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De Man，《Blindness and Insight》Univ Of Minnesota Press，1983联系到鲁迅的写作，我们不妨看看《野草》《朝花夕拾》，看看《呐喊》和《彷徨》里面的许多篇目，比如《社戏》、《故乡》，更不用说他后期的杂文，就明白鲁迅的写作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形式创新”，而是一种不断的颠覆和重建，是在不断地探索文学的边界，是在看似离文学最远的地方把白话文学同中国文学的源头重新联系起来。《野草》是散文诗，某种程度上它既颠覆了诗的稳定性也颠覆了散文的稳定性，在这个互相颠覆中，诗在形式空间内部把散文这个形式变成了一种内容。《野草》这么难读，我想有一个原因，是它内部的形式空间是双重的，诗以散文为形式，散文以诗为形式，在纯形式的层面上，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就是说文学形式之间互相形成了一个寓言式的互相生成的关系，这是把一个既定的文学法则既颠覆了又重新确立起来的过程。《朝花夕拾》一般认为是个人回忆性质的散文作品集，可是它里边有很强的叙事性、虚构性。有些篇目比如《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它都有文学的虚构的形式，有它的复杂性。《呐喊》与《彷徨》里边的作品又有些回忆和传记性的杂文和散文。我还有个比较离经叛道的说法是，《伤逝》不是个小说，是个哲学论文。还有杂文和杂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界定这个杂文和杂感。杂文是鲁迅写作的一个高峰，集大成，这听上去是个很传统的说法，但我的意思是，在杂文里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可能是最极端的，最微妙的那种文学性是可以通过杂文来把握的。《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的散文编中几个大家都出现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成就最高的实际上是散文。因为会写欧洲意义上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会写三一律的戏剧、白话诗等这些符合既成的文学体制的文学样式，说难听点就是创造性的照搬。但是唯独杂文或说散文，一方面是没离开自己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是它没有一个定规，既是最充分的西化又是最不充分的西化，既是最传统的又是最不传统的。更不用说鲁迅的那些杂文和杂感，比如《华盖集》前面那个序里说现在写杂感的人越来越少了，他是把自己写的东西当成杂感的，杂感是连基本的文学性都可以不要的，有个什么事我就发发议论，就是个杂感、时评。这个好像离文学的“核心”——形式自律性、体制性的物化——最远，最零散、最杂乱、最不成形，文学性简约到再也无法简约的地步，它已经没有任何外在化的依靠和凭借。在文字这个意义上，在“写”这个意义上，文学性在哪，鲁迅写的这部分文字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学。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深入地讨论下去的话，将来是不是要重新界定文学的概念。说《荷塘月色》是文学，很美，这很容易，而杂文好像是最“粗放型”的一个定义，从这些杂感和杂文，特别是不那么“美”的杂感和杂文里边，比如骂人、那种“匕首投枪”式的文章，或者是报流水账那样的文章里，怎么看待文学性。我们把它当文章读的话，那对文章的理解，在西方的意义上，在文学判断的意义上，在有中国气派的意义上，什么是文学性的核心，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重新界定的可能。
