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李学勤：中国早期文明是很灿烂, 但不宜做太多推论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深邃的文化，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中国的文明有5000年之久，要来阐述这样的文明，即使只是它的早期阶段，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所以我想在这里要用我自己所能了解的一些知识，给大家介绍：中国早期文明为什么是辉煌的，它的光辉在于什么地方？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所谓长度是指中国的早期文明是怎么样的久远，它又怎么样在历史长河里绵延传承下来；第二方面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广度，是指这一文明的分布传播，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影响作用；最后，我们再看看中国早期文明的高度，就是它在发展过程当中达到了怎样的高峰。我想通过这几点，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是真正辉煌的。

中国文明的特点是从未间断

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或者叫中国文明起源的久远。关于这个问题，最好先从世界上古代文明的比较谈起。

四大古代文明里面，中国的文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它起源一直绵延下来了。在这一点上，和其余的三大文明不一样，它们都没能做到像我们这样连续传承到现在。波斯人进入埃及之后，古代埃及的文明实际上已经逐渐衰落，特别是到了希腊化时期，埃及的古代文明基本上就衰亡了，古代埃及的文字后来也没有人能够认识。古代美索布达米亚文明更是如此，因为楔形文字同样早就没有人能认识了，也是经过解读才能理解那里有那么古老复杂的历史。古代印度文明也是如此，当时还不是后来的印度人，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印度兴起的文明，后来印欧民族进入印度，那个文明就消失了。

只有我们中国的文明，带着它光辉的历史流传下来，经过了许许多多朝代，说不尽的风风雨雨，一直传承到现在。今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仍然是这个文明传统的负载者，它还将影响着我们，我们还要对它进行研究。如果我们不了解、不研究中国古代的文明，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无法深入理解。

中国文明的起源从何时算起

下面要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到底在什么时代？刚才我们谈到了五帝的传说，五帝在近代很长时期被认为只是神话传说，没有真正史实的意义。看一些外国学者的书，公认的中国文明起源是从商代开始，如果是这样，就是公元前1600年。甚至于有人说是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后期开始，那么就要从盘庚迁殷来算。盘庚迁殷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300年，也就是说我们的文明是从公元前1300年开始的。

现在我们看起来这种说法不太公正。因为不但古书里的记载比这悠长得多，而且考古学的客观地考察也表明商代已有很发达的青铜文化，它的文明已有非常大的发展了。以文字为例，我们现在知道甲骨文里有多少不同的字呢？大约四千到五千之间。通过这个量级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文字已有了很大发展。甲骨文里面有四千多个不同的字已经很了不起了，而这四千多个字还不是当时文字的全部。甲骨文是商王和贵族用于占卜的，内容不可能包括当时生活和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因此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内。从这一点，大家都可以体会到商代绝对不是一种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它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过就是再往前推进四百多年，还未必是我们文明的起源，还要再往上推，估计说五千年文明史是有一定根据的。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探索和研究。究竟我们的文明起源可以估计到什么时候，文明从起源到发展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我强调我们是在探讨当中，今天并不能给大家一个答案。

文明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文明？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后进一步脱离了原始野蛮状态的阶段。我们从考古学上怎么来判断呢？考古学发现和研究古代的物质遗存，现在我们主要依靠考古来论证文明起源，就需要在考古方面找到文明的标志。这不只是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考古学的普遍问题。对于考古学中的文明标准，国际上现在有一些通行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外国学者在考古工作中提出的，是不是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内学术界还是使用这样的标准。

这些标准得以流行是由于一本很流行的书。这本书1968年出版，作者格林·丹尼尔是英国学者，长期担任剑桥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他主要研究欧洲考古，而他还研究考古学的历史，担任过世界考古学史会议的主席。他写了一本书叫《最初的文明》，副标题是“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书虽然很小，可是很流行，成为西方国家考古学生的必读书，不单在英国出版，美国等一些地方都有版本。就是这本书把刚才说的考古学上通行的文明标准普及到了全世界。其实这些标准并不是由丹尼尔提出的，我们仔细读一下他的书就知道，这是在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近东考古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是很权威的，这个研究所当时召开了一个“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一位学者叫克拉克洪，他提出了文明的三条标准，而后经丹尼尔补充，通过《最初的文明》一书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

