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史遗珠重现丨直觉：他用失传方法重现唐代官印“蟠条印”
作者丨曾杲
创作时间、地点丨2021年5月27日，浣花溪
金属印章，对每个篆刻家来说，都是艺术生命中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不管在艺术道路上最终取法为何，金属印章始终都是起点。似乎从汉印进入篆刻，已经成为标准学习模式，就像书法的学习总是从描红开始一样。
三十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以结识徐无闻先生，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每逢有空，便常去徐先生位于成都火车北站附近的家中求教，当时徐先生在重庆教书，与我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反而是他的父亲——徐寿先生时常教导于我。
一次，徐寿先生拿出一个铁盒，里面有他收藏的二十余方汉印。初次见到汉印，我并没有太过激动，只是充满了好奇，对那时的我来说，还不太明白这些存留两千余年的古物的意义。但无疑，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在此后的岁月中，时不时想去探索金属印章与石质印章的关系，寻找篆刻的源头，以及这种艺术的切实的定义。
在后来的创作中，就形式上而言，已经和汉印拉开了不小的距离，更关注于石质本身的特性，文字在印面上的构成，以及组合这些元素的手段。因为个人审美意趣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区别，最终在每个人的印面上展现出不一样的状态，但本质而言，实是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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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了四十余年后，我有些不满足于这样的状态，想要一些突破，这种突破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必然是寻找到属于篆刻及印章的某种渊源和寄托。我又将目光投向了古代金属印章。
在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主流，在元末文人篆刻产生之前，通行印章的绝大多数是由金属制成的，在篆刻风行后，金属印章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甚至有很多文人篆刻家尝试制造金属印章。古代金属印章的制作手段，也无非铸、刻两种。
因为对汉印有着比较深的认识，当我开始尝试用金属制造印章时，最开始的取法也是汉印，和少年学艺时的取法并不一样，我不再复刻汉印的布局、结字、印面关系，而是尝试用汉印的制造方式来创作属于我的作品。
汉印的制作，同样是铸、刻两种方式的结合，但以何种方式为主，一直存在争议。元代吾丘衍的《三十五举》奠定了中国印学的基础，其中说：“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这种对于铸、刻粗暴的区分，也左右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汉印制造方式的认知。直到最近几十年，诸多印学家、篆刻家通过对汉印实物的研究、复刻，才还原了汉印本来的制造方式——镌刻，这是主要制作手段。
这是我在开始金属印章制作后，才逐渐学习到的知识。就其核心来说，更偏向于历史学。但这一谜团的解开，也可为后续篆刻创作提供丰富营养。
于此，我采用了与前人相仿的手段，只是将镌刻这一工序提前，在蜡模上刻画，在进行熔铸，既保留了镌刻所带来的天然痕迹，同时也利用金属在熔铸过程中产生的流动、收缩等特性，让印章本身形成独特的美感，带来不一样的美学体验。
汉代以后，伴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印章也产生了不小变化。因为纸张的广泛应用，印章开始由白转朱，在隋唐时期，朱文印就已基本完全取代白文印，其制造方式也由刻转铸，并形成了后世印学中所谓的“唐宋官印”体系，这一体系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但囿于元末以来形成的“崇汉”观的影响，在整个印学乃至篆刻体系中，一直在理论上被忽视，但在实际创作中，其价值并不低。
采用蜡模镌刻、金属熔铸的方式进行创作，因为制作工艺的原因，白文印章要比朱文印章相对容易，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显得有些单调，不能体现印章的全貌。虽然用熔铸方法也可以制作朱文印章，但我想寻找更为贴切的方法来进行朱文创作。
加之此时，我已开始撰写关于中国古代金属印章的文章，在参阅了大量关于隋唐以来官印体系研究的文献、图片、实物之后，我尝试着再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创作印章。这便是只在隋唐时期短暂出现过的一种印章制作方式——蟠条印。
