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第二十七章（二）》
——君子修道五法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问学”：询问，学习。“倍”：通”背”，背弃，背叛。“尽“”：达到。“极”：极致，达到最高点。“高明”：指德行的最高境界。“道”：讲求，致力于。“敦厚”：朴实忠厚。“崇”：推崇，崇尚。“倍“”：通“背”，背弃、背叛。“默”：沉默。“容”：容身，指保全自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引自《诗经·人雅.烝民》，哲，智慧，指通达事理。“明哲保身”：原指明智的人不参与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事，现在指因怕犯错误或有损自己利益而对原则性问题不置可否的处世态度。
此段文字译成白话文.其大意是：因此，君子尊崇道德修养而又注重知识学问，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细之处，极端高明而又奉行中庸之道，温习已学过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的见解，为人朴实厚道而又崇奉礼节。
所以身居高位不骄傲，身居低位不自弃，国家政治清明时，他的言论足以振兴国家；国家政治黑暗时，他的沉默足以保全自己。《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事理，可以保全自身。”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这一章在继续盛赞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层次的重要问题。
首先是修养德行以适应圣人之道的问题。因为没有极高的德行，就不能成功极高的道，所以君子应该“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微之处；洞察一切而又奉行中庸之道；温习已有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知识；诚心诚意地崇奉礼节。”朱熹认为，这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最得圣贤精神，要求学者尽心尽意研习。其实，五句所论不外乎尊崇道德修养和追求知识学问这两个方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德育”和“智育”的问题，“又红又专”的问题。我们今天实施的教育方针，也不外乎是在这两方面之外加上“体育”一项。其性质内涵自然有本质的不同，但其入手的途径却是相通的。
关于修养德行以适应圣人之道的问题、即“崇德性”，前一部分已经阐述了。这一部分说的是“道学问”。
这部分开头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逛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尊德性”：尊重固有的天性。尊德性是体，进德修业的君子，受明师指点率性之所后，时时存养省察、戒慎、恐惧、慎独，这是格物致知，內圣的功夫，斯诗物欲除尽，一性圆明，天理流行，便是尊德性。“道问学”：不断的请教，学习，研究道理。道问学是用，受明师指点率性之所后，恒诚精进，时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达明理、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此外王之道也。“精微”：精細的道理。修道者，志要大、量要大、心要大、愿要大，才能与天地之大相融合，并且努力研究细微的道理，信受奉行，才能尽性而并入圣人的大智性海中，此致广大而尽精微也。温故才能温养德性，尊重德性，累积知识，以增智慧；知新才能博学，为人天导师而济世，多行功立德，依循佛规礼节，必能宏扬圣道，恢复固有伦理道德。
故君子以德性为尊，待到发明了自己本有的明德，发明了自己的自性之后，就要以道来问学。朱熹教人做学问刚好相反，先是博学广闻，去把一物一物给格通了，然后就可以得道了。注意了，子思所教的才是真正的孔门心法，要以德性为尊，首先去发明自己本有的明德，得道了以后再去以道问学。
致广大，而尽精微。君子修道做学问，以道来问学，就可以融通古今中外的学问了。如此一来既可以做到广大无边，无所不包；又可以无比精微，对于很精细之处都能够明了。如果我们要去弘法，发扬孔门的心法，面对不同的众生，首先我们要了解他们，如果不了解他们就无法和他们更好地交流。
“广大”和“精微”是学习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维度，一个是说学习中庸思想要博而远，而一个则强调其深而精。其实两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真正做到了博而远，那么深而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如果能够深而精，博而远也是指日可待了。而当二者都具备了，也就是真正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了，接下来就将达到中庸思想的最高人生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
