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业：《金瓶梅》水浒故事底本是《水浒传》一种早期繁本（首发）

（1）《金瓶梅》和《水浒传》版本关系的7种看法
对《金瓶梅》和《水浒传》版本关系，至今有7种看法，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黄霖先生1982年发表文章《<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认为《金瓶梅》所依据的就是《水浒传》万历十七前后的天都外臣序本。
黄霖2020年5月再发表文章《<金瓶梅词话>镶嵌《水浒》三题》，2012年4月10日在“复旦文学批评史”微信公众号发表[①]。
此文对1982年文章略有修改，认为：“镶嵌”的《水浒》版本是天都外臣序本一类繁本。其言外之意是，不一定就是天都外臣序本，而是这类的繁本。
2）刘世德先生2001年发表文章《<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②]，认为《金瓶梅》同时参考了《水浒传》繁本中的天都外臣序本和容与堂本。
3）谈陪芳2009年发表文章《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③]，认为《金瓶梅》所依据的是《水浒传》是残缺不全的繁本，其缺失的部分则依据简本《水浒传》改写。
4）张石川、刘玉2010年发表文章《从<金瓶梅>袭用部分推测<水浒>原本面貌》[④]，认为《金瓶梅》所依据的是《水浒传》一种游离于繁、简本系统之外的一个经过拼凑的文本，因早期版本不全，配以当时流行的晚近版本补足。
5）邓雷2020年发表文章《<金瓶梅>袭用<水浒传>部分版本考论》[⑤]，认为《金瓶梅》所依据的是《水浒传》是一种文字删节不多的简本，类似于《京本忠义传》。
6）本人2020年10月在复旦大学《金瓶梅》研讨会发表文章《<金瓶梅>和<水浒传>版本关系论》，认为《金瓶梅》所依据的是《水浒传》一种已经失传的早期繁本。
7）周钧韬2021年4月12日在“金学界”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金瓶梅>抄的是哪本<水浒传>？》，认为《金瓶梅》抄的《水浒传》极可能是嘉靖年间刊的郭勋刻本。
《金瓶梅》和《水浒传》版本关系主要有两类问题。
1）《金瓶梅》所依据的是《水浒传》版本是繁本还是简本。
2）《金瓶梅》所依据的《水浒传》版本是一种还是多种。
总结7种看法如下。
1）繁本、简本问题：有4种看法（黄霖、刘世德、周钧韬、本文）认为是繁本，2种看法认为是简本（谈蓓芳、邓雷），1种看法不明确（张石川）。
2）一种、多种版本问题：有3种看法（刘世德、谈蓓芳、张石川）认为是多种版本，4种看法是1种版本（黄霖、邓雷、周钧韬、本文）。
由此可知，由于《水浒传》早期版本缺失，对于《金瓶梅》和《水浒传》版本关系现在有多种看法，差异很明显，其中哪种看法可能性大，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下面分别针对各种进行分析，看哪种解释更合理。
（2）《金瓶梅》底本不可能是《水浒传》简本