这三条标准是什么？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就是发掘出的遗址中应该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要有城市，也就是要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这个标准还有量的限制，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五千人以上的人口。第二个条件是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累就不可能存留和传播。第三个条件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一种复杂的建筑。比如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任何人去参观，站在金字塔前，对着狮身人面像，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文明，这是没问题的。你不能说它是原始的，还是处在蒙昧、野蛮的状态，因为金字塔是坟墓，如果仅为了一般需要，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建造这样大的建筑。它之所以被建造，是因为要尊重法老，使法老的神灵可以永存，这就代表了文明时代的阶级分化和统治。

由克拉克洪归纳提出、经过丹尼尔推广的考古学上的文明标准，就是这三条。他们说，由于古代遗留的信息很少，只要有两条就够了，而在两条里面，文字是不可缺的，有了文字再有其他的一种，就可以认为是文明社会了。这个看法传到东方，不管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学者都觉得有点不够，提出来最好再加上一条，就是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现在在我们国内，冶金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有四条标准了。当然，这些标准是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状况，我看将来还可以讨论研究。

从都邑遗址看中国早期文明

在我们的考古工作中，什么样的遗址最适合用刚才所说的四个标准来考察、衡量呢？我想大家容易理解，最好是有都邑的遗址。因为都邑最能够判断那个时代是不是符合文明的标准。

中国早期的都邑，考古学上最早发现的是殷墟。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抗战以前进行了15次发掘，到1950年恢复考古工作，首先就是继续发掘殷墟，一直到今天，殷墟发掘就没有停止过。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邑，完全符合文明条件，不需要讨论。比殷墟早的都邑，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郑州商城，我记得自己上世纪60年代初经过郑州的时候，车站广播已经说它是商朝的都城，后来大家又怀疑，一直到“文革”之后，这个问题才最后确定了下来。郑州是一个总面积不比殷墟小的商代都城，但比殷墟要早。再往前，前些年又发现一座在河南偃师的商代都城，很多学者认为这是汤的首都，它的位置和时代都是合适的。商代我们不需要多讨论了，因为商代是公认的文明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

夏代是考古学界探寻多年的重大问题。商代已经论定了，夏代难道就一点根据也没有吗？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炳昶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到传说中夏的地区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当中确定了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偃师二里头。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对二里头的面积、内涵都比较清楚了，它符合文明的条件。二里头有大型宫殿，还有很多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上刻着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了。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我们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多数学者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还能不能再往前推？这就是现在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大家在报刊上或许已经注意到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山西襄汾的陶寺。陶寺遗址的时代又比二里头早，它属于考古学上龙山文化的晚期，根据现在测定的材料，其时代大概是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200年，早于夏代。这个遗址有城，城的面积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城址里面最大的。它有城墙、有宫殿。与此相配合，它还有大量的墓葬，其中有些较大的墓出土了很多令人惊奇的东西，最引人注意的是礼器，反映当时的礼乐制度，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比如礼器中的磬，和后来的很类似，是三角形的，挂起来可以奏乐；还有鼓，用陶土烧成圆筒形，上面用鳄鱼皮覆盖，也可以敲击。还有陶制的礼器，比如一种很大的陶盘，里面画着一条盘旋的龙，这和后来的商周青铜礼器，在构造、艺术上是一脉相承的。

陶寺遗址还有文字，前几年在那里出土了一个残破的陶背壶，就像军用水壶一样，一面是扁的，一面是鼓的，可以带在身上。在这个残破的背壶上，有一个用毛笔沾朱砂写的“文”字，这个字又大又清楚，所有人看见后都没有怀疑。陶寺又发现有金属，金属器物出土已有好几次。最近发现了一个铜环，像齿轮一样，非常规整，经过检测，这个环是砷青铜的。砷青铜在近东是相当普遍的，我国过去只在西北地区有些发现。

