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中国近代哲学之四：曾国藩

中国近代哲学之四：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家，也是个毁誉悬殊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不能不受到人们的谴责和唾骂；但就其思想来说，在清末至辛亥以后都有一定影响，所以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笔抹杀。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祖籍衡阳，先世后从衡阳迁至湘乡，遂为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曾" 师事" 理学大师唐鉴，从倭仁等讲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礼部、兵部侍郎，官至总督、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咸丰、同治年间，他奉清廷之命在湖南帮办团练，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死后清廷追赠其为" 太傅" ，谥号" 文正"。留有奏稿、书信、日记、诗文等汇编成的《曾文正公全集》。现岳麓书社有新版《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在哲学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其哲学思想主要渊源于程朱理学。他自称" 一代宋儒" ，在论述事物时，常以程朱之说为依据。这样，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自然表现出浓重的守旧性和落后性；但因其长期治政、治军的实践经验，又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

曾国藩承袭了程朱的理本论，把" 理" 、" 性命" 看作天地与人事的主宰。在曾国藩看来，" 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 ，" 其理本同一源"。在谈到理气关系时，他说：" 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 这与朱熹" 理是本"的思想相合。在程朱理学中，" 理" 不是指存在于事物本身的规律性，而是指主宰万物的先验本体即" 天理"。

曾国藩宣扬" 顺性命之理" ，在他看来，" 性命"为天地万物之主宰。他言道：" 盖自乾坤奠定以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静与动之妙，皆性命所弥纶。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静翁动辟之机，悉性命所默运。" 曾国藩在此谈到的" 理" 、" 性" 、" 命" ，在程朱理学中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名异而实同。何为" 性命" 。

曾国藩说，" 仁敬孝慈为则，此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顺焉而已矣。" 在他看来，所谓" 性命" ，便是封建道德规范和维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伦常关系的原则。从其规范和原则来说，也就是" 理"。他说：" 性浑沦而难名，按之曰理，则仁义礼智德之赖乎扩充者，在吾以已有条不紊也。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诚之贯乎通复者，在吾心且时出不穷也。" 从这个意义上说，" 性命" 主宰天地万物，也可说是" 理" 最终主宰天地万物以其社会道德伦理。

曾国藩宣扬以" 诚" 为本的思想，认为" 诚" 是宇宙万物及其变化的根源。在他的著作中，" 诚" 被说成是一种具有客观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 窃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人德业所以大兴，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同时，曾国藩的" 诚" 说也带有陆王心学的痕迹。他在许多的地方把" 诚" 又解释为一种道德修养与主观精神。他说：" 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便是忠信。" 又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忠诚为天下倡。"

曾国藩比较看中" 诚" 的主观属性的一面，主张充分发挥这种主观精神与运气搏斗。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他与太平天国长期对抗的实践经验。他把自己历经挫败，最终赢得胜利既看作是天意，又看作是主观精神奋斗的结果。

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继了程朱的" 格物致知" 说，并有所发挥；在论述知、行关系时，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特色。

曾国藩对" 格物致知" 的理解，基本上与程朱一致。他说：" 格物致知之物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 ，"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 ，" 格者，即格物而穷理也" ，" 此致知之事也" 。在他看来，一切现象，不论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物质，皆为" 所格之物" ，而格物在于" 穷理"。

朱熹有言：" 心具万理，万理具于心" ，曾国藩也说：" 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 即把" 格物" 的目的说成是" 究其存心之理"。

曾国藩引用朱熹的话来论证" 格物致知" 的命题。他说：" 朱子曰：'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之一理也。" 这里，所谓"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是就认识主体而言，" 知" 乃是存于心中的" 天理" ，即曾国藩所指的" 存心之理" 、" 好恶之良知" ；而"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是就认识客体而言。如何识得" 天理" 。在朱熹那里，万物产生于" 一理" ，" 一理" 统摄万物。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认识" 至殊之分" ，才能把握" 一理" ，也就是说，只有认识到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抽象的" 理"。而这统摄万物之" 理" ，在封建社会中主要表现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纲常。这样，封建伦常也就成为" 格物" 的对象，而道德完善自然就是认识的最终归宿。