首先分析谈蓓芳认为《金瓶梅》的底本可能是《水浒传》简本的看法。
下面是《金瓶梅》词话本（词）、《水浒传》繁本天都外臣本（天）、简本评林本（评）和插增本（插），武松打虎部分的文字比对。
《金瓶梅》《水浒传》武松打虎文字比对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第一，从整体看，《水浒传》繁本文字最详细，而《金瓶梅》词话本和《水浒传》简本文字各有不同的删减，这很明显，是不争的事实。
l  第一段介绍景阳冈上有虎伤人，繁本最详细，词话本差不多，简本有删节，很简略。
由此看，词话本不可能出自文字简略的简本，而应该是出自繁本。
l  第二段描写与第一段不同。这段描写武松看榜文后不以为然，也是繁本最详细，但是简本略简单。而词话本做了大量删节。
从表面看，词话本是删节繁本，还是简本不明。
l  第三段是描写武松看到榜文直到最后打死老虎，这段描写和第一段基本相同，也是繁本最详细，词话本差不多，简本有删节，很简略。
由此看，词话本不可能出自文字简略的简本，而应该是出自繁本。
因此，从整体来看很明显，应该是《金瓶梅》词话本删节自《水浒传》繁本，而绝对不是删节自文字更简略的《水浒传》简本。谈蓓芳认为《金瓶梅》词话本是来自简本，没有可靠的证据。
以上是从整体看，下面再分析几个个别的例证。
例1，武松“浪浪沧沧”上岗。
谈蓓芳查出《金瓶梅》词话本简单描述武松“浪浪沧沧”上岗，《水浒传》简本也说武松“沧沧浪浪奔上岗来”，而《水浒传》繁本没说武松“浪浪沧沧”上岗，而是上岗过山神庙后，“浪浪跄跄直奔过乱树林”。
谈蓓芳由此认为《金瓶梅》词话本和《水浒传》简本都是武松“浪浪沧沧”上岗（《水浒传》简本是“沧沧浪浪”上岗，略有不同），而《水浒传》繁本没有“浪浪沧沧”上岗，因此《金瓶梅》词话本是出自《水浒传》简本，而不是繁本。
粗看此分析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谈蓓芳的论述中有很大问题。
三本的三个“浪浪沧沧”上岗，其实完全不同的。《金瓶梅》词话本所描述的武松“沧沧浪浪奔上岗来”，其实和《水浒传》简本《金瓶梅》词话本不在一处。
《金瓶梅》词话本描述武松先“浪浪沧沧”上岗，而后见了山神庙榜文，又继续上岗。
而《水浒传》简本的插增本中看似也是武松“沧沧浪浪奔上岗来”，但其实是和《金瓶梅》完全不同，而是和《水浒传》繁本一样，是武松上岗后，见了山神庙榜文，又继续“沧沧浪浪奔上岗来见一块青石”。
因此谈蓓芳说《金瓶梅》词话本“浪浪沧沧”上岗是出自《水浒传》简本，是没有仔细阅读原文，完全没有读懂《金瓶梅》和《水浒传》。

例2，武松打虎的描述。
《金瓶梅》《水浒传》各种版本描写老虎动作都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
《水浒传》繁本对老虎的三个动作都有描述，《水浒传》简本只保留了老虎的第一个动作“一扑”，其他二动作都删除了。
而《金瓶梅》词话本保留了前二个动作“一扑一掀”，删除了第三个动作“一剪”，但在一扑之前加了“将那条尾剪了又剪”。
谈蓓芳认为《金瓶梅》词话本删除了“一剪”不可能是《金瓶梅》词话本作者擅自修改，而是依据《水浒传》某个简本所改，因为简本也删除了“一剪”，只保留了“一扑”。
但仔细分析，《金瓶梅》在老虎“一扑一掀”之前，加了“将那条尾剪了又剪”，对此有不同看法。
谈蓓芳认为这不是“一扑一掀一剪”中的“一剪”。
但也可认为《金瓶梅》觉得“将那条尾剪了又剪”就是“一扑一掀一剪”的“一剪”，本来顺序应该是“一剪一扑一掀”，但《金瓶梅》把“一剪”提前到“一扑一掀”之前了。
另外，也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金瓶梅》“一扑一掀”之前所加“剪了又剪”，确实并不是“一扑一掀一剪”中的“一剪”。
《金瓶梅》作者确实删除了“一剪”，可能是觉得“一剪”价值不大，而只保留了“一扑一掀”。
《金瓶梅》的删除和《水浒传》简本为简化而删除“一掀一剪”，没有任何关系。
对《金瓶梅》和《水浒传》简本的这种文字描写修改，各人有各人看法。
谈蓓芳认为《金瓶梅》删除“一剪”是来自《水浒传》简本。而我认为这是《金瓶梅》和《水浒传》简本各自独立的删节，相互没有任何关系。
总之，把《金瓶梅》描写的修改归结于《水浒传》简本，有些牵强附会。只根据这些文字修改，根本无法判别《金瓶梅》词话本的文字修改是来自《水浒传》简本。
因此，此2例证文字修改，根本不能成为《金瓶梅》词话本的文字是来自《水浒传》简本的证据。
总结谈蓓芳所举出的几个例证全部不成立，所以谈蓓芳结论：《金瓶梅》词话本出自《水浒传》简本的结论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其实从以上《金瓶梅》词话本和《水浒传》繁本、简本的文字比对可以明显看出，《金瓶梅》词话本文字明显很详尽，绝对和文字也很详尽的《水浒传》繁本文字相近，而和文字十分简略的简本差距很大。
因此，《金瓶梅》词话本只可能是根据文字更为详尽的《水浒传》繁本进行删节而成，根本不可能是出自文字更为简略的《水浒传》简本。
这是很明显而简单的道理。
此外，谈蓓芳对于《水浒传》简本的如下论述也有问题。

