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研究要注意五个方面丨李学勤 / 开普饭

木雕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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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材料分类的民间美术品种，选用质地细密坚韧，不易变形的树种，如楠木、紫檀、樟木、柏木等。木雕有圆雕、浮雕、镂雕或几种技法并用，有的还涂色施彩以美化，并且保护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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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青铜器著录论述的涌现，是当时兴起的学术潮流的一部分，这种潮流到清代臻于极盛，传统上称作金石学。所谓“金”，即指青铜器而言。大家都承认，金石学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萌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不过金石学究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其间一个重要差别是金石学旨在“证经补史”，从而处于传统经学、史学的从属地位。也正因为这样，金石学家的兴趣集中于青铜器的铭文，其青铜器研究只是金文之学，这固然是他们的优长，同时也成为很大的局限。

金石学研究青铜器的偏向带来了若干后果，最明显的一点，是只有带铭文的器物得到重视，没有铭文的则遭忽视，甚至被摒弃掉。试看清至民初的青铜器书籍，多数只是金文拓本的汇编，大量青铜器，包括一些十分重要的，没有器形图像可寻，令我们无法进行深入的研讨。

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不少学者注意到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他们的倾向刚好同中国传统相反，重点放在艺术史与类型学的角度，体现出欧洲传统的特色。例如中国学术界熟悉的瑞典的高本汉、从德国去美国的罗越等等，都是如此。日本学者本受中国学风影响，后来如梅原末治等则踵步西方学者的倾向。到20世纪中叶，如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青铜器断代》等著作，努力于兼取中西之长，是值得大家效法的。

王子婴次钟（甬钟）春秋

通高42.5厘米宽21.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开展田野工作，到现在已经有八十多年了。通过科学发掘，有大量古代青铜器出土，这就使主要依靠有记录的发掘材料来研究青铜器成为可能。青铜器是考古遗物的门类之一，自然也是考古学研究方法适用的对象。这样说，并不意味流散于国内外的众多非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不重要，只是指出，青铜器研究实际上已经是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应当从五个方面来作青铜器的研究工作，即：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和工艺。

青铜器的形制决定其名称和分类。例如筒形上顶封闭的打击乐器，下缘呈直线的名为“镈”，呈弧线的名为“钟”；钟顶上有环形用以悬挂的称作“钮钟”，有柱形附环的则称作“甬钟”。杯形底下有细长足的酒器，口缘前方有窄长的“流”，后方有与之平衡而宽扁的“尾”的是“爵”，“流”与“尾”形状同较宽扁的便是“角”。

钮钟春秋

通高24厘米宽13.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钮钟铭文拓片

著录青铜器时，对其形制应作详细的描写，说明整体及必要的局部尺寸（单位一般用厘米）。每一种青铜器，如钟或者爵，需要着重记录哪些形制因素，测量哪些部分的尺寸，都有习惯的要求。对于器物形制特殊之处，还须专门作出说明。

纹饰包括花纹和装饰。前者例如饕餮纹（或称兽面纹）、夔纹、鸟纹、窃曲纹、重环纹、波带纹……等等，大多约定俗成，沿用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的定名。当然也有一部分纹饰，学者间命名有不同意见，如一般说的“涡纹”，有论著称之为“火纹”或“囧纹”。这一类情形，初学者似仍以从众为好。需要注意的是，没有纹饰的素面也可以视为一种纹饰。

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变化的，也由于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和所有考古遗物一样，青铜器的分期、分区是研究中必要的基础工作，而形制、纹饰是判别器物时期、地区的主要依据。纹饰的特点是有“时尚性”，非常敏感地随时变迁，所以我曾说“纹饰是青铜器的语言”。

小臣缶方鼎商

通高29.6厘米

口径22.5×1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小臣缶方鼎铭文拓片

铭文的重要性不需要仔细介绍。一件青铜器上的文字，每每能够使我们知道该器物制作的时世，隶属的器主，以及有关的种种历史事迹，许多还能与传世典籍互相勘照。相当数量的铭文是当时的书法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近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等书，都为金文设有专卷，现代书法家学习金文也蔚为风气。

功能是指青铜器的用途。外国古代青铜器多为工具、兵器、用器之类，而中国青铜器多数属于礼乐器，同作为文化核心的礼乐制度密不可分。由于礼乐制度异常繁复，器物究竟如何使用就成为不易探究的疑难。比如最多见的鼎，人人知道是一种烹煮用的器具，然而同时并存的种种形状各异的鼎：方鼎、圆鼎、有盖的鼎、附盘的鼎，诸如此类，各有什么礼制用途，只能说是尚待详考。

功能还与器物的组合相关。鼎内有匕，是用以取肉的；尊中有勺，是用来盛酒的。归根结底，礼乐器的形成组合，仍是由礼乐行为的要求规定的。

蟠虺纹镈春秋

通高108厘米宽93.5厘米

体呈椭圆形，平口，腔体宽大。蟠螭纹钮。

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青铜器的工艺，属于科技史的研究。中国青铜器的铸造，有独特的技术传统，在范模铸造上自树一帜。至于青铜器的装饰工艺，更是多种多样，利用了十分丰富的技艺手段。有关青铜器的科技史问题很多，一些仍处于探索讨论之中，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许多奥秘得到揭示。

以上五个方面的综合，将使青铜器研究拓展到一个新的局面。实际上，即使对一件青铜器进行考察，也应当从这五个方面入手。

这里就涉及青铜器鉴定的问题。必须承认，研究和鉴定是密相关联的，但不完全是一回事。鉴定的首先要求是判断真伪，这便需要在考古学之外的一些知识和经验。伪器如何制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造伪有什么特点，这并不属于考古学本身。但是青铜器的考古学知识，对青铜器前述五个方面的研究，一定会提高我们判别真伪的眼力，因为造伪者想在这五个方面都不露马脚，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