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节妇——性风俗变迁史（三）

当男人不能满足女人的时候，就要求女人守贞；当男人不能保护女人的时候，就要求女人死节。

中国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豪迈奔放的国家，英雄儿女开创了秦汉威武，才子佳人谱写了唐宋风流。在宋元之前，女性从来都是敢爱敢恨的，不仅留下了大量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甚至作出了很多不让须眉的丰功伟绩。

但这一切都成为了历史，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女性的地位每况愈下，历经元明清三代，最终沦落为缠着小脚、目不识丁的弱势群体。才女没有了，侠女也没有了，能留下名字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节妇烈女。

据董家遵对《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资料的统计，由周至五代有记载的贞节烈女仅 92 人，宋代倍增至 152 人，元代倍增至 359 人，明代三百年间则井喷般地猛增，贞节烈女的人数达到空前的 27141 人。但与清代相比，明代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因为清代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竟然高达 100 万人。今天仍然矗立的贞洁牌坊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据麻勤、赵媛统计，在现存的296座贞节牌坊中，明代有22座，而清代有251座。

是什么导致了如此重大而急剧的变化，仅仅是腐儒的几篇文章吗，仅仅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口号吗？不。社会风气的变化从来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不是理论教条的反映，程朱理学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从孔丘开始，厌女症患者在哪个时代都有，甚至在西方古代也有不少，但是他们都成不了气候。因为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里，男性都不会产生将妻女圈养起来的冲动，性禁锢的理论不仅不讨女人喜欢，也不讨男人喜欢，他们的所谓学说并没有生存的土壤。改变这一切的，是战争，是奴役，是血泪背后生存与繁衍的逻辑。在经历了超大规模的性暴力之后，汉族人变得对贞操问题十分敏感，而程朱理学的兴起更是大大加剧了这一过程。程朱理学，又被称为宋明理学，既不是兴于宋，也不是兴于明，而是兴于元，更准确地说，是兴于从忽必烈到元仁宗之间的这个时期。是在元朝的暴力扶持下，程朱理学才能彻底剿灭其他一切学派，进而形成封闭、保守、定于一尊的学术垄断地位，同时也形成了以礼教、缠足、束胸来束缚女性的传统。要理解这一切，必须理解几个关键词，靖康、儒户、金莲川，还有儒教大宗师。

一、靖康耻，犹未雪

首先，是靖康之耻。靖康，大家都曾听说，但靖康意味着什么，却很少有人了解。靖康之惨烈，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其他一切战乱，有可能在死亡人数和被强暴人数上超过靖康，但是在虐杀的情节上，靖康之时的暴徒足以让人类一切恶棍汗颜。

1126年底1127年初，金国占领北宋都城开封，虏获嫔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嫔御98人、王妾28人、宫女479人、宗妇2091人、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官民女3319人等共11635名妇女，统称贡女。之所以能有精确数据流传下来，是因为宋朝“欠了”金国战败赔款一百万锭黄金和五百万锭白银，金人用妇女抵债，称这些女子是宋朝上贡之物，所以称为贡女，经过金人的计算，宋朝还欠黄金白银各几十万锭。

这些女子被关于青城寨和刘家寺两座金军大营，从她们落入金人之手的第一天，就开始遭受大规模的强奸，福金帝姬被金军主帅斡离不强暴，成为了第一位受辱的公主。强奸本身也不算什么，战败总是免不了这种侮辱，但金人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了一般军队发泄兽欲的强奸，他们不仅是为了满足性欲，而是要彻底践踏汉人女子的尊严。

金人要求这些女子换上“舞衣”，伺候金人宴饮作乐，稍有不从就拳脚相加，甚至当场斩首，导致多人被杀、多人自杀。在“邀请”宋徽宗参加的宴席上，金将粘罕居然命令在场每位将领拉走两人，随意凌辱强暴。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三位女子（曹氏、张氏、无名氏）因为拒不受辱，被金兵用铁杆捅入下体，赤裸高悬于营寨前示众，哀嚎不绝，血流三日方死，其残暴真是旷古绝今。