另一方面, 目前虽还保存着为数不少的《水浒》简本, 但据马幼垣先生考证, 现存的极大多数简本都后于万历二十二年所出的《忠义水浒志传评林》, 大致在《评林》之前的只有两种简本(即他的所谓“插增甲本”和“插增乙本”), 而这两种本子只能断定其出于万历时期, 也即从万历元年到万历二十二年之间。
也正因此, 现存的简本中出现于万历十七年之前的至多只有两种, 也许连一种都没有。

显然作者对《水浒传》简本版本情况完全不了解，只是根据马幼垣先生的论述就轻易下此结论，马幼垣先生关于《水浒传》简本的研究也有不足处。
《水浒传》简本余象斗评林本前的《水浒辨》中说得很清楚，在此本之前“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
“偏像”即一叶一幅插图，“全像”即一叶二幅插图。
即万历二十二年前已经有十几本简本《水浒传》了，而简本《水浒传》公认是繁本的删节本，因此在简本之前，繁本《水浒传》也肯定早就出现了。
谈蓓芳也注意到《金瓶梅》词话本很多文字和《水浒传》繁本相同，只是个别文字和简本相似。
为解决这个矛盾，此文又进一步提出，《金瓶梅》词话本的底本《水浒传》繁本可能是缺页，因此只好用《水浒传》简本来补。
在论证了《金瓶梅》第一回所依据的《水浒》乃是简本之后, 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金瓶梅》第五回写潘金莲在王婆协助下毒杀武大的一段所依据的明明是繁本, 那么, 为什么《金瓶梅》作者写第一回时要以简本为依据呢?
对这个问题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金瓶梅》作者得到过《水浒》繁本的一种残本, 这种残本中虽有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及毒杀武大等事, 但却没有武松打虎这一回, 所以他在写《金瓶梅》第一回时只能以简本为依据了。
还应补充的是:《金瓶梅》作者所得到的繁本不仅是残本, 而且中间还有缺页。

在《三国演义》中也确实出现了繁简混合本，如刘龙田本，也有学者认为是其底本不全，因此有时用繁本，有时用简本。
此文认为《金瓶梅》词话本的底本也一样是不全的残本。但我认为这只是理论上的猜想而已。
《三国演义》这种繁简混合本应该是编者编写时，在繁本简本之间摇摆。有时觉得繁本文字太繁琐，就用简本；有时又觉得简本过于简略，又返回繁本，绝对不是什么底本不全所致。
至于《金瓶梅》词话本，我觉得在明代《水浒传》繁本翻刻很多，说《金瓶梅》作者找不到《水浒传》繁本的全本，只好用一本缺页的残本为底本，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金瓶梅》应该是出自《水浒传》的早期繁本，而绝不可能是出自某个简本。