“蟠条印”，是在20世纪由沙孟海先生提出，在历史中，这种印章制造方式究竟为何名称，已无可考。这种制造方式与传统的铸、刻皆不相同，更类于金属镶嵌工艺。在铸造好印坯后，再通过拉丝、锤打等工艺，让金属形成合适的粗细，再通过裁切、弯折等手段，让金属细丝构成所需要的笔画，再通过焊接的手段，将这些笔画镶嵌到印体上，打磨找平后，印章的制作才算完成。
这种工艺只在隋唐时期出现，在宋以后便不再复见。20世纪中叶之前，也没有人对这种制作方式有过研究，皆将其与别的隋唐印章并举。近现代发现这一问题的是王献唐先生。他曾见到过一枚无印文的铜印，当时以为印文已被磨去，但仔细观察后，并未发现打磨痕迹，故断定是印坯。“唐印用铜条焊接而成，疑是急用之法也，不是常法。”王献唐先生的这种说法过于武断，在实际制作中，这种方法的繁琐程度远超直接铸造。或许唐人选择这种工艺进行印章制造，正是由于其工艺复杂，难于仿制，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将这种印章的防伪性凸显，加之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便（诸如笔画脱落等），才最终放弃。
选择蟠条印方式进行印章的艺术创作，于我而言不单是对于历史的复刻，更是一次创新。隋唐至今，经过了一千多年，今人对印章的认识与唐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无论是印面关系、笔画构成、结字用篆，今人的丰富程度都要超过唐人。这并非说今天的审美已经全面超越唐代，唐人所具有的雍容、堂皇的文化气息，至今是无可比拟的，只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审美诉求已经逐渐被宋以后兴起的清淡、雅致的文化内核所取代。唐代的审美诉求与当时强大的国力、包容的文化密不可分，而后来文化逐渐转向内敛。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艺术是有唯心倾向的，这种唯心并非指艺术的来源，而是指艺术家内心的情感映射。而我更相信这是一种美学的直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用蟠条印创作模式之前，我对其了解也不深，只是大略有知，冥冥中便以此形式开始了这一批印章的创作。对于作品效果，制作中将会遇到的问题，我都没有构想。直到第一方蟠条印的印章成型后，我才构建起了关于这种形式的具体印象。我想，这就是“直觉”吧。朦胧之际进行的创新，我认为是比较有价值的，这也是我将这本作品集定名为《直觉》的原因。
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已经在审美上有了更为多元的诉求，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给了艺术创作更多的可能性。多样发展的艺术形式，同样是对自身文化根源的探寻。
因为制作材料与工艺的特点，蟠条印在呈现上与石刻印章有很明显的区别，因为金属的延展性，其在线条上所呈现的浑厚、朴茂的风气，是石刻印章所不能达到的。焊接的工艺，留下的痕迹天然地具有历史感，这是跨越时间和古人对话的证据，也是对于篆刻这种艺术形式根源的探索。
元末明初，文人篆刻登上艺术与历史的舞台，但对于篆刻的定义一直比较模糊，始终只能见一大概。这种定义是否基于印材，还是说要固定于某种手段？又或者说但凡以印章形式呈现的艺术作品都能称为“篆刻”？
我的这些作品，是一种尝试，试图通过这种形式来丰富篆刻的外沿与内涵。这种艺术形式的拓展，是我艺术生命几十年的体现，其中也不乏一些偶然的因素。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感觉是很重要的东西，艺术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但确实存在。很多时候其出现甚至难以用理性的思维度量，更像是一种直觉，而这种直觉带给艺术的，便是不断的推陈出新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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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作品集，是我积累所得，更是我一时直觉的映射。将其集结出版，是对我这数年来成果的总结，也希望其能给读者带来些许触动。
生于1969年
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诗书画院特聘画师
四川省新联会书画院常务副院长
西蜀印社社长
《印·道》主编
主要代表作
《曾杲篆刻——当代篆刻家自选作品集》 （四川美术出版社）
《中国戏画》 （中国世纪出版社）
《器物》 （中国摄影出版社）
《永远不说再见——曾杲篆刻作品集》 （西泠印社出版社）
《旧时月色——曾杲纯银铸造篆刻作品集》 （西泠印社出版社）
《通往未来的列车》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 （四川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