毕业的父亲便听从了爷爷的就业指导，毅然选择了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走上了教书育人的神圣讲台。
那一年，父亲刚满17岁。
父亲经过短期培训后，便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迈出了他人生第一步。作为独生子的父亲，那时候实际还是一个大孩子。第一次远离家门，要到一个陌生的乡下去独立生活和工作，爷爷很是放心不下。爷爷送父亲出城，看着父亲背着行李卷，走上那条通往乡下的小路。父亲走出很远了，回头看到爷爷还站在那里看着他。
父亲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是一个叫潘营的偏僻乡村。那里原来没有学校，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刚参加工作的父亲，虽然从小娇生惯养，但新时代的新思想鼓舞着他，年轻气盛，充满热情，似乎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他收拾了村上几间破旧祠堂作教室，然后就马不停蹄的走村串户到村民家里去走访、动员，结果收了一百多名学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所小学就像模像样的开办起来了，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业绩。
父亲一个学期没进家门，吃住都在老乡家里。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给孩子们批改作业，有空还给乡亲们讲革命故事。乡亲们看到这城里来的有文化的孩子，离开父母为他们办学吃苦受罪，非常感动，把他当成自家的子弟看待。
放寒假的时候，乡亲们赶着牛车，吹着喇叭，把父亲一直送到县城，一下子哄动了全县的教育界。父亲被评为全县办学先进分子，并在教师大会上得到嘉奖。由于父亲办学成绩显著，第二年就荣升为大区校长，下属7个学校。
那年父亲19岁。
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人，与祖国同步前进。初步人生，风华正茂，像是初生的太阳， 怀着满腔热情，凭着一股进取的锐气，事业一帆风顺。我见过父亲当年的照片，年轻、英俊、意气风发。母亲曾经回忆说，那时候，你的父亲年轻有为，走起路来都是精神抖擞的样子。
父亲和母亲都是建国初期毕业的师范学生，在当时，属于这个县城里高学历的文化人。而且都是受进步思想影响的热血青年，他们几乎同时参加了教育工作。但是，由于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和父亲结婚后引起了组织上的不满。
1956年“小整风”运动开始，一个工农干部出身的区政委找父亲谈话。在肯定了父亲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父亲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不该和一个地主家庭的女儿结婚。并且告诉父亲，说他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希望父亲以前途为重，正确处理好个人问题。 父亲意识到，他的人生面临着仕途和爱情的重要选择。
父亲爱母亲，他觉得母亲是无辜的。母亲小父亲一岁，在父亲眼里。她还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学生。父亲不明白，她和她的剥削家庭怎么会是一回事呢！上边不是说，不唯成份论吗？
在仕途和婚姻的选择上，血气方刚的父亲义无返顾的选择了后者。他向组织明确表示，官可以不干，婚姻不可改变。尽管教育局领导尽力为父亲说情，但组织上还是以“政治上动摇”为由，撤了父亲大区校长的职务。
父亲在人生的道路上，象一只刚刚起飞的雏鹰，还没来得及展翅翱翔，就被无情的风雨折断了双翅。然而，就在他以“不当校长我还可以教书”而觉得欣慰时，没想到，更大的厄运接踵而来。
1957年反右开始，各个行业都是连明彻夜的开会，鼓动人们向党提意见。爷爷以商人的精明，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告诫父亲、母亲，还有同样从事教育工作的姑姑、姑父，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乱说话。
开始，父亲牢记爷爷的告诫，一直保持沉默。但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组织者花样百出，用尽心机，威胁、诱惑、打击，以种种手段迫使人们“开炮”。在一次小组讨论上，一名组织者与父亲说，你只要随便提上一条，我就可以把你按“起义”人员对待。你如果一条不提，那你就是被斗争的对象。父亲说，我真是没啥可提的。那位组织者引导说，你可以提那些大家都提过的，比方说，政府每人每天定量九两面粉，你能不能吃饱？父亲说，大家都说吃不饱，我当然也吃不饱。组织者说，好，这就是一条，你签个名吧。
父亲当时，一是怕挨斗，二是认为这一条也不算个啥，就在材料后边签了名。他万没想到，这一签，便决定了他的命运。
运动结束的时候，组织上开始”收网“，父亲因为有了那条“吃不饱”的意见，罪名成立：反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处理决定：“开除公职，监督生产”。