《水浒传》

（3）《金瓶梅》底本不可能是《水浒传》少量删节简本

以上分析了谈蓓芳认为《金瓶梅》出自简本看法基本不成立，下面分析邓雷认为《金瓶梅》出自少量删节的简本的看法。
邓雷认为《金瓶梅》出自少量删节的简本的主要依据是，他找到很多《金瓶梅》和《水浒传》简本文字相同，而和《水浒传》繁本不同的文字。
邓雷为此举出8个例子，证明《金瓶梅》文字和《水浒传》简本文字相同，而和《水浒传》繁本不同。
限于篇幅，此处无法逐一展开分析这8个例子，只举其中2例仔细分析。
例5是说潘金莲见西门庆说她自己的岁数，《金瓶梅》和简本说是二十五岁，而繁本说是二十三岁。
容与堂本：那妇人应道：“奴家虚度二十三岁。”（24.30a）
金瓶梅：妇人应道：“奴家虚度二十五岁。”（3.11a）
插增本：妇人道：“奴家虚度二十五岁。”（5.21a）
评林本：妇人曰：“奴家虚度二十五岁。”（5.19b）
查潘金莲是十八岁出嫁，后丈夫去世，改嫁武大，又从清河搬家到阳谷。如这时二十五岁，就是过了七年。如这时二十三岁，就是过了五年。
从时间看，应该是二十三岁合理。因此应该是《水浒传》祖本是二十五岁，《金瓶梅》和简本都未改也是二十五岁。而繁本觉得二十五岁不合理，因此改为二十三岁。
因此这里应该是《金瓶梅》和简本文字在前，繁本修改在后。换句话说，此处《金瓶梅》的二十五岁不是来自简本，而是来自它们共同祖本。
例8《金瓶梅》武大给郓哥钱数不同。
容与堂本：我有数贯钱，与你把去籴米。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
郓哥得了数贯钱、几个炊饼，自去了。（25.3a）
金瓶梅：我有数十贯钱，我把与你去。你可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
郓哥得了几贯钱并几个炊饼，自去了。（5.3a）
插增本：我有数十贯钱，把送你。明日莫误。郓哥得钱自去。（5.23a）
此处《金瓶梅》和《水浒传》简本都是说武大有“数十贯钱”，简本未说明给多少钱给郓哥，《金瓶梅》说给“几贯钱”。而繁本说武大有“数贯钱”，也给了郓哥“数贯钱”。
很明显，繁本“数贯钱”钱数较合理，而《金瓶梅》和简本“数十贯钱”不合理。
一般来说，不合理的文字在前，合理文字发现错误后做了修改。因此，《金瓶梅》和简本的错误钱数应该是原本钱数，而繁本发现不合理，做了修改。
以上各例都是《金瓶梅》文字和简本相同，而和繁本不同。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金瓶梅》文字来自简本。但简本文字很简略，而此处出现《金瓶梅》和简本相同的文字都十分细微，《金瓶梅》为何要如此仔细地去核查简本文字，而做修改呢？这十分不合理。
另一种合理解释是，《金瓶梅》和简本文字相同，而和繁本文字不同，是由于它们有共同祖本，即《水浒传》早期繁本，因此文字相同。
而繁本对此做了修改，因此导致繁本文字不同。此处不可能是《金瓶梅》去根据简本文字再做修改。
（4）《金瓶梅》底本不可是《水浒传》繁简混编本

上述7种看法中，张石川认为《金瓶梅》的底本可能是游离于《水浒传》繁、简本系统之外的一个经过拼凑的文本，因早期版本不全，配以当时流行的晚近版本补足。
换句话说，《金瓶梅》根据《水浒传》繁本和简本混编而成。
从《金瓶梅》编写角度分析，《水浒传》只是《金瓶梅》中武松、潘金莲几个故事的参考书。
因此，《金瓶梅》作者最大可能是只找一本他最满意的版本参考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去找几个版本比对，再根据文字对此结果编写。这就太费事了。
在《三国演义》版本中也确实出现了繁简混合本，如刘龙田本，有些则是繁本，有些则是简本。
有些学者对此认为是刘龙田本编写者底本不全，因此有时用繁本，有时用简本。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三国演义》翻刻很多，不可能出现底本不全问题。
刘龙田本编者之所以繁简混合编写，是由于有时编者觉得繁本文字描写细微有价值，因此采用了繁本。有时又觉得繁本描写过于繁琐，因此又采用了简本。
《三国演义》版本中还有一种以郑乔林本为首的“先繁后简”本，即前5则是以繁本李卓吾本为底本，而第6则以后全部改为简本。
这是编者看到市场上李卓吾本销路好，因此打着李卓吾本旗号，前5则确实采用李卓吾本，但为节省成本，第6则以后全部转为简本。读者不仔细比对是不会发现的。
既然《三国演义》中出现繁简混合本，《金瓶梅》的《水浒传》底本是否也会是繁简混合本呢？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金瓶梅》参考《水浒传》只是参考其中部分情节，只要选一个文字描写详尽的繁本为底本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再找个简本做参考。
认为《金瓶梅》的《水浒传》底本是多种版本还有其他考虑。
如谈蓓芳认为：
“《金瓶梅》作者得到过《水浒》繁本的一种残本, 这种残本中虽有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及毒杀武大等事, 但却没有武松打虎这一回, 所以他在写《金瓶梅》第一回时只能以简本为依据了。
还应补充的是:《金瓶梅》作者所得到的繁本不仅是残本, 而且中间还有缺页。”