为了便于持续强奸，斡离不下令，对于怀孕的女子，一律堕胎。由于大规模的性暴力，一半左右的女子死在了金军大营中，其中有记载的有信王妃、仪福帝姬、仁福帝姬、贤福帝姬等，公主王妃尚不能免，一般宫女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除了投降的宋朝交给金国的女子外，金军还在所过之处大肆搜捕民间妇女，具体数量已不可考。

1127年3月底，金军决定班师回国，虽然贡女已经大量死亡，但是金军还是带走了一万四千人，总量反而有所增加，可见掳掠的民间妇女也不少。金人在路上当然也不可能消停，一路上又发生了大量强奸、轮奸、堕胎和死亡事件，可谓一路血泪。由于队伍庞大，总共分了7个批次，其中第一批3400名女子，在走到燕山时就死了1500人，可想最终能活着走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的人，必然不到一半。

在到达金国首都上京后，屈辱并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始。首先，在金国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从徽钦二宗到所有的女性，都必须袒露上身，被绳索系住脖子，去跪拜完颜阿骨打的灵位，这个仪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牵羊礼”，读者可自行了解。然后，进行所谓的“赐浴”，具体情状并无记录，但不难想见是何等阵仗，而浴罢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值得一提的是，朱皇后不堪受辱，上吊自尽未果，后又投水自尽，终于保存了最后的尊严。

各种仪式结束，金人开始了分赃，对妇女有四种处理：一是被金人的王公贵族纳为妾；二是送洗衣院；三是分配给各将领和下级军官；四是卖给妓院。如徽宗的21个公主中，除了3位已死，2位成为妾，其余都送洗衣院，钦宗的家眷也不例外。所谓洗衣院，其实就是官办妓院和慰安所，女子在里面不准穿衣物，只能批一块羊皮御寒，以便金人随时奸淫。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的母亲韦贤妃一度也被投入洗衣院，据说一天竟然强行接客逾百人之众，直到赵构登基之后，才被转送五国城与宋徽宗关押在一起。

二、臣子恨，何时灭

这就是靖康之耻，因为可笑的民族团结问题，这段历史一直不允许提及，但靖康之耻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走向，并且改变了国民心态。可以说，不懂靖康，就不可能理解随后的政治、军事走向，也不可能理解礼教的兴起。靖康之耻对于汉人的的心理冲击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冲击产生了三种思潮，第一种是仇恨，刻骨铭心的仇恨，第二种是软骨病，觉得北方民族不可战胜，第三种是贞洁观，开始普遍推崇女子死节。

仇恨的代表人物是以岳飞为首的一批主战派将领，作为热血男儿，靖康乃奇耻大辱，是不共戴天的死仇，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刷。战，是为了复仇，是为了雪耻，至于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反而还在其次，能战，则死而无憾，不战，则死不瞑目。岳武穆的彪炳功勋、赫赫威名大家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我只讲一些人们没有注意的细节。

岳家军的俘虏政策是旗帜鲜明的，汉人一概不杀（当时金国扶持伪齐政权，因此与岳家军作战的有大量伪军），金人一概不留，翻阅岳家军的战史，与伪齐作战，总有大批俘获，与金军作战，则只有杀敌而罕有俘虏，偶有所俘也多为高级军官，估计是不好直接砍掉，要发回朝廷报功。

比杀俘更令金人恐惧的是——吃人，岳家军曾经大规模吃金人，《满江红》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绝非艺术，而是纪实。关于岳家军吃人，有一些争议，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在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著的《鄂国金佗稡编》中记载，岳家军从泰州护送数十万百姓南撤，号称二十万金军追袭而来，军中粮草已尽，友军刘光世部拒不救援，故岳飞下令“刲尸继廪”，也就是吃金兵的尸体来补充粮草的不足，从而撑过了危局。