曾国藩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他认为，" 知" 与"行" 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 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学亦在此"。就" 知"与" 行" 的先后而言，曾国藩主张" 知" 先" 行" 后。他在解释" 诚意" 时说：" 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 可见，在" 致知" 与" 力行" 之间，他强调" 力行" ，认为" 行" 是" 知" 的根本目的。所谓" 力行" ，就是" 脚踏实地" ，不说空话，" 知一句便行一句" ，" 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因此，曾国藩很注重实效，主张" 凡程攻立事，必以目见为效" ，反对" 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为此，他认为，王守仁的" 即知即行" 说乃是" 任心之明" ，终将" 别无所谓实行" ；陆九渊强调的" 先立其大" ，站稳封建立场，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要从具体小事先下手。在此，曾国藩发扬了理性维系封建纲常的传统，抛弃了理学的空疏及只讲心性的迂腐，表现出经世致用的鲜明色彩。

关于人性问题，曾国藩的观点承袭程朱理学。他认为，人性源于天理，" 凡人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 。曾国藩主张人性本善，认为只是" 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 。他同朱嘉一样，竭力主张" 力去人欲，以存天理" 。为了恢复善良的本性，他提出了" 格物" 、" 诚意"。他说：" 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 ，" 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而力卒之" 。他不仅要求人们认识恪守封建道德的规范，而且要求竭力实践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完全的封建仁义道德。

如何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以" 天理之公" 克尽" 人欲之私" 。曾国藩很强调心性修养的工夫。他从孔孟、程朱出发，提出" 以敬恕为养心之法" 。他说：" 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 敬' 、' 恕' 二字。……此立德之基。" 在他看来，"'敬' 则存心不放，' 恕' 则不蔽于私" 。在此，他把" 敬" 、" 恕" ，看作是实现道德完善的重要手段，是封建伦常的根本所在。

由此出发，曾国藩提出了" 八德" 作为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这" 八德" 是：" 勤、俭、刚、明、孝、信、谦、浑"。他说" 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 。

曾国藩的道德思想，总体上来看，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特别是在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所发展的近代，其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作用是极为突出的；不过，由于它重视身心修养、品德节操，对于整顿封建地主阶级的恶劣、腐败作风，抑制统治者的奢靡与堕落，也多少起一定作用。

曾国藩虽" 一宗宋儒" ，服膺程朱理学，但并非象一般理学家那样，脱离实际事务，一味潜心于性理玄谈与" 存养" 工夫，而是" 详览前史，讲求经世之学" 。长期督军、治政的活动，使有着辅物济时抱负的曾国藩，在鸦片战争前后掀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刺激下，超越了以讲求封建伦理为目的的理学圈子，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从而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统一起来。

曾国藩是主张" 理学经世" 的。他早在从唐鉴学习理学时就说过：" 镜海先生(指唐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 后来他一直坚持认为，" 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 ，反复强调经世之学应包括在" 义理之学" 内。在曾国藩看来，" 义理" 包举" 经济" ，" 经济" 服从" 义理" ，" 义理" 与" 经济" 是体用本末的关系，理学为体，经世之学为用。他说：" 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他又把义理与经济视为内与外的关系，说" 大本内植，伟绩外充"。

基于理学经世的思想，曾国藩对儒学的" 礼" 作了独到的发挥，说：" 尝谓古人无所谓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 又说："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在此，他把" 礼" 或" 礼治" 理解为" 治世之术" ，学" 礼" 也就是学" 治世之术"。曾国藩崇尚礼治，就是他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理学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主张" 荷道以躬，讲求务实创新。他针对" 仕途积习益尚虚文" ，提出，" 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 。因此，他" 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以究心" ，" 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史，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 。他还向清廷建议：" 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 他反对不思变故，主张因时变通，提出" 道之废兴，亦各有时" ，认为"适时则贵，失时则损" ，而" 善趋时者，贵先时，不贵后时" 。他竭力主张："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代之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总之，曾国藩接受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其理学经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当时的实际需要，所以他能在晚清大厦将倾之际起突出的作用，成为" 中兴名臣" 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