这和上述《三国演义》繁简混合本底本不全的分析基本相同。
持多种版本说的学者认为，《金瓶梅》刊刻时间较早，可能在万历十七年前，甚至到隆庆年间。那时《水浒传》繁本很少，因此只好用几种版本混编《金瓶梅》。
这些看法我认为猜测成分太多。
由于《水浒传》和《金瓶梅》具体刊刻时间目前无定论，因此这些看法的根据是不足的，在此就不再仔细分析了。
以上是根据文字差异对《金瓶梅》的《水浒传》底本的分析，下面再换一个角度，从《金瓶梅》的编写方法来看，其底本应该是《水浒传》的繁本，还是简本。

《金瓶梅词话》

（5）从编写方法看《金瓶梅》底本应该是《水浒传》繁本

从编写方法角度分析《金瓶梅》的《水浒传》底本又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金瓶梅》的底本是《水浒传》的繁本，还是简本。
另一个问题是，《金瓶梅》是根据《水浒传》一个底本，还是两个底本来编写的。
下面首先分析《水浒传》繁本和简本问题。
只要仔细比较《金瓶梅》和《水浒传》的文字描写，就可知《金瓶梅》是比《水浒传》更注重文字细微描写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由此出发，作为《金瓶梅》的作者，在选择哪种《水浒传》版本为底本时，肯定会选择一种文字描写也同样细致的繁本为底本，而绝对不会选择一个文字简略，只注重故事的简本，这是合理的分析。
在以上7个看法中，黄霖、刘世德、本文、周钧韬4个看法相同，都认为《金瓶梅》的底本是繁本，而不是简本。
但也有人会提出，《水浒传》对于《金瓶梅》来说只是参考而已，两本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参考本，也可能会选择一个简本作为底本，这样更简单。
但我们只要仔细比对前面所举出武松打虎的描述，就可清楚看出《金瓶梅》参考《水浒传》的编写思路。
在武松打虎的描述中，《金瓶梅》的文字和《水浒传》繁本和简本相比，《金瓶梅》文字如要参考《水浒传》，文字必定是接近文字描写同样也很细致的繁本，而不是简本。
而《金瓶梅》如觉得《水浒传》文字没有参考价值，就根本不采纳。这在《金瓶梅》其他和《水浒传》相同的文字都是如此处理。
除个别文字外，《金瓶梅》中基本没有大段文字接近简本，而和繁本不同的例子。
通过以上分析，从编写方法看，《金瓶梅》的《水浒传》底本应该是繁本，而不是简本。
《金瓶梅》的《水浒传》底本除繁本、简本外，还有一个问题是，《金瓶梅》的《水浒传》底本是一个底本，还是多个底本。
如前所述，在7种看法中，有3种看法（刘世德、谈蓓芳、张石川）认为是多种版本，4种看法是一种版本（黄霖、邓雷、本文、周钧韬）。
3个多种版本看法中，刘世德认为是2种繁本，谈蓓芳认为删节繁本和简本，张石川认为是早期和晚近版本两种拼凑本。
4个一种版本看法中，黄霖认为是天都外臣本一种（2020年文章略做修改，认为是天都外臣本类繁本），邓雷认为是一种略微删节的简本，周钧韬认为是是嘉靖年间刊的郭勋刻本，本文认为是一种早期繁本。
（6）《金瓶梅》底本不可能是几种《水浒传》繁本

