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那Ast.vi.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俑——十六国时期服饰研究
1915年1月，斯坦因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北部，发掘一处古墓。这批墓葬的年代基本为公元4世纪末至8世纪初，虽然墓葬大都曾经被盗扰，但仍然发现大批服饰碎片、绢画残片和其他随葬品。
其中出土了一些雕刻较粗糙的木俑，性别有男有女，面部和衣饰都经彩绘。其中一对侍女木俑（编号为Ast.vi.4.03-04）保存完好，图案清晰。03号木俑高约22.5厘米，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图一，1）；04号木俑高约26.4厘米，现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图一，2）[1]。两件女俑面部表情生硬，用黑色绘出五官，嘴唇、额头的花钿以及两颊的面靨为红色。黑发，前额发根处有一道红线，似头发阴影，两鬓角处各留一缕碎发。03号俑一高椎髻；04号俑束十字形高髻。发髻上有黄色圆珠，外部装饰一圈白色小联珠环，环下垂四串白色联珠，末端各缀一个红环。两女俑皆呈站立状，双臂平行放置腹前，双手藏于袖内。服装款式相仿，上著黑地白花交领襦，下穿彩色曳地长裙。此墓虽然没有明确的纪年，但其墓葬形制与斯坦因发现的同一墓地的另外一座编号为Ast.vi.1的墓葬完全一致，出土的男俑服饰也相仿。在Ast.vi.1号墓门外侧曾发现一枚上书“升平八年”的木简，年代相当于364年[2]，故Ast.vi.4号墓很可能也属于这一时期。
图一 斯坦因发现的两件女俑
1. 女俑（Ast.vi.4.03） 2. 女俑（Ast.vi.4.04）
一、服装款式
两女俑的上衣虽然图案有差别，但形制相同。长度及臀，直线形下摆，有白色窄边，衣襟为红色宽带和白色窄带组成，两襟胸前交叉，左襟盖于右襟之上，形成V 形领口。上衣从腰部到下摆几乎垂直，没有明显腰线，且腰线处没有分割，因此推测两件女俑的服饰为直身式交领衣。衣袖为窄袖，袖口处除红绿装饰外，还可见到一段白色，可能为接袖。从背面观察，可发现上衣腰部有一条白色细线，可能为腰带（图二）。
图二 女俑上衣款式复原图
1. 正面 2. 背面
甘肃毕家滩26号墓曾出土过一件紫色绞缬上衣，对照随葬衣物疏，记载为“紫绣襦”[3]。墓主人女性，死于东晋升平十四年[4]，年代与Ast.vi.4号墓纪年相当。该襦款式与两女俑上衣相仿，面料图案与03号女俑上衣十分相似。中国丝绸博物馆对其进行了复原，为交领右衽，领襟由领至下摆。衣身在腰处拼接，上为紫色绞缬绢，下为白色绢，衣身与袖连接亦有拼缝布条（图三）。
图三 紫缬襦
从上述服装的比较，可以推断，两女俑的上衣应该为交领右衽襦。襦是一种短衣，长度在膝盖至上，有单襦和夹襦之分[5]。花海出土的紫缬襦内衬为本色绢，即为夹襦。襦这一名称也常见于晋至北朝前期的吐鲁番文书，如“故练襦一领”（63TAM1:11，418年）[6]、“故紫襦一立”（75TKM96:17，425年）[7]等。吐鲁番文书对与襦搭配穿着的上衣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如《北凉缘禾六年（437年）翟万随葬衣物疏》（63TAM2:1）“故帛练衫一领，故帛练两当一领，故帛练襦一领”[8]以及《建平六年（442年[9]）张世容随葬衣物疏》（75TKM99:7）“故縺（练）衫一领，故绮两当一领，故碧襦一领”[10]。两段记录的上衣顺序相同，可推测墓内两位女性内穿衫，衫外为两当（裲裆），外穿襦。从两女俑的领口处也可看到襦内均穿一件红绿条纹相间的一字领内衣，应为裲裆。裲裆最初为内衣，多为女性穿着。汉代刘熙所撰《释名·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11]至西晋，裲裆逐渐外穿于交领衣之外[12]。从其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俑衣饰上也能看到此类装束，如南京西善桥出土的一件东晋陶女俑（图四），穿无领内衣，外披交领长袍；南京中华门外砂石山六朝墓女俑，也是如此穿着（图五）。此外，04号女俑的一字领内还可见一个V形领口，据文书推断应为交领衫。
图四 西善桥出土东晋陶女俑
图五 砂石山出土六朝女俑
女俑下身著红色和浅绿色相间的条纹长裙，上面绘白色图案，共八片。其中浅绿色裙片面积大，成等腰梯形，居于正中，红色裙片面积小，分居两侧，裙子长度盖过脚面（图七）。Ast.vi.1墓中也出土了一个木雕彩绘女俑，但制作粗糙。上衣V领，但形制不明；下身长裙与Ast.vi.4号墓女俑相仿，同为八片红绿相间的长裙，只是上面没有花纹[13]（图六）。此外，阿斯塔那64TAM13号墓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纸画中绘有两位下身穿红黑相间曳地长裙的妇女[14]；Ast.ii.1墓中的纸画上也残存两身完整的穿红绿间色裙的妇女[15]（图八）。此裙式在甘肃酒泉丁家闸和嘉峪关壁画墓魏晋壁画中也有发现。
图六 Ast.vi.1 墓出土木雕彩绘女俑
图七 女俑裙款式图复原
图八 Ast.ii.1 墓出土纸画