《鲁迅作品集》，竹内好译，筑摩书房，1953年我想通过重读鲁迅反过来可以对文学批评在方法论意义、语言批评意义上促成一些反思，这个反思是沿着文学史的脉络来展开的，但核心是希望通过文学性这个概念来重新尝试文学史解读方法之外的文本解读。下面所讲的实际上是换个角度把刚才这些重新组织一遍，即重建文学批评概念对重读鲁迅的意义。带着批评的旨趣、理论的兴趣、哲学的兴趣、政治的兴趣读鲁迅，我们怎么读，这是个更具体的问题。 现在我们转过来看看一种理论的兴趣对于重读鲁迅能有什么提议。我想我们现在读鲁迅，首先要做一个“知识学上的悬置”。我们上本科的时候曾被北大中文系的教师敲打，说你们这帮狂妄分子整天不务正业，读现代派，搞理论创新，但你们要知道，像鲁迅这样的大作家我们一辈子也研究不完；别说你们，就是我们自己研究一辈子也还有好多事情搞不明白。这意思是说，鲁迅研究是“一如侯门深似海”，在知识上有些东西是不可企及的，不可能望其项背的。我不知道鲁迅现在是不是还像这么块大石头压在学生心上，在知识学的意义上鲁迅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充分占有和了解的材料整体，我觉得这个错误意识要改掉。我们今天做鲁迅，先要做个全知的假定，当然我们生也有涯，知也有限，但必须假定没有任何关于鲁迅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去获得的。以前大部分做中国文学的人不懂外语，也不能出国，所以有关鲁迅的一些日文材料不能掌握，现在很简单，去一趟日本就行了；也用不着以德文不行为借口，大家都知道鲁迅和尼采这个关系很重要，可现在不要说鲁迅的德文材料，就是尼采本身的中译也越来越多，你完全可以把和鲁迅有关的尼采全部读一遍，这不是不可能的。鲁迅同进化论的关系，关于鲁迅传记类的材料肯定是越来越多，通过电子检索（很方便就能获得）。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家有种很实在的谦卑，说鲁迅的生活世界那么丰富，住在租界里边，有日本朋友，他的生活很国际化，视野很开阔，而我们（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界学者）50年代上的大学，也没出过国，生活很局限，一直在国内校园里教书。而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鲁迅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对于我们来说是种秘密，他的消费形态，看什么电影，喝什么咖啡和茶，抽什么烟，见过什么人，这些传记意义上的、物质文化意义上的、文学史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我们都可以了解。比如日本的北冈正子就做过，就是把鲁迅所有跟裴多菲的、跟莱蒙托夫的、跟拜伦的关系都可以理得清清楚楚。学术史的意义、思想史意义上的、比较哲学意义上的都可以达到。包括语言的准备，外语、古文等等。“知识悬置”说的就是我们要有“全知假定”。鲁迅的文本对于我们是不设防的，以前总认为鲁迅的文本对于我们是一个堡垒，攻一辈子也攻不进去的堡垒，但今天我们要假定鲁迅的文本是门窗大开，从里到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不管做到做不到，但理论上我们可以做这么个假设，没有知识上到不了的地方。说难听点就是再不能用“不了解”做借口了，因为我们现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做不到的话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第二点是“打开文本”（Unpacking the Text)。这个意思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锋小说作家苏童、余华、格非他们都讲过，苏童说写小说就像叠纸鸽子一样，文学或艺术就是这么个东西，细心的读者会把它展开，看叠缝，这是读苏童他们小说的一个乐趣。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打开鲁迅的文本，跟所有既有的、更确定的阅读方式都发生关系，但是都不一样。在目前的学术体制内，包括民间学术，其中一些非常有活力的阅读方式和鲁迅既定的阅读方式都不合，但都有借鉴的作用。比如“经典阐释”这个路子，鲁迅文本当然是经典，但读鲁迅不是读柏拉图、不是马基雅维利，也不是读孟子，鲁迅文本是个文学作品，作为“写作”来读和作为“经”来读是不一样的。其次，把鲁迅作品当作纯粹的学术史材料来读。我们大量的研究、所谓“鲁研”这个体制，大部分东西是学术史材料，这个工作有意义，但基本是个准备性的，不是说对一些老先生不尊重，但它确实是个学术史“材料”。同时，我们绝对不要把鲁迅当作“文学赏析”来读，拿鲁迅做“赏析”是跟他不太沾边的。最后，打开文本不是去欣赏或崇拜一个道德形象。我们很多人读鲁迅其实触摸不到文本，直接进入到了“先生”这个道德形象的沐浴当中，跟一个虔诚的教徒和上帝间的关系一样，这样就没有文本的问题了。鲁迅是思想资源，但单纯把他当成一个思想资源则不可取，因为这个思想资源在认识论意义上终究是有限的，它是有时代性的，而不是没有时代性的。相反，吸取这个思想资源的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文学性、形式、文本、写作这样的范畴，因为在语言实践的层面上，从审美判断的层面上，鲁迅写作中包含的自由和可能性，要比鲁迅思想里的道德提示丰富的多。