其实黄霖和刘世德早就指出，《金瓶梅》的底本是繁本，而不可能是文字简略的简本。但二位先生的结论和分析方法还略有不同。
黄霖1982年认为，繁本中的容与堂本比《金瓶梅》刊刻时间晚，因此《金瓶梅》只可能参考时间更早的天都外臣序本，2020年修改为是天都外臣序本类的繁本，不再限定就是天都外臣序本。
而刘世德经过仔细比对，发现《金瓶梅》中不止有18 例《金瓶梅》的文字同于天都外臣序本而异于容与堂本，还有20 例《金瓶梅》的文字同于容与堂本而异于天都外臣序本。
其中又存在容甲本、天都外臣序本同于《金瓶梅》，容乙本不同的情况，以及容乙本同于《金瓶梅》，容甲本、天都外臣序本不同的情况。
这样就基本推翻了《金瓶梅》仅与天都外臣序本为底本的结论。
最终刘世德为解释这复杂情况，只好认为《金瓶梅》既参考了天都外臣序本，又参考了容与堂本。
但其实天都外臣序本和容与堂本两本文字差异很小，《金瓶梅》要仔细比对才会发现这些差异，《金瓶梅》作者如采用繁本，只要采用其中一本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做这样细致的比对工作。
刘世德中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四种可能，刘世德排除了第三、第四种可能性，而选择了第二种可能性。
邓雷也认为，“其实刘世德中的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即有一种本子，它的文字有的地方同于天都外臣序本，有的地方同于容与堂本，只是此种本子我们尚未发现或者已经湮灭了。”
但刘世德认为“相比之下, 第一种答案的可能性也很小。毕竟此本迄今尚未被我们发现。它实际上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假想中。”
刘世德只根据此本未被发现，就认为此本是“假想”，因此否定其存在，这是极为不合理的。
此处的《水浒传》早期繁本是否是“假想”，关键是这种版本是否存在过。
如这种版本未存在过，则此本确实是“假想”。但《水浒传》早期繁本肯定存在过，因此这种版本绝对不是“假想”。
黄霖2020年发表文章，认为：
“《词话》之所以会有若干文字同于容与堂本，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容与堂本在剞劂时参考了《词话》；
另一种则是，在万历二十四年之前另有一种接近天都外臣序本的《水浒》繁本曾是《词话》作者镶嵌时的案上之书，只是我们现在不见其踪影罢了。”

黄霖看法是有道理的。
古代小说早期很多版本都流失了，不能因为它们现在看不到了。就否定它们曾存在过，而只根据现存版本去研究早期版本演化，这肯定是错误的。
（7）《金瓶梅》底本肯定是《水浒传》一种早期繁本

以上基本否定《金瓶梅》的底本是《水浒传》简本，或删节的简本，或繁简混合本，也不是几种繁本，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一种繁本了。
对于一种繁本又有几种看法。
黄霖1982年认为《金瓶梅》的底本就是万历十七年刊行的天都外臣本，但2020年5月他又做了调整，认为是天都外臣本一类的繁本，这就不限定是天都外臣本了，
换句话说，由于《金瓶梅》中出现了天都外臣本以外版本的文字，黄霖实际认为其底本可能是天都外臣本以外的另一种繁本。
周钧韬2021年4月12日在“金学界”微信公众号发表了《<金瓶梅>抄的是哪本<水浒传>？》，文章不同意黄霖1982年的看法认为底本的天都外臣本。
但他似乎没有看到2020年黄霖已经改变了看法了。
周钧韬认为《金瓶梅》抄的是《水浒传》极可能是天都外臣本之前的嘉靖年间刊郭勋刻本。
但他只是猜测而已，因为郭勋刻本只是从残本，他还没有铁证。
我2020年10月在复旦大学主办的《金瓶梅》研讨会上发表文章《<金瓶梅>和<水浒传>版本关系论》，认为《金瓶梅》所依据的是《水浒传》一种已经失传的早期繁本。
我认为，此本因为早期刊刻数量不多，而被后来的繁本（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所取代了。
实际我的看法就涵盖了黄霖和周钧韬的看法。
对此看法分析如下。
如前所述，对于《金瓶梅》是出自《水浒传》繁本还是简本，有不同看法。
上述7种看法中，早期的黄霖和刘世德两种看法都认为《金瓶梅》不可能出自《水浒传》简本，而肯定是繁本。
他们的理由很清楚，《水浒传》简本文字十分简略，而对应的《金瓶梅》文字却十分详细，很接近《水浒传》的繁本，与简本差距太大，一眼看去就十分明显，因此《金瓶梅》不可能是根据《水浒传》简本来编写。
这似乎是很可靠的结论，但后来的谈蓓芳和邓雷，在《金瓶梅》中找到了和《水浒传》简本文字相同，而和繁本文字完全不同的例证。
由此认为《金瓶梅》还是可能参考了《水浒传》的简本。
但很明显《水浒传》简本文字十分简略，《金瓶梅》又不可能以这样简略的简本为底本。
因此谈蓓芳设想，《金瓶梅》的《水浒传》底本是残缺不全的繁本，其缺失的部分则依据简本《水浒传》改写。而邓雷又设想，《金瓶梅》可能是以某种略微删节的繁本为底本。
谈蓓芳和邓雷的核心思想都是《金瓶梅》中出现了《水浒传》繁本没有，而只有简本才有的文字，因此他们认为这是《金瓶梅》以《水浒传》简本的为底本的铁证。
但这种看法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金瓶梅》和《水浒传》简本相同的文字，不是出自《水浒传》简本，而是出自一个《水浒传》早期的繁本，《水浒传》简本和《金瓶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它们有共同祖本。
而《水浒传》繁本也出自《水浒传》早期繁本，但对早期繁本的文字做了修改，因此就和《水浒传》简本和《金瓶梅》文字不同。