我第一次听说岳家军吃人，是全国岳氏宗亲会的执行会长亲口所说，更何况，天下也没有孙子抹黑爷爷、后人抹黑祖宗的道理，此事的可信度应该极高。虽然史书记载的吃人事件只有一次，我倒是认为岳家军肯定会多次以金兵为食。原因很简单，岳家军长期征战，伤亡少而俘获多，屡屡收编各路义军、伪军、土匪，人数由几万膨胀到十几万，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本的员额，军费开支必然不菲。加之朝廷对其忌惮的态度，粮饷调拨是极度不足的（这点会有争议，限于篇幅不展开，如果谁来说出争议，我再告诉你错在哪里），据庄绰《鸡肋编》记述，绍兴年间，吴玠的右护军驻川陕，7万人一年军费四千万贯，而岳飞的后护军驻湖北，10余万人一个月军费只有五十六万贯。岳家军明面上的人数已经是五军之最，还养了上万人的骑兵，且岳家军必然超编（岳飞扩军意愿极强，但朝廷并不愿意，淮西军权事件可为佐证），其他军多半缺编（为了吃空饷），粮饷必然紧张，虽然岳家军也随当时惯例进行了营田（屯田）、回易（经商），但年入不过百万余贯，都是杯水车薪。

众所周知，岳家军军纪极其严明，从不扰民，且岳飞也不喜欢威逼地方官员筹粮饷，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十几万大军吃啥？虽然岳飞将2000亩私田所获全部投入军费，显然还是不够的，而且随着战线的推进，转运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遍翻岳飞给朝廷的奏折，除了请战就是报捷，根本就没有催要粮饷的折子，对于在外征讨的大军来说，这是非常不正常的，难道岳飞还能凭空变出军粮来不成？

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把敌人当粮食，对于吃人这种事情而言，吃了第一次，后面也就不难了。岳家军之所以战力强悍，第一，岳飞练兵有方且不藏私，将枪法、散手悉数教给部下，可以说是按特种部队在训练，而此前的武将武艺都是家传的；第二，岳家军是以国仇家恨为号召的，比起那些当兵吃粮的部队甚至拉壮丁的部队，天然具有更强的战斗意志；第三，岳家军受后勤制约小，岳飞四次北伐，宋廷财政凋敝，可以给予的后勤支持非常有限，但是岳家军从来没有因为后勤补给出现问题。

岳家军是仁义之师，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但那是对汉人来说的，对金人而言，岳家军就是虎狼之师，面对吃人的宋军，金人望风而逃也就很正常了。但吃人对双方来说都是忌讳，尚武的金人被像猪羊一样屠宰，自己是不好意思说的，而岳家军也不会刻意宣扬此事，因为毕竟有违伦常。

但朝廷对此是忌惮的，岳家军不但人员构成复杂，多有义军和土匪出身者，而且还吃人，赵构想必是怀有很大恐惧的，而金人要求议和必先杀岳飞，也未尝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关于岳飞的事迹，可以讨论处有很多，如淮西军权、建言立储、迎回二圣、生而建祠、同僚矛盾、岳家军名号等等，或许将来有空再专文来讲，本文所讲的，就是他对金人的刻骨之恨。

对于吃人一事，既无需颂扬、也无需谴责，我只能说，对于身负国仇家恨而又饥肠辘辘的将士来说，这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复仇的渴望。

岳飞冤死风波亭，但他的精神并没有死去。

韩侂胄，宋宁宗朝首相，主战派首领。他为岳飞彻底平反，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秦的谥号由忠献改为缪丑；他发动“开禧北伐”，初期进展顺利，但由于主和派的告密和四川守将吴曦的叛变，兵败；他剿灭吴曦叛乱，稳定了防守局面，捐家资20万贯为军费，力主继续抗金，但被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杨次山等刺杀身亡，首级被送往金国请和，宋、金订立嘉定和议，赔款并增加岁币，宋称金为伯父；他的北伐主张得到辛弃疾、陆游等人赞同，但被朱熹等人反对，因此重用辛弃疾、陆游等一批主战大臣，并发动“庆元党禁”罢黜了朱熹；正因如此，他被程朱理学的徒子徒孙猛烈抨击，并于王安石等人一道，被列入《奸臣传》。