单纯从鲁迅的文本中抽出一个口号来、抽出一个立场来、抽出一种态度来、抽出一种人生观来，这是对鲁迅的一个极大的压缩和简化，而不是完整的把握。文学文本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就是细读、慢读。一定要细，一定要慢，做形式分析、句语分析，把审美自律的问题和历史、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就是多元决定论的问题，多重决定，就是同时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但多元决定也有“过度”的意思，本来一个就可以决定的，可是它有三、四个因素，最后形成的结果就不是个“合力”这么简单，这里面有种重复性、重叠性、交叉性。文字风格的辨析，这个还是很一般的，很常见的方法，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如果我们要把它作为文学去处理的话，在读者和作者的关系之间——就像“知识悬置”一样，这是个比较主观的进入的路向——一定要坚持“作者已死”，作为作者的鲁迅是个死者，他不是作为一个活着的上帝、先知到现在还在指点我们，该怎么走、怎么读、怎么想，什么是有道德的、什么是没道德的、什么是保守的、什么是激进的。鲁迅只作为一个死了的作者，我们惟一能和这死去的上帝发生关系的就是通过这个上帝留下来的世界，借用神学的观点，我们能理解上帝的惟一途径是领悟、把握上帝的世界，整个世界是上帝的物化，道成肉身。我隐隐约约感觉到鲁迅对这一层是有考虑的，《野草》里有《墓碣文》这一篇。墓是洞开的，自己看着自己的墓志铭，尸体自己躺在里边，身体都打开了，这是个什么形象？鲁迅文本实际上整体上也要作为一个“墓碣文”来看的，他死后所有的东西都要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文字、文本来看的，更不用说鲁迅《野草》的整个意象，他不愿意做个“老不死”，要通过自己的消亡来获得生命。承认作者已死是阅读鲁迅的一个基本态度。这是个前提，也只有这样才能进入文本。作者不死，我们进入文本就是见作者去了，作者死了，剩下的是我们和文本之间的事，没有作者的事。这里面还有两层意思。第一，阅读鲁迅是我们和鲁迅文本的关系，不关任何人的事，尤其不关鲁迅的事。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和作者是绝对的平等关系，不要仰视。当然也不要俯视，现在有人要把鲁迅从神坛上拉下来，这毫无必要。平视就可以，或者干脆把他放在括号里面，把他悬置起来。第二层意思就是，进入文本是我们和文本之间的事，这个“含义”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在文本中最后做的是：通过文本把自己打散，然后在文本的另一头、在阅读的终端把自己再重新聚合起来，看看第二次收获的自己和在进入阅读之前的自己有什么不同，这是阅读的增值的过程。这是保罗·利科的一个最经典的阐释学论题，读者怎么进入文本的问题。这在隐喻意义上也是人和世界的关系，人进入世界后无时无刻不在“守住自我”，那个被守住的自我是个完全没有生产性、完全没有意义的自我，那就是我等于我，只有我，每天和别的东西混合起来、糅合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失去了自我，变得异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世界的散文的一部分的那个我才有意义。我们跟鲁迅的文本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通过“我”的阐释学的不断的重新确立，鲁迅的文本是活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而不是我们活在鲁迅的文本中间。第二点更简单，就是文本的解放。这两者有因果关系，一旦作者死了，文本中所有的多义性和歧义性、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无限性和有限性在我们的意识里都是需要分析和探讨的。鲁迅作为一个解放了的文本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也好，对当代中国的思想生活也好，都是有意义的。而以往的鲁迅阅读，正是由于强调作者或者文本自身的实体性，都多多少少、有形无形、有意无意的把它限制在了一个位置上。我想，今天对鲁迅的重读应该可以在这些方向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