父亲分辨说，当初我们组里领导说过我是起义人员，你们怎么这样言而无信！ 你们不能不让我教书啊！新领导说，别提你那个领导了，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人揭发他，他也被打成了右派。
当时最严重的处理是，”监督改造“，干活的时候有背着枪的民兵看押，不准乱说乱动。比较之下，父亲“监督生产”的处理还是较轻的，能和群众在一起“吃食堂”，在一起集体干活，就是不准随便回家。 从无干过农活的父亲，笨拙的挑起篮子往地里送粪，由于掌握不好平衡，前后摇晃，惹得农民们大笑，看这些右派，真得改造，连活都不会干。
那年父亲24岁。
一个充满着革命理想的年轻人，一个有着七年教龄的老师，一个办学成绩斐然受过嘉奖的教育工作者，一个在全县教育界最年轻的大区校长。这一转眼就成了被人民唾弃的右派分子，而且连教书的资格也被剥夺了，父亲的理想好象从云端一下子落入了万丈深渊。
面对沉重的打击，父亲沮丧万分，本来性格外向，热情活泼，爱说爱笑还爱唱京戏的父亲一下子变了，变得沉默寡言，一天到晚一言不发，只是埋头干活，见人也不说话。母亲回忆说，从那时候起父亲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亲戚朋友们见了都只是摇头叹气。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每次父亲回到家里来，都是背着手，低着头，紧皱着双眉，迈着沉重的步子，见了爷爷头也不抬， 爷爷望着父亲只是摇头叹气。父亲再也不象往日那样，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满院跑，逗我笑个不停。现在只是抱起我在院子里转一会儿，然后放下我就又走了。
有一次我看到，父亲走的时候，在院门后的垃圾堆里，捡起一节黄瓜头，在衣服上擦了擦，就填进了嘴里。那时候我还很小，幼小的心灵不知为什么就记着了当时的这个情景，以至很多年过去了都没有忘记。每当我回忆起来，总要心伤流泪。父亲那时候不仅精神上遭受着打击，身体上也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父亲17岁参加教育工作，19岁任校长，24岁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是四年，一直到1962年才获“摘帽”（摘掉右派帽子，也叫平反）
然而，在凄风苦雨的蹂躏下，一个充满着蓬勃朝气的青年教育工作者消失了；一个对未来充满着幻想和憧憬的新中国的青年不复存在了；本来在数千人的教师大会上，发起言来不用讲稿口若悬河的父亲，成了一个思维迟钝，说话结巴，少言寡语的人。他有时低头沉思，有时仰天长叹。他心灰意懒，他对前途忧心重重，他不知道在这政治动乱的年代，他的前途在哪里，他不知道前头还会有什么厄运在等待着他。
父亲摘去右派“帽子”是在1962年9月30日。
“摘帽”这个日子，父亲至今都记的非常清楚。因为这个日子对于父亲来说无疑等于新生。四年来，那“帽子”像一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几近崩溃。现在终于拨云见日，父亲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那个年代，人们的政治嗅觉异常敏感，"摘帽“之前，父亲们已从报刊上注意到，在五类坏分子中：地、富、反、坏、右中的老五——“右”字被悄悄去掉了。他们感到了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右派们暗地里兴奋起来，出头之日就要到了。果然，没过多久，太阳终于穿透乌云，右派“摘帽”就在全国开始了。（有资料说，全国摘帽右派有300万之众）
父亲“摘帽”的第二天就接到了一个通知，要他去参加庆祝国庆节的大会。当右派的这些年，类似这样的集体活动，父亲是无资格参加的。
父亲换上母亲给他找出来的新衣服，兴致勃勃地走进人声鼎沸的会场，看到那熟悉又热闹的场面，有一种恍然隔世之感，觉得自己好象从地狱一下子回到了人间。他有点激动又有点不太适应。他主动走过去和熟人打招呼，然而，原来在一起的那些同事们却没有他想象的那种久别重逢的热情，人们用异样的目光和复杂的表情看着他们这些突然出现的右派们。
当父亲从“摘帽”的兴奋中冷静下来的时候，这才意识到，虽然上级说右派摘帽后恢复一切正常待遇，但在人们的意识中却“正常”不起来。人们象对待患过严重传染病的患者一样，虽说是康复出院了，但天知道他们还会不会传染自己呢。人们对这些“摘帽”右派们保持着一种若离若即的谨慎态度。（接下集）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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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景新，回族，河南新野人。网名：飞马千里，识途的老马。爱好旅游、摄影。闲暇时光，喜欢骑上自行车去丈量大地。没读过多少书，却爱用文字留下生活的印记。一路走来，且行且吟，自得其乐。才疏学浅，无甚建树，文学爱好者而已。文章多是写给自己看的，当然，如果能在饭后茶余得到朋友些许青睐，便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