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北京一女孩领着爷爷到公安局自首：我爷爷曾审讯过李大钊
1951年的一天，北京一名女孩领着爷爷徒步来到了王佐胡同，只见两个人神情各异，走在前面的女子眼神十分坚定，而她爷爷的脸上却充满了忧虑。
不一会儿，二人就走到了这里的公安局，就在准备进门的时候，爷爷又拽了一下孙女的衣角，有些犹豫地低声说道：“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不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孙女斩钉截铁地回答道，然后头也不回地拉着爷爷走了进去。
此时屋里值班的公安看到走进来的祖孙二人后，立马站了起来，当他看到女孩身后满脸愁容的老者时，还以为他们生活上出现了困难，便向女孩问道：“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有困难直接说就行！”
李大钊
熟料，这名女孩语出惊人，当即向公安说道：“我是带着爷爷来自首的，我爷爷曾审讯过李大钊，请你们依法处理！”老人听后羞愧地低下了头。
“什么！你说他审讯过谁？”这名公安是一位共产党员，自然知道李大钊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地震惊，连问了数遍。
面对询问，在女孩的鼓励下，这名老者也不再隐瞒，他向公安如实地说明了当初审讯李大钊的经过，并且还为公安部门提供了当时参与围捕李大钊的其他帮凶的线索。
那么，这名审讯过李大钊的老人到底是谁？他又为何选择跟着孙女前去公安局自首？法律又会如何审判这名老人呢？除了他以外，另外几名帮凶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呢？
李大钊牺牲时的报道
他就是蒲志忠，关于他和另外几名凶手的结局，还要从李大钊被捕时讲起。
不幸被捕，从容就义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大地风起云涌，各方势力先后登台，百姓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几年后，陈独秀以《新青年》弘扬科学与民主，举国为之一振，思想变革的洪流已势不可挡。
1916年，李大钊为救亡图存，毅然从日本归国，和陈独秀一起为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此后二人先后领导了新文化运动、相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则成为了我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人。
李大钊是第一个在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他一直坚持用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可这引起了当时反动政府的嫉恨。
1926年北伐革命期间，李大钊就提出了打倒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主张，并且积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行动，他不仅在北京多次发动学生、工人上街游行，而且还主动联系军阀冯玉祥向张作霖发动进攻。
张作霖
李大钊一系列的举动让原本就对他十分痛恨的张作霖忍无可忍，随即派人四处调查李大钊的下落，并予以惩处。
时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的吴郁文接到命令后尤为积极，他早就对李大钊的威名有所耳闻，他知道要是能够抓住李大钊，前途将不可限量。
李大钊此时也预感到了危险的到来，他特意为自己配了一把勃朗宁手枪，并且经常练习射击，做防身用，除此之外，他在出行时也异常的小心，吴郁文始终没有他的消息。
然而就在1926年9月的一天，北郊警区抓捕了一位名叫李大成的我党交通员，当时他正在街上散发传单，吴郁文得知消息后立马就赶到了那里，对李大成进行了突击审讯。
起初李大成还对自己的身份闭口不提，可在吴郁文连续一个多月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下，他还是供出了真相，令吴郁文感到开心的是，李大成竟然认识李大钊，并且知道李大钊的住址。
李大钊
李大钊之所以没有离开北京，一方面是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配合南方的北伐军尽快打倒军阀势力，另一方面则是此时的他就住在北京的苏联使馆内的一处兵营楼里面。
当时，李大钊身为共产国际在我国的重要代言人之一，和苏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苏联人承诺保护他的安全，而苏联使馆位于东郊民巷，北洋军阀迫于国际压力没有理由也不敢入内。
吴郁文也知道此事十分棘手，他当即向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作了汇报，并把李大成放了回去，让他继续在我党党内活动，为吴郁文提供情报。
陈兴亚也知道东交民巷不可擅入，便立即把发现李大钊的消息上报给了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高兴，但纵使是他也必须有一个适当的理由才能派人进入东交民巷搜捕。
1927年4月6日清晨，在抓捕工作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张作霖亲自坐车来到了东交民巷，这年使馆区的领袖公使是荷兰大使欧登科，张作霖立即和他进行了谈话，并以苏联使馆内有中共革命党人图谋推翻奉系统治为由，决定派军警进入搜查。
东交民巷
欧登科听后立即和英、法、美等国大使进行了商谈，之所以没有请苏联大使，是因为苏联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这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向对苏联不是很待见，于是，几个大使在商量之后，瞒着苏联大使一致同意了张作霖的请求。
两个小时后，吴郁文就带着300名反动军警冲进了东交民巷，并直奔苏联使馆内的兵营楼而去。
当军警发现李大钊的时候，他正和女儿李星华一起坐在二楼办公室里的一张椅子上，手里拿着枪，十分从容，一句话也没有说。
于是，吴郁文就让人把李大钊送进了京师警察厅的监狱，而负责看管他的正是时任京师警察厅司法处长的蒲志中。