这种由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的面料交替拼接而成的裙子通常称为间色裙，也称间裙或裥裙，最早出现在晋十六国时期，至唐初大为流行[16]。甘肃毕家滩26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间色裙，已残，仅存裙腰和裙身。裙身分为三片，两片碧绢中间夹一片绯绢，文书中称其为“绯碧裙”。根据残存迹象，推测此裙应为绯、碧两色，可能为四片或者六片间裙，穿着时围系，裙片在背侧处略有交叠[17]（图九）。阿斯塔那文书中的“紫碧裙”（59TMA305:8）[18]和“绯碧裙”（75TKM96:15）[19]指的应该就是这类间色裙，通常为两色。
图九 花海毕家滩26号墓出土绯碧裙
二、服装图案
两件女俑服装上都布满散点状白色图案，其中03号女俑上襦图案是空心小菱形，与04号女俑间色裙上的图案相同；03女俑间色裙上的图案是由大圆圈和外部八个小圆点组成的白色朵花（个别朵花的外圈为九个小圆点，可能是手绘时随意而为），与04号女俑上襦图案相同（图一〇）。这两种图案多见于染缬丝织物上，类似实物在汉晋时期的墓葬中常有发现。这种小菱形是绞缬的典型图案，其制作原理是将织物重叠（或不叠）绑扎浸染颜色，拆开绑线后得到织物本色的放射状晕染花纹，王㐨将其称之为“绑扎法”[20]（图一一）。因绑扎的织物面积小，解散后就自然形成小菱格。
图一〇 面料图案复原
图一一 王㐨绘绑扎法示意图
目前所知空心小菱形图案最早出现在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群出土的一件方格圆圈纹残毛布单上，墓葬属且末国文化时期，即春秋至西汉年间。织物长110、宽96厘米，本身为分区显色的方格纹，颜色为绛红、红色和绛红与红色纱线交织的混色，方格纹长2.5、宽2.2厘米，在每个红色的方格中就有空心小菱形，显白色[21]（图一二）。同样的绞缬织物在阿斯塔那墓葬中有很多发现：Ast.vi.1墓中出土了一件绞缬绢残片（Ast.vi.1.02），蓝色地上密布白色小菱格；同墓地出土的七块深红色三角形刺绣包边也为浅蓝色地小菱格绞缬绢（Ast.vi.01）[22]；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氏墓中出土了一块绛地菱格绞缬绢（63TAM1:30）[23]；第85号墓出土了两块地分别为红色和绛色的菱格绞缬绢[24]；第177号墓出土了几块晋高昌郡时期的烟地菱格绞缬绢残片（72TAM177:48）[25]等。此外，新疆营盘墓地[26]和于田屋于来克古城遗址[27]都有类似发现。其中阿斯塔那第85号墓出土绞缬绢长17.8、宽5.5厘米，单个小菱格边长约0.5厘米，菱格间距约0.5～1厘米，二二错排（图一三）。此类夹缬图案直到唐代还在使用，唐诗中的“醉眼缬”指的应该就是这种图案，模糊细碎，就像醉眼朦胧时所看到的一样[28]。
图一二 方格圆圈纹残毛布单（1996QZI M65:24-20）
图一三 红色地绞缬绢（72TAM85:3）
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蜡染实物是新疆民丰尼雅东汉墓出土的一块蜡缬棉布，图案中有一半裸女神，手持丰饶角，脖戴项梁，身后有背光。虽然关于女神的具体身份有多种说法，但通常认为女神形象来自异域，该棉布很可能是外国输入品[29]。随后在新疆于阗屋于来克古城遗址发现的2件蓝色蜡缬毛织物（图一四）[30]，其图案风格与后来的考古实物趋同。这两件蜡缬织物年代为北朝，一件长19、宽4厘米，图案为在蓝色地上印白色花朵，花朵有大有小，大花花芯呈小圆点，花瓣为水滴状，大花外围绕一圈小花，小花全部由圆点组成，花芯圆点稍大，花瓣为七个小圆点；另一件长11、宽7厘米，图案相对简单，由八个小圆点围绕一个中心圆点形成八瓣小花，花朵间点缀一个大圆点。
图一四 蓝地蜡缬毛织物（59YW104）
更多蜡缬出现在丝织物上，汉晋时期的图案以圆点花卉纹居多，主要集中在阿斯塔那地区。图案采用点蜡法形成，以蜡为防染剂，用工具蘸蜡点在织物上，蘸蜡部分即形成圆点状。斯坦因在Ast.vi.2的墓中发掘了一块蓝底白点蜡染织物（Ast.vi.2.04）[31]，图案是在白色小圆点组成的菱格骨架，骨架中心置一朵由七个小圆点与一个中心圆点组成的小花。该蜡缬织物上还缝有两块典型的汉晋时期风格经锦，图案是龙和带翼的狮子。墓葬Ast.vi.3中出土了相同的蜡缬织物（Ast.vi.3.07）[32]，缝在两块花卉纹锁绣织物上。还有阿斯塔那85号墓中的蓝地蜡缬绢（图一五）[33]，属于西凉时期，图案与前面两块类似。类似图案的蜡缬丝织物在新疆的营盘墓地和楼兰遗址均有发现，年代为汉晋之间。
图一五 蓝地蜡缬绢（TAM85:2）
三、结论
Ast.vi.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刻彩绘女俑上穿直身式交领右衽襦，内搭裲裆，下著曳地间色裙，裙身八片，绯碧两色，均为晋十六国时期的典型款式。服饰图案中的空心菱形纹是绞缬纹样，由绑扎法制成；圆点花卉图案是蜡缬纹样，由点蜡法制成[34]（图一六）。类似的图案常见于新疆地区汉晋时期的墓葬和遗址的出土纺织品中，材质多为丝质。同时，女俑的服装款式和面料也印证了Ast.vi.4号墓的年代，为十六国时期。
图一六 两件女俑服饰复原
1.Ast.vi.4.03 2.Ast.vi.4.04