毕再遇，韩侂胄部将，开禧北伐失利时，唯有其部屡战屡胜未尝败绩，被评为军功第一，累计军功至武信军节度使，赠太师。其父毕进，岳飞部将，累计军功至武义大夫。

孟珙，宋理宗朝名将，歼灭金国武仙军团，灭金国，担任抗蒙主帅十年，取得一系列胜利，收复襄阳、樊城，屡次主动出击打破蒙古进攻部署，被后世称为机动防御大师，官至宁武军节度使，追封吉国公。宋理宗曾问其宋蒙战和之计，珙答曰：“臣是一介武士，当言战，不当言和！”其曾祖孟安、祖父孟林，皆为岳飞部将，其父孟宗政，为韩侂胄部将，屡立战功，官至枣阳军节度使。

王坚，曾为孟珙部将，携副将张钰守合川钓鱼城，在蒙军主力围攻下坚守一年多，击毙可汗蒙哥，导致蒙古西征大军回师争汗位。钓鱼城之战，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拯救欧洲、拯救世界之战，钓鱼城，被称为“上帝折鞭之处”，但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这些都不能出现。

纵观南宋一朝，敢打的、能打的始终也就这一系人马。薪尽火传，武魂不灭，当蒙古的铁蹄已经踏破东欧的时候，近在咫尺的南宋还能够苟延残喘，靠的绝不是议和！忠勇的将士埋骨沙场，为族人挣得一点生存的空间，却连名字和事迹都不能流传，真是可悲复可耻！思念至此，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靖康之耻改变了战争的逻辑，其后的一系列战争都带上了一种悲壮的色彩，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相比，战争，不再是君王的意志，而是人民的诉求，将领作战，也不再是为了忠君，而是为了报国、为了保民。

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朱熹

软骨头的代表是以朱熹为首的一批主和派文人。朱熹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熹的老师是李侗，李侗的老师是杨时，杨时的老师是二程，程颐发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奇谈，朱熹则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论，于是并称程朱理学。客观来讲，朱熹这个人学术水平还是很高的，作为开宗立派的人物，在哲学、教育学方面都开创了当时的新高度，他的学说是否禁锢思想再另说，但至少气象恢弘、自成一体了，不仅天文地理也有所涉猎，甚至还重编了《女诫》，也算是一个全才。

但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他的学术水平，而是讨论他的所作所为和对后世的影响，我认为，他水平最高还是体现在辩证法方面，或者说在中庸方面，而辩证法的极致，就是对任何问题都反复无常，正说反说都是一大套理由，总是能在正确的时候说出“正确的话”。

朱熹是南宋唯一对秦桧做出正面评价的人，《朱子语类》称“秦桧之是有骨力，惜其用之错。他是见得这一边难成功，兼察得高宗意向亦不决为战讨计。”对秦桧的良苦用心真的是非常理解了。但是在秦桧被打倒之际，他的态度立即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对秦桧作出了非常猛烈的抨击，以至于后世儒者将其作为反秦的中坚。

对于北宋重大争议人物王安石，朱熹时而大加褒扬，时而大加贬损，以至于后世完全搞不清楚他的态度，但是朱熹在地方任职时却采取了王安石青苗法的做法，不过他将其称为“社仓”，坚称与王安石所为不同。

对于战和大计，朱熹的表现更是波谲云诡。在宋孝宗朝，主战一度是一种政治正确，于是朱熹发表了一系列慷慨激昂的主战言论，甚至提出了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一度得到了宋孝宗的青睐，以至于后世儒者吹捧他是坚定的主战派。但在宋军战败签订隆兴和议后，朱熹的态度却日趋暧昧，虽然口口声声反对议和，但朝野上下无论敌友都一致将其归为了主和派的核心人物，这种奇葩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

因为朱熹向宋孝宗推荐的主战之道是这样的：第一，要讲《大学》之道，建议孝宗博访真儒，讲明此道，以修身为本；第二，大讲主战与反战的辩证统一，要“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引据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说是“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

