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只是会骗你，生活还会揍你丨《事品》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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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1903年-1982年）客居香港时，写文章回忆母亲，文字很克制——

“当她拿着酒杯，向房下叔婶家里借点油和盐，以及还他们的一杯油一杯盐时，总是有说有笑地走进走出。母亲大概认为这种生活和辛苦，是她的本分。”

（这只是徐的回忆画面和观念估测，至于母亲心里当时在想什么，做儿子的未必清楚，徐自己也承认，“我的世面见得多了，反而形成母子之间的一层薄雾，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文化。”）

在中国农村，这种“生活和辛苦”当然就会延续到孩子身上：迫于生计，一向最反感做官的徐还是去南京蒋介石帐下做了官，“我奔向南京，以官为业。此时我的哥哥已经在武昌住医院。我回到南京不久，哥哥死在南昌了，以大三分的利息借钱托友人代买棺材归葬故里，这对奄奄一息的母亲，当然是个打击。”

写这篇文章（1980年6月11日）之后不到两年，80岁的徐复观即因胃癌去世于台湾。

一个心细的人读书，大约就会留意到——一个人的胃啊，不管怎么进化，对于自身的不堪与愧疚，困境和拧巴……实在很难消化——这跟你做了多大官，拥有多少学问与财富没有关系，只跟你觉性的深寡有关系。

有时候我们往回看，黑压压雾茫茫一片，我们以为自己逃出来了，其实并没有，凉薄与欢喜，向往或惊怕，脑袋或许忘掉了，但身体都记得。

我离开部队将近20多年了，还是会在梦里遭遇非难，听闻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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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三月清明，陪兄长回老家扫墓，天井里的牡丹都开了。大朵大朵的。大大方方的。

我娘系着围裙，正在喂猪。一见到我们就说，“饿了没？我给你们做牡丹花鸡蛋羹。”我说，“不饿。先喂猪。”

我娘说，“今年这头猪很争气。吃完食从不乱跑，自家回圈睡觉，还顺带用嘴就把圈门关上了。”她说这话时，一脸的自豪。

在我印象里，像我这种“你品你的清茶，我饮我的烈酒”的人，就从没本事让我娘如此自豪过。

其实我娘是最容易满足的人。只要田地还在，身体还能干活，劳累的时候有一口酒喝喝，心塞的时候有个人说说话，她已经很灿烂了。

我哥结婚那年，有个周末我回家，我娘忽然跟我说，“哎！你哥出门打工去了，以后他跟你嫂子，将军扶上马，各人奔前程；春秋冬夏雨雪风霜就都跟老娘无关喽。”

我说，怎么会？

我娘说，“你们校门口卖炸洋芋那个肥婆，是张军军他娘。我们学缝纫机认识的。她跟我说，她们家张军军，每次从校门口走过，都像个皇上，目不斜视，装作不认识她。”

我说，老天爷都晓得没有一个孩子能够照顾好自己，所以就安排孩子他娘提前去到学校门口，先做一段时间卧底。

我娘就问我什么是卧底，我说，每个孩子心里头都住着一头小豹子，那就是他娘。我娘想了想说，不对不对，你说反了，应该是每个娘心里头都住着一头大豹子，那就是她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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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柏杨（1920年-2008年）写信给身在美国的职业作家王鼎均约稿，说打算编一套“杂文名家集刊”，邀请王参加一本。王赶紧回信说，柏杨兄啊！当年以杂文谋生，情非得已，何堪以此名家？

王晚年写回忆录，对自己的写作历程做了一番反思——

“我在报纸上写杂文专栏，盖有年矣，由于报纸的销路好、专栏读者多，曾有一番浮华，可是今日回想，不免有愧于心。

这种小专栏每天紧跟在本地新闻后面拣话题，眼界越来越狭窄，思想越来越贫乏，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极其不利。”

他还说了一个故事：

某人在路上捡到50美元，从此成天往地上看，20年下来——捡到锈铁钉9000枚，过期彩票2000张，各种纽扣1500个，一美分硬币600个，铅笔头500个，各种酒瓶400个……背也驼了，眼也坏了。

“我觉得我也快成为那个人了。”

王说，报馆写文章，晚上急就的稿子，翌日一早就得发表，久而久之，以为写作极易，且急功近利，热衷短线操作，“贪图小成小就，避难就易，执简弃繁，这个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他还举例说到不少作家都有过激之词，“对建立一个公平的、理性的社会并无帮助”，比如林语堂说，学校是不准读书的地方；郭沫若说，医生的听筒都是骗人的东西；莎士比亚说，生命是一个傻子说的笑话；鲁迅说，学医有什么用？不过是把病人医好，再让帝国主义去杀掉……

这些小“幽默”，读起来倒是快活了，有可能就误导了民众。但是呢，作为一个职业作家而言，“有时候球在脚边，不能不踢，顾不得球门旁边坐着一个孩子。”

老一辈文人历经坎坷，自1949年，天涯亡命迫不得已去往那么一个小小的岛，对错是非，一言难尽，好像都是“英雄到老终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越到晚年，越发诚恳。

诚恳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因为生活不只是会骗你，有时候生活也会粗暴地将你干掉。我的态度是——事与期待有落差，干掉就干掉了，不别惊怕——但这种态度并不具备普世性，要么各取所需，要么各安天命，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