在狱中，蒲志中对李大钊进行了审讯，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李大钊只是对自己的身份供认不讳，但对党内其他同志的消息一句话也没说。
而此时的张作霖也十分纠结，他不能直接对李大钊痛下杀手，因为他知道李大钊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
当时李大钊不仅是我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人，还有着大学教授、国民党员等诸多身份，仅在李大钊被捕的当天，社会各界就有很多人为其求情。
直到几天后，南方的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且密电他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不要手软，张作霖这才没有了后顾之忧。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敌人残忍地杀害，身处刑场的那一刻，李大钊高喊了“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神色不变，从容就死”，年仅38岁。
李大钊
李大钊牺牲后，张作霖担心会引起众怒，当即命令陈兴亚等人对和抓捕、杀害李大钊的相关档案进行了销毁，因此参与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们得以继续逍遥法外，长达20余年，直到北平解放后的一次意外发现……
一个绞刑架引起了注意
1949年1月31日，千年古都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两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了北平城内国民党留下的警察局。
这天上午，刚刚就任的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前往京师第二模范监狱（后来改造为功德林监狱）清点留下来的国民党旧警察和一些仍在狱中的罪犯以及一些办案工具及档案。
当朱文刚走进一间屋子的时候，发现墙边有一个大铁架子，他经验十分丰富，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绞刑架，可如此庞大的绞刑架在当时来说可不多见。
绞刑架
一番询问才知，这是当年对此段祺瑞政府专门从西洋买来的，朱文刚听后十分感兴趣，于是，他立即向旁边陪同他清点物品的国民党旧警察问道：“你们之前用这个大家伙处死过死刑犯？”
旧警察知道朱文刚是新来的局长，不敢怠慢，便说道：“我在这当差几年了，这个架子就一直被放在这里，没人用过。”
“不过，我之前从老狱警那里听说这个绞刑架绞死过共产党首领李大钊。”旧警察先是想了一下，然后补充道。
朱文刚听后十分震惊，急忙问道：“李大钊！你确定是李大钊吗？你再说一遍！”
那名旧警察没想到朱文刚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因为害怕也没敢再说，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朱文刚觉得此事事关重大，不敢耽误，当即把手头的工作交给了带来的公安去做，并吩咐他们一定要看好这个绞刑架，然后自己则直接骑着自行车飞速地赶往了北平市公安局。
谭政文
局长谭政文收到消息后又马不停蹄地将此事报告给了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彭真听后，悲愤之情油然而生，他知道李大钊是被军阀给杀害的，但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找到参与杀害他的凶手。
于是，彭真当即指示北京市公安局立刻着手调查相关凶手的下落，并派人将绞刑架送到了北平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保管，编号0001号。
当时，北平各机关都在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公安局也不例外，谭政文身为局长，眼下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便把追查凶手下落的任务交给了办案经验丰富的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基平。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冯基平一直在查阅相关档案，并且询问了监狱附近的一些老人，可由于年代久远，加上一些证据已经被敌人有意破坏了，便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冯基平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还存留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考虑，中央于1950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统称镇反运动）。
而就这次运动开始后不久，当时指挥抓捕李大钊的原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就被上海群众揭发检举，当地公安局立即出动警力将其抓捕，在公安的询问下，陈兴亚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经历。
原来当初在吴郁文执行抓捕任务的前夜，陈兴亚就和所有的参与人员紧急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亲自部署了抓捕李大钊的具体事宜，并且任命吴郁文为抓捕总指挥官。
李大钊牺牲后，陈兴亚继续为反动政府卖命，逍遥法外，北平解放前夕，他预感到大势已去，就偷偷逃往了上海，隐姓埋名，过起了普通的生活，直到被附近群众举报。
陈兴亚是李大钊一案中第一个伏法的罪犯，冯基平得到消息后，立即联系上海市公安局将陈兴亚押往北京，随后，冯基平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当时参与行动的主要帮凶。
除了陈兴亚之外，其他人分别是原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原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
审讯结束后，根据相关规定，陈兴亚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59年在狱中病逝。