讲到抗金作战，朱熹说：“现在朝内外的议论，都说要整顿边防、充实仓库、训练士卒，臣以为这些都不值得考虑。应该考虑的就是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他认为，这样就会使金朝害怕，而宋朝的形势也就会自然强起来。朱熹打着反对议和的幌子，实为反对备战，提倡不练兵、不置武备、不蓄钱粮，只需修齐治平，金人自然降服。

宋孝宗不满朱熹的言论，要他留在临安国子监，作个武学博士，教学生兵马武艺，朱熹当然辞官不就，而是四处讲学，继续打着主战的旗号反战，这辩证法真是玩得炉火纯青。当时有一位主战派学者陈亮对朱熹的评论很是精到，“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人性、天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朱熹的表里不一最集中地体现在自己的私生活上。作为“存天理，灭人欲”的首倡者，想来应该是一名道德楷模了，其实不然。在庆元党禁中，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包括对母亲不孝、玩忽职守、私分救灾钱粮等等，其中有“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和“家妇不夫而孕”两条罪状最为打脸。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朱熹为老不尊，贪色好淫，引诱两个尼姑做宠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朱熹翁媳扒灰，让自己的儿媳在丈夫死后还怀上身孕，并成为自己的小妾。

这看起来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污蔑嘛，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朱熹居然就直接承认了，认罪谢表摘录如下：“弹文上彻，已幸免于严诛；诏墨下颁，复宠加于明训。阅时既久，只命惟新。感极涕零，惧深首陨。伏念臣草茅贱士，章句腐儒，惟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顷叨任使，已屡奏于罔功；旋即便安，复未能于寡过。致烦重劾，尽掎宿愆。谓其习魔外之妖言，履市尘之污行。有母而尝小人之食，可验恩衰；为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礼阙；以至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宫之地而改为僧坊。谅皆考覆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臣敢不深省昨非、细寻今是！”

朱熹这一认罪，让后世的徒子徒孙们洗地洗得好辛苦，各种花式洗都洗不掉，只好说，朱熹圣人胸怀，不屑于与尔等小人争辩，或者清者自清云云。与儿媳通奸是多大的屎盆子，这是打死也不能认的事情啊，就算不在意自己的脸面，也得在意理学的声望吧，怎么能一声不吭就认了呢？况且，儿媳是否怀孕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好查验了，至于是否常常带着两个尼姑在身边，更是容易证伪的事情，以朱熹帝师的身份，要证明这两者的虚妄实在是太容易了，有哪个傻瓜敢用这么容易被拆穿的事情来污蔑一个朝廷重臣呢。

宋朝对文官极尽优容，不判刑、不拷打、不收监、不株连，天大的事情无非罢官了事，朱熹这么着急地照单全认所为何来？任何智商正常的人都能看出，理由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铁证如山，无法申辩，既然被人拿住了痛脚，不如忍气吞声痛快认栽，如果再行诡辩，只能招致更多的羞辱。

朱熹当真是很能忍，《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朱熹号晦翁）记录朱熹言论曰，“持养之久，则气渐和，气和则温裕婉顺，望之者有意消忿解，而无招咈取怒之患矣。”这句话才是道出了朱熹做人的根本态度，要“温裕婉顺”，使别人看见自己哪怕有气都消了，这样就不会给自己招来祸事。就凭这句话，就值得给朱老先生颁发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明白了朱熹的基本人生态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主和派、投降派，统统都是朱熹的粉丝，没有一个例外。

四、金莲川幕府与三寸金莲

朱熹和孔丘一样，是碰不得的人物，因为他们的徒子徒孙太多了，不管他们作出了多么无耻和不堪的事情，总是会有一大群孝子贤孙出来洗地，甚至现在都会有大量朱熹的负面新闻被和谐着，看来我又是逆潮流而动了。

朱熹本人虽然混迹于南方，但是由于其学说非常受投降派的喜爱，所以渐渐在北方汉人群体中也获得一些拥趸，最重要的是，还获得了山东孔家的认可，金莲川和儒户的故事就此展开。