陶寺最近一项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有一个“观象台”，虽然其性质还不能最后确定，但可以在这儿向大家介绍一下。陶寺城的中心有一个宫殿区，里面有一个部分经过发掘，是一个扇面形的建筑，前面是半圆的。这个建筑分为三层，最里面的一层有夯土柱的遗迹，排列紧密，柱与柱之间有缝。在2003年冬至那一天，发现在一个缝里面正好看见日出。大家知道地球公转在三四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很大的变化。后来在其他节气还有一些观测。如果“观象台”这一点能够确定的话，将是天文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和古书《尧典》里的观象授时是很适合的。《尧典》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观测天象，确定历法。据说当时有一年366天的历法，有闰月。尧的年代正与陶寺遗址相当，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正在襄汾附近。

总而言之，我们通过这些材料，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文明起源非常早，而且有它本身的特点，这是我今天在这里讲的第一点。

中国早期文明的广度

中国早期文明的广度，这包括早期文明的分布，以及这种文明所起影响的范围。

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出现了许多很重要的观点。在历史学方面，特别强调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我们光辉的传统文化是由各个民族和地区共同缔造的。把这一点综合起来，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在考古学方面，苏秉琦先生首先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研究中提出“区系”研究的概念，得到许多学者的发挥引申，从而显示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多线性。

过去把中国文明的历史基本上看成是单线的，既有思想的原因，也有实际的制约。在历史上，所谓“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根深蒂固，由之衍生出华夏中心论，或者叫做中原中心论的狭隘观点，而在早期的考古工作中，由于人力等等客观限制，成果大多数也只是在中原一带以内。只是到“文革”以后，各地方的考古力量逐渐充实扩大，才使局面有很大改观，大量的发现不是以前所能够预料的。

为了说明过去看法的狭隘，不妨以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地段的荆楚地区为例。清代著名学者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一篇专论讲春秋时期楚国的领域不过长江。直到民国时期，还有学者认为《楚辞》里的地名都在江北，连屈原的卒地也是一样。可是地下的文物遗迹提供了相反的证据，湖南省境内不断发现商周遗物，尤以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为多，制作还特别典重精美，有人就说是从中原输入，甚至是近代才带来的。对此，湖南省博物馆的高至喜先生有一系列论文，以确切的考古材料加以反驳，大家可以看他的文集《商周青铜器与楚文化研究》，不过，他早在1981年发表的《“商文化不过长江”辨》一文，已经把问题讲得相当清楚了。

谈到商代的文化，20世纪80年代在长江流域有两次震动学术界的重大发现，就是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两座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的一座大墓。现在考古学家已经称它们分别属于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

广汉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根据文献是在古代的蜀国。传统的看法，蜀地很封闭，长期不与外界交通，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传诵于妇孺之口，可是现在通过考古实践知道，那里和中原一直是保持着联系的纽带，在那里能够看到中原文化明显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大概是间接的。从种种迹象看，比如三星堆的青铜器可能是受荆楚地区的影响，而荆楚地区又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之下。商文化的影响通过三峡进入四川，还可能由陕西的汉中城固、洋县一带也影响到四川。

新干大洋洲大墓所出的器物，也很容易看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而与相邻近的湖南的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强烈和明显。估计商文化的影响是由河南、湖北直接进入江西赣水流域的。

上面举的不过是个别例子。商文化的影响非常广大，即以青铜器的出土而论，北到内蒙古，东到海，西到甘肃东部，南到广西，都有商文化类型的器物发现。如果以玉器来说，影响还远到境外的越南北部。

有人把黄河、长江说成中国的“两河”，其实中国文明的分布何止这两河？我们绝不可限制我们的视界，才能充分认识早期文明分布和传播的宽广及其多样性。

在充分强调中国早期文明多线性、多样性的同时，断断不可低估这一文明各地区间的共同性、统一性。事实上，只有存在着共同和统一，多线、多样的各地方文化才作为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再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线、多样的地方文化的发展也不是平衡的。尤其是在夏、商、周三代王朝，王朝的首都一直在中原（广义的）地区，中原地区还是全国的核心。

近些年，不少学者指出中原文化———有些论作称之为“河洛文化”的重要性不应被忽略。这不是要恢复中原中心论，而是说明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即在历史的若干关键性的当口，特定的地区会起特殊的作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都表明，我们的先人真正脱离原始的状态而进入文明的门槛，正是在中原地区。从唐、虞到夏、商、周，都邑都在这一地区，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便说：“昔唐人都河东，殷（即商）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