不过此时即便知道了凶手是谁，可还是无从下手，因为从陈兴亚的口中得知，在李大钊牺牲后，他们这些人就各奔东西，彼此间也失去了联系，不过随着各地镇反运动的积极开展，案件很快就取得了新的进展。
1951年5月底，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公安局公安人员抓捕了一个隐藏在房产管理所的名叫阎振郎的中统特务，经过审问得知此人当年正是吴郁文的手下，更是亲自参加了抓捕李大钊的行动。
阎振郎为了能够得到宽大处理，当即供述了吴郁文的踪迹，他说：“当年参与抓捕李大钊的主谋就是吴郁文，如今化名吴博哉，就住在北京后门鼓楼湾一带，希望你们能够迅速调查处理。”
审讯人员得知后在6月5日就将此事派人通知给了北平市公安局，冯基平看到寄来的相关审讯记录时，激动地立马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随即命令侦察员温振海前往鼓楼湾一带进行调查。
温振海原本就是解放军部队里一位十分优秀的侦察员，转到公安部门以后，表现同样很突出，但为了慎重起见，出发之前，冯基平还是再三嘱咐道：“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你一定要秘密行动，切记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第二天一早，温振海就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了一位普通的北京市民，然后骑着自行车去往了鼓楼大街。
选择自首，主要案犯全部落网
温振海来到这里以后，没有着急去鼓楼湾胡同，而是在鼓楼大街闲逛了一会，随后，他又向这里的民警询问鼓楼湾胡同里有没有一个叫“吴博哉”的人。
北京胡同
民警认真查看了户口底簿，结果发现有一个名叫“吴博斋”的老人住在这里，巧合地是此人的资料除了名字和吴郁文的化名差了一个字以外，其他地方和阎振郎描述的基本一致。
温振海觉得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人，而名字可能是在笔录的时候弄错了，于是，他寻着民警提供的住址一个人来到了鼓楼湾四号的院子。
温振海发现这是一个四合院，因为不知道吴郁文住在哪个屋子里，便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主动向胡同口的几位大妈询问了院子里的情况。
温振海通过打听后得知，院子北屋确实住着一个姓吴的老头，而且一个大妈还向他透露这个老头曾经就是一位高官，因为大妈见过他在抗战期间曾当过京城宪兵队的头头。
这下温振海已经基本确定了吴郁文的身份，于是，立即把他的藏身之所告诉给了冯基平，6月20日上午10时，躺在床上的吴郁文被公安抓捕，被捕时他承认自己就是吴郁文，并且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原来吴郁文不仅是抓捕李大钊的直接参与者和主谋，还在抓捕前几天特意根据李大成的供述绘制了苏联使馆和兵营楼的地形图，反动军警们就是根据这张图才很快就发现李大钊的。
吴郁文在此案中所犯罪行最为严重，本应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可他在被捕之前就已身染重病，法院处于人道主义精神，给他判处了死缓，并专门安排医生为他诊治，等他康复后再执行死刑，可他毕竟年事已高，于1953年6月17日病死在了看守所里。
此时，两个最主要的罪犯都已落网，在北京隐姓埋名的蒲志中自知罪孽深重，整天疑神疑鬼，心事重重，生怕将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群众给检举出去。
而蒲志中惊恐的神情很快就被他的孙女注意到了，他的孙女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北平刚解放时，她就主动报名当了一名公安，因为工作积极，在毛主席第一次进入北平看戏时，组织上还特意让她给毛主席当了警卫。
毛主席
蒲志中的孙女当即询问了他的过往，而蒲志中此时已经明白自己早晚会被政府发现，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把当年审讯过李大钊的事告诉给了孙女。
孙女听后十分震惊， 因为她在学校里就听说过李大钊的事迹，她对李大钊很是敬佩，身为一名新中国的公安，她果断选择了大义灭亲，亲自带着蒲志中前往就近的王佐胡同的公安局自首，便有了开篇的一幕。
蒲志中在后来的审讯中不仅全部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还将与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相关的一些线索提供给了公安部门，1955年，隐匿在上海的王振南被当地公安逮捕。
与之前几位被捕后供认不讳的罪犯不同，王振南最初面对公安的询问拒不坦白，试图隐瞒其当年的罪恶，可侦察员经过不懈努力还是找到了证据。
原来王振南当时就是负责给李大钊“定罪”的法官，在李大钊被押赴刑场的当天早上，王振南没有任何依据地给李大钊判处了绞刑，而且判定以后也不允许他人上诉，致使李大钊英勇就义。
关于王振南的报道
后来，在公安提供的诸多证据下，王振南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955年12月13日，王振南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而隐匿在上海的另一位罪犯雷恒成也被公安逮捕，并于1952年12月17日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此所有主要罪犯都已落网，这也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告慰。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蒲志中的判处，有关领导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认为蒲志中所犯的罪行不可饶恕，应当判处死刑，而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则持相反的意见。
彭真认为蒲志中所犯罪行相对较轻，而且又是主动自首，并且在供述完自己的罪行后，还为公安破案提供了线索，根据相关政策，应当将其释放。
彭真
最终，在经过中央有关领导的讨论之后，还是认可了彭真的决定，蒲志中最终得以平安无事，但他的内心还是充满了自责，回到家后，他一直嘱咐孙女要多为国家做贡献。
谨以此文向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