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在精神召唤与历史变革的激流之中
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是周立波继《暴风骤雨》后又一部长篇现实主义力作，小说由上下两卷49章组成。创作时，周立波落户于家乡湖南益阳的农村。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山乡农业生产劳动，与广大乡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可以说，这部作品建立于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浓厚的经验基础之上，凝聚了作家对现实农村生活的深刻感悟。
一
农业合作化时期，作家重视乡土生活的切身体验，积极融入到农村生活实际，获取文学书写的经验。作家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都具有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长期同农民在一起吃住劳动，目睹了发生在农民身上的变化。周立波于1954年10月在湖南益阳市郊桃花仑竹山湾居住，并担任了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他再次返回桃花仑，任益阳市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组织并积极参与山乡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汗水与泥土中与当地乡民一起从事劳动生产锻炼。周立波深刻体会到农民心理情感的变化与波动及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意识的复杂纠结，这些都为他创作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提供了丰厚而真切的素材。此外，《山乡巨变》还以其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风情特色与艺术性结构语言笔法引人注目，这也是周立波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深入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扎根人民群众集体之中，见证宏伟历史进程的自觉努力。
小说《山乡巨变》中，1955年的初冬，县委积极推进农村办社工作，委派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来到清溪乡担负起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任务。她在解放初便积极参加工作，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逐渐成长为一名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出色干部。在邓秀梅与当地干部的积极推动下，农村生产合作化运动艰难而坚定地在清溪乡发动开来。但由于部分农民受到传统观念束缚，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私有思想和陈旧风习，加之背后势力的挑拨离间故意造谣破坏，严重地阻滞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兴办合作社需要争取广泛的群众认同和支持，而其中属于“中间人物”的陈先晋、“亭面糊”盛佑亭、“菊咬筋”王菊生等老式农民，如何争取他们入社、改变其思想观念，是小说描写的重点。
被人们戏称为“亭面糊”的盛佑亭解放前是一个贫苦的农民，解放后分了田地与山地，他对于党的农村政策深怀感激之情，但是思想上私有意识的根深蒂固，也使他对于合作化充满着犹疑，也会听信谣言担心竹子归公就砍竹子上街卖。陈先晋是村中田地里数一数二的能手，也是民兵连长陈大春的父亲，他不爱说话却异常勤奋，解放前给地主种田吃苦耐劳、受尽剥削，翻身分得田地后，他墨守成规又对入社充满偏见，思想上保守而固执。陈先晋一直想坚持私有制田地单干发家，在全家人的力劝声中他才勉强同意入社，而受到王菊生的蛊惑，又思想动摇放弃入社。小说传神地呈现出对老一代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中农“菊咬筋”王菊生担心入社吃亏，用尽心思阻碍乡委干部劝他入社，固执地想依靠自己的家产和单干实现个体化的发家致富路。“秋丝瓜”张桂秋和“符癞子”付贱庚对入社也心存不满，听信谣言耕牛入社折价低，两人在山里趁夜色杀掉耕牛。潜伏下来的反革命阶级敌人龚子元和他的堂客，在乡民面前装老实，暗地里煽风点火，想尽一切奸计妄图破坏清溪乡农业合作化运动。清溪乡农业合作化推进过程中，因为思想保守、行动落后的村民以及反革命分子蛊惑人心的蓄意破坏而充满着艰辛曲折。邓秀梅与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民兵连长陈大春、上村互助组组长刘雨生齐心协力，直面农村办社工作的困难和矛盾，依靠党团组织的强大力量，扩充新生力量，吸纳盛淑娟等积极分子成为团员，组建合作化宣传工作队，积极宣传合作化的优势，并调动妇女参与农业合作化生产的力量。邓秀梅与清溪乡干部深入了解农民的顾虑，反复到他们家中和他们促膝长谈，水滴石穿般教育，帮助他们转化保守的思想认识。经过不懈的努力，落后农民逐渐认识到合作社的优势，打消了原有顾虑，盛佑亭、陈先晋等都自愿加入了合作社。