中原中心论只讲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传播影响，我们则主张文化的影响每每是双向的。中原地区之所以有其特殊地位，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融合吸纳周边的种种文化因素。相信在今后的发现和研究中，这一点会进一步得到证实。

中国早期文明的高度

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流行的一个学说，就是人类在古代有一个所谓“轴心时期”。这个说法是雅斯贝斯提出来的，是说在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这一段时间，全世界出现了几个辉煌的文明高峰，出现了重要的人物。在西方有希腊的哲人时代，在印度有佛教的兴起，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在中国有孔子、老子，以至后来的诸子百家，人类的文明便是从这里演变进展的。不管这个说法有多大意义，中国从春秋晚期到战国，确实有一个文明发展的高峰。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它的高度？它有什么特点，特别是我们从新发现的材料方面会有什么样新的认识，这就是我想在第三部分要谈的内容。

这个问题也可以从考古方面得到新的认识，近些年来，考古学方面有一项重大发现，就是大量的简牍帛书，简称为简帛。简是用竹子、木头编连起来，是我们中国人最早的书写载体。各国古代文明都有文字，但是文字的载体不一样。古代埃及用纸草纸，纸草这种植物咱们中国没有，他们把纸草截取下来连接，然后压平，晾干后就成为类似纸一样的东西。古代美索布达米亚等地在泥板上面刻画出楔形文字，然后焙干，各有各的做法。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就是竹木简，用竹子、木头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做成条状，一根一根编连起来叫册。中国人还有一个发明就是养蚕，生产出白色的丝织品叫帛，既可以写字，还可以画图，比竹木简又好多了，可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贵不能普及。汉代发明纸之后（纸的发明也可能还早一点），到了南北朝完全用纸，简帛就退出了。简帛书籍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在西汉和西晋，这两次发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史，今天不在这里讨论。

现代第一次发现这种古书是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这个地方，有盗墓贼挖掘一座小墓，发现了一个竹编的盒子，里面就是帛书，有一幅是非常完整的。我们一直以为只有一幅，其实还有很多，只不过已经破碎了。这些东西，被一个在那儿教书的美国人带到美国去了，现在还在华盛顿，由赛克勒基金会保存。国内原物只剩下很小的一块，在湖南省博物馆。这件帛书是楚文字，楚文字是很难读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解读，不过它的内容是数术方面的，在学术上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重大的发现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简单说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兵书，最主要的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和竹木简，帛书最多，有《周易》、《老子》等书籍，是汉朝初年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一个小墓里面，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的竹简，这是第一次看到用墨笔书写的秦人手迹。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也出土了竹简，有《周易》、《诗经》等等。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主要是汉初吕后时代的法律。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楚简，主要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道家是《老子》，儒家有《子思子》，还有其他的书籍。大致同时，还有一个墓的楚简被盗掘，流传到了香港，由上海博物馆在1994年收购回来，内容和郭店简差不多，也都是儒家、道家的书籍。还有很多小的发现我在这里就不介绍了。

这些应该说是现代学者的眼福，有的连汉代的人也没有看过，我们居然发现了，能够进行研究，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幸运。这些材料出现后，很多学者公认，确确实实是要重写我们的学术史，因为跟我们过去的想法不大一样。传统的想法，特别是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对很多古书是怀疑的。当然，疑古思潮在政治、文化史上是进步的、有很大成绩的，可是它也有一种副作用，就是否定太多，古代历史变得好像没有多少内容了。现在我们发现这样大量的材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认识，我个人意见，主要表现在两点上：

第一点，当时的学术思想，不但是繁荣发展，百家争鸣，而且我们想像不到其影响的深远能达到像新发现材料所告诉我们的那种程度。例如，过去常说，儒家的传播西不到秦，南不到楚。孔子周游列国，可能还不如我们今天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转一两天所到的范围。孔子往西没有到秦国，去晋国实际上也只是到了边上，往南只到了今天的河南信阳，没有到楚国的腹地，所以儒家的影响似乎就是在中原一些国家的范围。但现在来看不是这样，至少在孔子之后，他的弟子，二传、三传，儒家思想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

