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王夫之留下哪些对国运的思考

王夫之（船山先生）画像 （图源网络）

王夫之留下哪些对国运的思考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这句哲言曾经伴随着丁酉年的新年钟声，唤回了国人对三百多年前一个先哲的关注和尊崇。

这句哲言出自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尚书引义·太甲》，是他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物质过程辩证法思想的高度概括。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在形状如顽石的衡阳石船山，学者遂称船山先生。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大儒，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王夫之进行了哲学概括，留下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

王夫之后半生四十余年中，著述百余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天文、历算及至佛道等，尤以哲学研究成就卓著。他提出了“太虚一实”的唯物论思想、“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的道器观、“太虚本动”的辩证法思想和“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等，其中的主要成就，就是提出了“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命题。

明代中叶后，程朱理学已经官学化，痒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均以程朱为准绳，严重限制了思想发展的自由空间。王夫之的“理在气中”思想，主要针对长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位置的程朱理学展开，系统地建构了“气本体”哲学。他认为，“气”是一切变化着的实体，“理”是“条理”和“概念”，是从“气”（实体）中概括出来的。所以，王夫之说：“气者，理之所依也”，“理即气之理”。在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基本哲学前提下，王夫之通过对理气、道器、能所、知行等诸多哲学问题的讨论，表现出朴素的辩证思维。

在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中，“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的发展观是重要组成部分。与宋明以来流行的主静说相对立，王夫之提出“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着的物质过程。他强调“天地之化日新”，把荣枯代谢、推移吐纳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他认为任何生命体都经历着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诸阶段，“推故而别致其新”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这种变化发展观，有着一定的理论深度，并富于革新精神。

王夫之留下的另一个重要哲学思考，就是他“理势合一”的历史哲学观。他肯定历史是进化的，三代以上，只是原始的社会形态，是经过逐步地文明创造，才使国家逐渐统一，文化得以建立，人民生活日益摆脱贫困。在这个过程中，所建立的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传统，经历汉、唐、宋、明等正统时代，日益强大和进步。虽然中间数次偏离正轨，至明清间更是身处“大运倾覆”，“地裂天倾”的鼎革之际，但王夫之仍然坚信，历史还是要回归正统，民族终有复兴的一天。王夫之历史哲学最突出的一点，是在人类历史的整体中对人的重视，他提出“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思想，认为人类历史本体的“天”，是“人之天”、“民之天”，创造性地将人性中的合理欲望，包容进人的自然权利的“人道之常”。他强调必须“畏民”、“重民”，意识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

王夫之的政治观和社会观，具有鲜明的革新色彩，企图从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中，提出社会变革的依据。他所著的《读通鉴论》和《宋论》等史学著作中充分反映了他赞扬历史上政治社会改革的进步历史观。他的史论重势因情，鞭辟入里，然其于“夷夏之辨”、“正统之争”，过于执固，亦为一累。王夫之发现的历史进化的初步规律，这在以历史循环论为主的中国历史哲学传统中无疑是有重大价值的。

衡阳船山书院遗址

王夫之做人行事的高风亮节和钻研学问的刻苦精神也留给国人更多的思考，至今感人肺腑，发人深思。王夫之是明末最杰出也最有传奇色彩的学者。明亡时，他曾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兵南下。曾任南明桂王行人司行人，至桂林参加瞿式耜的抗清活动。瞿氏殉难后，王夫之乃决心隐遁。此后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一心著述，历四十年“完发以终”，其爱国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少年负异才，读书过目不忘，喜从人问四方事，凡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考究。他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他晚年身体不好，生活又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然而他“晨夕杜门”，著述不止，留给中华民族一笔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王夫之在学术上的成就，赢得后辈学者的赞誉，谭嗣同就推崇曰：“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在明清鼎革之际，由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颜元为代表，共同开创了清初经世致用之学，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改变现实的良好愿望，并且为了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从学术上准备了秉承实事求是证实精神的思想武器，将中国思想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王夫之是其中一个佼佼者，他留给国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思考，将给今人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