（图9）

我认为《金瓶梅》底本是一种早期繁本看法的理由如下。
第一，《水浒传》简本肯定是从某个早期繁本删节而来的，其中肯定会保留早期繁本的文字。
第二，《金瓶梅》文字也和《水浒传》早期繁本相同，因此和《水浒传》简本相同。
第三，现存《水浒传》繁本，如天都外臣本、容与堂本都是晚期的刊本，也肯定是从某个早期的繁本修改而来的。
《水浒传》简本和《金瓶梅》文字和《水浒传》繁本文字不同，实际是《水浒传》繁本对这些文字做了修改。
而《水浒传》简本和《金瓶梅》的文字没有改，因此两本文字和它们共同祖本，即《水浒传》早期繁本相同。
至于这个早期版本是否就是郭勋刻本，因为没有可靠证据，无法下结论。
总之我认为，《金瓶梅》的底本是《水浒传》一种早期繁本是对此最合理的解释。
（8）总结
总之，古代小说版本研究是十分复杂的，只根据个别文字相同就下结论是草率的。
如前不久日本中川谕先生发现《三国演义》“志传”简本“英雄志传”小系列版本有个别文字和“演义”系列相同，和“志传”繁本文字不同，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三国演义》“英雄志传”就是出自“演义”系列。
《三国演义》关索故事也类似，《三国演义》“志传”系列简本的关索故事，和“演义”系列关索故事相同，因此有学者就认为它们有共同祖本。
《三国演义》版本演化问题和《金瓶梅》的《水浒传》底本问题相似，不能因为《金瓶梅》词话本有个别文字和《水浒传》简本文字相同，和繁本不同，就认为《金瓶梅》词话本是出自《水浒传》简本。
其实它们有共同祖本的可能性更大，《金瓶梅》的《水浒传》底本是早期繁本的可能性最大。
古代小说版本演化十分复杂，历史上流失的版本很多，只根据流传下来的极少版本，就想复员出古代小说版本的演化过程，是十分困难的。
当然，只要有线索和研究的空间，就应该继续探索，但分析研究一定要谨慎合理。
近来在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中这样的错误还不止此一例。
最近有学者认为《三国演义》简本上图下文九州本的插图是来自“演义”周曰校本的全幅插图，其实这两本插图根本没有可比性。
对这些现象我很感慨，这些例证都说明目前在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中还确实需要好好反省一下。

2021年4月14日

[①]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水浒争鸣》1982 年第1 辑，页222-237。黄霖《<金瓶梅词话>镶嵌《水浒》三题》，《学术研究》2020年第5期。

[②]刘世德：《<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5期，页32-38。

[③]谈蓓芳：《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 期，页52-58。

[④]张石川、刘玉：《从<金瓶梅>袭用部分推测<水浒>原本面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3 期，页95-99。

[⑤]邓雷：《<金瓶梅>袭用<水浒传>部分版本考论》，《文学研究》2020年6卷第1期。

文章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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