我们刚才谈到的出土大量战国儒家竹简的地方，是楚国首都的郊区。当时楚都在郢，也就是现在的江陵纪南城遗址，周围可以看到大量楚国墓葬群，有的墓很大，到现在还保存着很大的山包。出土这个简的郭店一号墓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墓，经考证墓主可能是楚太子的一位老师，时代是公元前300年或者更早一点。这个人带走了这么多书籍，其中有《老子》，《老子》在楚国出现是容易理解的，老子原本是陈人，陈被楚所灭，他也可说是楚人。可是没想到儒家竟有这么大的影响，郭店简里面有子思一派的著作，而且是非常高深的、具有很强哲理性的作品，居然在楚国太子的一个老师的墓里出现，所以当时儒家学术影响已经远到了楚。楚国不是华夏，乃是所谓荆蛮的国家，是被排斥在中原文化之外的，可是它居然有这么高的儒家文化，这在以往很难理解。

最有意思的是，上海博物馆的简也是在这一带出土的，其中有一篇《武王践阼》，后来收录在汉朝人整理的《大戴礼记》里。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考古学者在河北平山发现了一个大墓，是战国时的中山王墓，中山国也不是华夏，是狄人的国家。中山王的随葬铜器的铭文就引了《武王践阼》的话。这个墓是公元前307年左右所建，和郭店墓的年代相差不多，一篇很普通的儒家学术著作，往北传到了河北中部山区的中山国的王墓，往南传到了湖北荆门一带楚都郊外的墓葬，可见当时的学术影响有多么广泛。主要的学派道家、儒家作为一种共同的学术思想，流传如此广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诸子百家当时如此兴盛，影响如此巨大，以至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现在看来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通过发现这些书籍，从战国时代一直到汉初的，我们看当时的学术发展究竟是怎样的呢？首先要看这些书都是什么书？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日常用书，比如《日书》等，用来择吉、算卦之类的，没有多高的文化价值，可是占相当大比例的是高级学术，不是一般的作品。

比方说郭店简，其中有些是子思的著作，如《五行》篇，子思和孟子讲“五行”是战国晚期的荀子提到过的，荀子和子思、孟子学派的观点不一样，对此进行了很尖锐的批评。《五行》篇久已佚失了，现在在马王堆帛书里发现了，在郭店竹简里也发现了，可见当时非常通行。这篇著作非常难读，它讲的是人的性和德之间的关系，这是很深奥的问题，不是一般的民众所能够理解的。在郭店简与上海博物馆简里面还有一种《性情论》，讲的完全是抽象的范畴。过去我们看《论语》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好像孔子是不讲性和天道的，其实不是这样。《性情论》作为孔门学者的作品，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它讨论的完全是天道、性命、情性等，可以讲宋明理学所讨论的一些哲学概念，这里面都讨论到了，这些绝对不是当时一般民众所能够理解的。《老子》也是一样，不但有《老子》本身，而且还有解说《老子》的一些作品。例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简的《恒先》，同样非常富有哲理性。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哲学的世界，让我们看到当时哲学思想是高度发达的。

过去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我们对很多古书不相信。比如在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就说过研究孔子和孟子之间的思想应该看《礼记》，然而有人说这些都是后人写的，甚至说是汉朝时作的，不能相信。现在只要一看竹简就明白了，《礼记》中许多内容就是当时的著作，就可以研究儒家孔子到孟子之间的演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能认别孔门七十子或者七十子弟子的著作，比如子思、子游等人的著作，我们也就更接近孔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最接近孔子了。对于道家，也可以看到老子到庄子，甚至《淮南子》之间的演变。我们认识了《老子》以下道家著作的面貌，也就更理解老子的本意了。这在学术史上，特别是哲学思想研究上，就和过去不同了。

通过这些，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中国古代文明不只是社会上普遍的文化，它上升到系统的哲学理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特点。

最后，我再用两分钟时间讲一个想法。现在很多人说中国考古学已经处于黄金时代，我想最好说处于黄金时代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如从中国人自己主持田野工作算起，至今还不到80年，比起约200年的世界考古学史，我们是很短的，相对于古代埃及、古代美索布达米亚等地的考古工作，虽然我们的土地比它大，我们的历史比它长，但我们考古的时间却短得多。我们没做的事还有很多。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至少还可以做二百年，可以预期21世纪、22世纪、甚至到23世纪，我们都可能有重大的发现，所以，今天我们不宜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程度做太多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