极高明，而道中庸。虽然极其高大光明，无所不照，可是却符合中庸之道的。全篇文章子思给我们讲的就是中庸之道，这里点题了的。世人也许很容易误解中庸之道的，似乎是不敢提反对意见，也不敢提同意意见。即使是面对恶人恶事，也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敢第一个站出来。其实不然的，中庸之道也就是中和之道，这个是万事万物所共有之道，这是揭示真理来的。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可以称之为中。如果对应于事物，还没有生发之前可以称之为中，对应于乾卦。中会发生分散开来，然后又会合于中。如此变化的规律，可以用阴阳八卦图来表示出来的。
温故而知新。君子修道为学，能够做到温故而知新。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句话就是要去复习以前所学的知识，就可以获得新的知识了。其实不然的，这里讲的是孔门心法，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的。什么是故的，什么是旧的，什么是新的呢？我们经常用生锈的铜镜来比喻我们的心。在远古时代，我们的故心是没有什么遮蔽的，铜镜也是全新的，没有什么锈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尘劳不断地积淀在我们的心上，也是由一小粒一小粒的积累起来的，积累到多了就可以完全遮蔽我们的本心了的。如此看来旧的铜镜还是新的，而现在这个所谓的新的铜镜却是锈迹斑斑的，是旧的了。我们要追溯本源，就可以知晓了。
关于“温故而知新”一般的解释为：温习已有的知识，才能知道新的知识。这是学习知识的规律。那孔老夫子在《论语》里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应该不是。在《论语》里还有一段话：“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路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当他听到一个道理，如果自己还没有去践行，他不愿意再听到第二个道理。儒家文化倡导的是知行合一，如果我们认为“温故而知新”仅仅是把过去学的知识复习一下，再去学习新的知识的话，那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就自相矛盾了。
敦厚以崇礼。“敦厚”，是多积功累德，以加厚其德行。“崇礼”，上崇尚礼节。 为什么要敦厚才能崇礼呢？因为没有内在的敦厚，只有外在的崇礼，那叫做虚伪，虚伪的崇礼没有任何意义。孔老夫子在《孝经》里说的“礼者，敬而已矣。”敬就是敦厚。如果崇礼而无敬，就如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总之，“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这段话，是告诉人们，正因为有周公之礼的引导，君子应在五个方面进行修道：
一是尊德行而道问学。把至诚的德行作为最尊贵的地位，以问和学作为修养的途径。由至诚的本性来明德，依至诚的本性而自然有所作为，实际上，这也就是“志于道”、“依于仁”。假如不能“志于道”、“依于仁”，则不可能明心见性。“问”包括自问与问人两个方面。所谓自问，好比曾子所说的“参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是“反求诸身”的工夫。所谓问人，是不懂则问，不通则问，不明则问。在自问与问人之间，自问首先是为了慎思、笃行，问人首先是为了博学、明辨。不知自问，而轻易问人，是自己不思而依赖他人；不明、不懂、不通而不问，是自蔽而不博。“学”包括“文献”两方面，所谓文，是指经典书籍所载的道德礼义、制度知识；所谓献，是指知书达礼之人。经典书籍所载的一般是往圣、前贤、时哲之学，现实之人的言行则有善与不善之分别或者混杂在一起，重在“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善问善学，则能渐渐近道。
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致力于达到广博深厚的境界，尽心于达到精细微妙的境界。此是效法地道的原则。惟有能够广博深厚，才能承载万物、含容万物。从人的本心来说，任何人都不愿意被抛弃、被排斥，从人的本性来说，任何人的本性都不曾有意去抛弃、排斥哪个人。我们的修养，就是要修道到在现实之中不有意抛弃、排斥任何人，如此才能算是道德修养广博深厚。大地之上，万物种类繁多，具体之物更是数不胜数，大地若要对每种、每个事物都细致入微地关怀，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以大地的本性去尊重万物的本性，那么，万物的本性就不受任何损伤，精细微妙也就都在其中了。圣人之道，不求有意地改变众人，而是使众人能够发现自己的本性而不去伤害其他任何人的本性。君子能够如此，“厚德载物”的地道、恕道就在其中了。