[1]Stein, Aurel. Innermost Asia: II [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8: 701.
[2]升平是东晋穆帝的年号，仅五年（357-361年），前凉张氏沿用其年号，很可能到十五年（371年）。a.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J].文物，1983（1）：28.b.侯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补正[J].南都学坛，1988（4）：43-44.c.Stein,Aurel. Innermost Asia: II[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8: 660.
[3] 赵丰，王辉，万芳.甘肃花海毕家滩26号墓出土的丝绸服饰[C]//西北风格：汉晋织物.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8：94-113.根据此文考证，衣物疏中的“紫绣襦”即为出土实物的“紫缬襦”。
[4] 张俊民.甘肃玉门花海毕家滩出土的衣物疏初探[J].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0（7）：405-406.根据此文分析，甘肃花海毕家滩26号墓随葬衣物疏的年代为公元377年。
[5]“单襦，如襦而无絮也。”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81.
[6]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5.
[7]同[6]：28.
[8]同[6]：85.
[9]根据吴震的观点，建平年号起437年，止442年，一共六年，故此文书的年代很可能是442年。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J].文物，1983（1）：32.
[10]同[6]：90.
[11]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79.
[12]“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房玄龄等.晋书（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823.
[13]Stein, Aurel. Innermost Asia: III [M].Oxford: ClarendonPress, 1928: pl. CIV.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136.
[15]同[13]:pl.CVII.
[16]万芳.考古所见晋唐时期间裙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0（2）：90-91.
[17]同[3].
[18]同[6]：3.
[19]同[6]：28.
[20]王㐨.染缬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65-85.
[2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院.扎滚鲁克纺织珍宝[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25-227.
[22]同[1]:697-698.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J].文物，1973（10）：18.
[24]新疆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图版47-48.
[2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十次发掘简报（1972-1973年）[J].新疆文物，2000（3-4）：84-187.
[26]李文瑛，周金玲.营盘墓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J].新疆文物，1998（1）：69-82.
[27]同[24]：图版17.
[28]李贺《蝴蝶飞》“杨花扑帐春云热，龟甲屏风醉眼缬。”彭定求等.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79.
[29]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2：89-97.
[30]同[24]：图版18.
[31]同[1]：699.
[32]同[1]:700-701.
[33]同[24]：图版49.
[34]当时的女裙为一片式，穿着时围裹在腰间，相交处有重叠。由于无法观察到女俑裙子重叠处的宽度、色彩和图案，故仅绘制了可见部分，实际裙摆应比图中所绘的大一些。
图文来源：《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