在邓秀梅和李月辉的领导下，清溪乡支部在全乡建成了五个初级合作社。而后，随着党领导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溪乡的长青初级农业社，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建成了高级社，刘雨生被选为社长，因工业建设需要，邓秀梅、陈大春等被调去株洲，陈孟春、盛学文成长起来后参与到合作社的工作中。合作社并未强制决意单干的张桂秋、王菊生入社，而是通过农业合作化集体生产，力夺丰产来彰显合作化的优势。张桂秋、王菊生虽然拼尽全身解数，还是败下阵来，集体的力量与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巨大优越性使他们转变了观念，都自愿加入了合作社。隐藏在山乡的恶霸龚子元和他的姨太太，与国民党特务联络准备暴动的图谋被发现，落入法网。
二
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从乡村现实生活经验取材，书写农业现代性的追求与农村的时代变革图景，在历史化的文学实践过程中，以栩栩如生的笔法，为当代文学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与作家周立波长期的农村生活体验息息相关。周立波对处于重大历史变革期的农村情态与农民为之波动的心理深为熟稔，并极为重视叙事过程中生活细节的表现力，从而形之于笔，所呈现出的人物形象可信可感。我们在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如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陈大春、盛淑君、陈孟春等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先进人物，也可以看到作家倾注极大笔墨所塑造的“中间人物”如“亭面糊”盛佑亭、陈先晋等，及落后典型人物如“菊咬筋”王菊生、“秋丝瓜”张桂秋和“符癞子”付贱庚等，丰富了当代乡村叙事的人物形象世界。
《山乡巨变》中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改造过程涌现出的新人形象，尤为引人注目。刘雨生的成长，可谓遍尝了艰辛百味。作为一名农村基层乡政府合作社骨干干部，他一心为公，心地纯良无私，熟知“村里的每一块山场，每一丘田，每一条田塍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他是清溪乡的一本活的田亩册”，他全身心扑在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上，对于工作尽心尽力，深受村民的拥护。为了有效推动消极落后的农民积极入社，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刘雨生不厌其烦地上门，耐心听取他们的想法意见。可以说，刘雨生成为了故事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上被作家塑造为基层先进干部，代表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乡村基层干部勇于担当守责，积极响应党的伟大号召，带领人民群众不辞劳苦创业的光辉形象。
三
在艺术上，周立波在保留典雅细腻笔触的同时，也自由地使用着湖南山乡富含生活气息的方言俚语，极大保留了湖南乡间生活的本色。周立波格外注重叙事语言形式丰富的表达力，这也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突出的艺术特质。在助力刻画人物形象的语言上，他深下功夫，经其提炼润色之后，那些方言口语获得了独特的气息韵味，其语言传神达意，有效地呈现出特定地域文化特质。对于时代变革中焕发出新的生机的山川大地，周立波怀着难以抑制的内心激动，他跟随历史精神的召唤，用凝于心尖的泪与笑，镌刻出一个个激荡时代中前行的身影。
周立波对于叙述语言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追求，他刻意在文中广泛使用方言俚语，避开了普通话用字用词的熟悉感，极大地保留了乡土民风民情的原汁原味，借助那些自乡间山地中生长起来的方言口语，进入到山乡农民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语言形式实则也是一种心灵的形式，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声息与联系有情有味地传达了出来。如在人称指代上，周立波没有使用惯常的普通话称谓，而是极为娴熟地使用湖南益阳方言中的相应人称指代词语，如“堂客”“老驾”“胡子”“老倌”“后生子”等，最大化地烘托出湖南山乡生活气息。再如，文中经常出现一些俚语、口头语，如“畈眼子”“四海”“溜沟子”“霸蛮”“越口”，等等，这些词汇无疑都源自山乡农家田地的日常生活，极为生动地呈现出当地的文化风情，使小说叙事建立于更为广泛深刻的真实性上。
周立波在《谈创作》中曾写道：“从事创作的人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于人的广泛的深刻的观察。”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创作并诞生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而周立波所擅长的抒情笔法，更让小说充满了深厚的内蕴与语言生机。作家以生命体验的真切感受，凝结满腔热忱，抒发乐观坚定的理想信念，唱出了一曲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变革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