三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力于达到高大光明的境界，把不偏不倚和恒久不变的本性作为修养的途径。此是效法天道的原则。天之大，包括各种星球与星球间的空间，因为它无所不容，所以高；因为他高，所以无所不容。天之明，因为有日月星。日能放光，月既接受日光又反射日光，无数的星球就是这样，或者发光，或者反射，宇宙也就充满光明。我们即使不能登上天一样的高度，总可以登上山陵的高度吧？一我们即使不能像太阳一样发光，总可以像月亮一样反射太阳光吧？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尽了自己的心力。这一切都需要通过“中庸”这个途径。所谓“中”，是那种不偏不倚的至诚本性，这种至诚本性不受遮蔽，也就能像太阳一样发光，即使不能完全不受遮蔽，也能或多或少地反射太阳光，所以，不能致力于明心见性，便不能“中”。所谓“庸”，是恒久不变，是持之以恒，日月之光不是转瞬即逝，我们也不应该让我们的本性忽明忽暗吧？君子能够如此，“自强不息”的天道、忠道就在其中了。
四是温故而知新。时常温习已知的学问，不断增加新的见识。这一方面，看似容易做到，实际上却很少有人能做到，关键在于去这样做。已知的学问容易忘记，忘记则等于未知；已知的学问容易停留在言辞上，而难以落实到言行中，未落实则非真知；已知的学问很容易成为成见，从而妨碍我们对未知学问的学习；已知的学问如果层次较低，容易使我们对未知的学问感到难以理解而放弃学习；已知的学问如果层次较高，容易使我们对看私简单的学问轻视；已知的学问如果本来就是错误的、偏颇的，容易使我们把正好用来纠正错误、弥补不足的未知的学问否定；另外，我们又常常满足于已知，而不愿意再去学习未知的学问。所以，君子既要时常温习已知的学问，又要不断增加新学问，否则，不可能“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五是敦厚以崇礼。心态至诚而且宽厚，重视用礼义节制知己的言行。敦厚是至诚的体现，宽厚仁慈，不以敌对心态对待任何人、任何事，即使是面对盗寇，也不是以赶尽杀绝的心态对待，正如杜甫诗中所说：“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因为君子之言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天下有道德仁义，使国泰民安。所谓崇礼，也就是一切依据礼义而尽心尽力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不推诿退缩，不越位激进。我们有时因为怕担责任而推诿，有时因为患得患失而退缩；有时出于正义而越位，有时出于愤激而激进。推诿退缩是“不及”，越位激进是“过分”，而“过犹不及”。
如此修心修身修道，君子们不管是在社会的哪个层级，都能做到“居上不骄，为下不倍”了。
君子修道为学，至诚无息。可是还是依旧保持这谦卑之心，能够保持敦厚，才能够去弘道，推崇礼教。
这部分第二段是：“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居上不骄”：居上位的前贤不骄傲。居上指为君王的，或领导主事者，以及修道者的前贤等，不可傲慢、自大、目中無人、或以权位仗势凌人等来欺压下位者。应该以慈悲心、爱心、和顏悦色的心来关怀属下，必定能受后学的敬重。
“为下不倍”：居下位的或者后学，不违背正道。属下或做后学的，要堅守岗位，尽忠职守，尊師重道，吃亏忍辱，来效忠前贤，才能使本性圆明，人道无亏。绝不可假公济私，胡作非为，师心自用，越级犯上，而自造过错。
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小人是无法做到的。在《论语》孔老夫子的开示“君子谋道不谋食”和“君子不器”讲的都是作为一个明白人，不会去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只会努力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君子不会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去犯上作乱。
对于物质享受的态度只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外。”有福报，就过富贵人的日子，也不会因此而欢喜。没福报，就过贫民百姓的日子，也不会因此而悲哀。业障现前、流离失所，就过逃难的日子，也不会去铤而走险、犯上作乱。
这种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处世哲学，现代人根本无法接受，甚至还要加以批判，认为这是不思进取、阿Q精神。这没有什么对错，只是对生命意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为人生究竟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还是一次精神的修炼？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君子们修道、行道受国家统治者道德领导力制约与影响，也受国家机制左右与影响。那么君子们如何诚意正心坚持修心、修身、修道、行道呢？
首先是“国有道，其言足以兴”：邦国有道政治修明的时候，应该把握机会，大道可以推行，君子的教导可以兴起，被世人所采纳。
协天普渡办收圆，到处去宏扬圣道，代天宣化，广渡有缘，讲道德说仁义，来阐明真理，其言必定能順天心而振兴中庸大道也。
其中的“言”不是简单的说话的意思，而是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参政与议政的思想、观点等等。“兴”有双层思想意思，兴国与兴自我。
“国无道，其默足以容”。邦国无道的时候，大道无法推行，就保持缄默等待天时。虽然是保持缄默，还是在默默的包容一切，默默的去行动感化周遭的世界。
“默”不是对“无道”“默许”，更不是对“无道”默认，而是暗地里的“默”这暗地里的“默默”修心修身修道，其目的在于能为天地所容。当暗地里修心修道达到一定境界时，也可以向周武王学习替天行道伐纣了，这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不然的话，“国无道”长期下去，名曰君子就不是君子了，因为是在容忍无道存在，天地也是不容的。
“诗”：指《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明白事理，又见识广博。既然明白一切真理，知道三期普渡，天降真道，普渡众生，自身要真诚无妄，立身行道，信受奉行，终身行之而不退其志，必能保住身心，得到超凡入圣，解脱自在。
整个这一部分是讲智。人有不同的社会地位，需要做到“位上不骄，为下不倍”，素位而行。世道清明时，政治环境宽松，言论要发挥更大作用，使国家振兴。政治混乱时，无法讲话，自然要沉默，要保全自己。《论语·宪问》中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这里和孔子思想交相辉映。这一思想大概启发了孟子，所以他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最后引用《诗经》，说明只有既明事理又有智慧的人，才能在进退出处人生仕途周旋中，既不失其道，又能保护其身。当然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智慧，重要的是，能审时度势，言默自如，不被富贵名声所羁绊。但智者也脱离不了社会环境，所以宋儒说：“君子之持身不可变也，至于言有时而不敢尽，以避祸也。然为国者使士言逊，岂不殆哉？”治理国家，使读书人不敢敞开心扉讲话，国家岂不要危殆吗?
有了德、智两方面的修养，是不是就可以通行无阻地实现圣人之道了呢？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修养是主观方面的准备，而实现圣人之道还有赖于客观现实方面的条件。客观现实条件具备当然就可以大行其道，客观现实条件不具备又应该怎样做呢？这就需要“居上下骄，为下不倍”，身居高位不骄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至于“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的态度，则是与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一脉相承的，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一种处置，一种适应。反过来说，也就是一种安身立命，进退仕途的艺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当然，说者容易做者难，看似平淡却艰辛，要做到明哲保身，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要协“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杜佑致仕制》）宋代陆游更是直截了当地感叹道：“信乎明哲保身之难也！”（《跋范文正公书》）
明哲保身，方能进退自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段文字引用的诗，原本就是歌颂周宣王手下的贤臣仲山甫的。这当然与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桂起”的“自由主义表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切莫把它混为一谈。
“明哲保身”现在的意思是：明智的人善于保全自己。这个成语已经成了贬义，与儒家的一贯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如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批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而赞赏伊尹以天下为己任，“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痛恨乡原，即“老好人”——“乡原，德之贼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孔子曾对颜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庸》“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应与这两句话相结合来领会其义理，而不能望文生义。
历史上首推范蠡，深谙明哲保身之道。据《史记》记载：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馀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於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范蠡离去时，越国正属“邦无道”之时，功成名就却视功名如粪土，携心上人一叶扁舟，生意兴隆通四海，如“孔门十哲”之子贡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