金莲川处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是滦河上源闪电河地区的一片秀美草原，在金朝初期名为曷里浒东川，金莲川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金莲川幕府。所谓金莲川幕府，是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在金莲川的广揽天下“贤才”的机构，是蒙元政权最重要的智囊团体，为元朝的建立和维持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金莲川幕府中，有不少汉人儒生，最出名的有赵复、许衡、姚枢、杨惟中、窦默、杨果、郝经、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旭用、徐世隆等人，这些人构成了元代统治汉地的文人班底，而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朱熹的铁粉。

杨惟中，其父母死于蒙金战争后，年幼的他被窝阔台收为义子，后来成为蒙古汉官第一人，以中书令行使宰相职权。此人虽学术平平，但是因为身份独特，却成为蒙元与儒教相结合的枢纽人物。

姚枢，著名理学家，投靠杨惟中后被引荐给窝阔台、忽必烈，先后两次随元军伐宋，为忽必烈献灭宋之策，被采纳并因此受到重用，官至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谥号“文献”。

赵复，著名理学家，作《传道图》，是明确儒家道统的的第一人，顺序为：伏羲、神农、尧、舜、孔子、颜回、孟子、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他以朱熹的私淑弟子自居，藏有朱熹著作八千余卷，是将朱熹碰上神坛并使程朱理学成为元代显学的核心人物。窝阔台之太子阔出伐宋之时，德安城破，赵复被俘，随军的姚枢发现赵复后，如获至宝，遂将其引荐至蒙古为官。不过赵复比姚枢还是要强一些，当忽必烈向他询问灭宋方略时，他说，“宋，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当然这话也是他的徒子徒孙记载的，同时还记载了赵复被俘后是多么多么想自杀，但是被姚枢劝住了，决定留有用之躯弘扬学术，如果属实，敢这么跟忽必烈讲话，还是有几分胆色的。元廷儒臣对于赵复引入的程朱理学可谓一见倾心，如果说杨惟中是北方汉臣的权力中心，赵复则是北方汉臣的学术中心，《元史列传》称，“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赵）复始。”

许衡，著名理学家，官至中书左丞，正二品，获谥“文正”，并进王封爵，入孔庙受祀。求学于姚枢，最精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号称花了7年时间来研习这一部书，被视为赵复之后将程朱理学传承于北方的最重要的人物。

人物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上述所有人都是金莲川幕府的谋士，他们以及他们的门徒们，长期聚居在金莲川草原上，为忽必烈出谋划策。忽必烈重视他们不假，但是居家居住在蒙古的政权核心附近，到处都是蒙古兵，就会产生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家眷的安全问题。

蒙古俘虏了大量汉人为奴，即便没有为奴的，也属贱民之列，贱民的女人，蒙古大爷当然是可以随意奸淫的，野史中甚至记载了蒙古人占据汉人初夜权的情况，虽不可考，但用脚指头想也知道，杀遍亚欧大陆的蒙古人不可能到了汉地就忽然文明起来。金莲川的儒生们当然比贱民高贵，但是但他们的老婆女儿行走在外的时候，蒙古兵可不认这些，而且蒙古士兵和儒生女眷连语言都不通，想解释申辩两句都无法做到。

如果发生了女眷被蒙古兵奸淫的事情，儒生们能够怎么办呢，难道去告官？这显然是一个即无效又丢脸的做法，搞不好惹恼了蒙古大爷，饭碗甚至吃饭的家伙都未必保得住。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自家的女人不要出门，而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当然非缠足莫属了。

女子把足缠得窄紧虽然兴起于北宋，但是把足弓掰断，缠成我们熟知的小脚式样，却是兴起于元代，这是考古发掘的实物已经证实了的。而且最早记载女性足长只有三寸的文字也是出现于元代：“双凤衔花弓样弯，窄玉圈金三寸悭。”（乔吉，？—1345）“见刚刚三寸迹，想窄窄一双鞋。”（周德清，1277—1365）“衬湘裙玉钩三寸，露春葱十指如银。”（吴昌龄，1297—1372）

上述诗词是整个中国最早的明确描绘小脚的文献，此前所有文献对脚的尺寸都是语焉不详，只是说脚好小呀脚好小，你完全不知道他所谓的“小”是以什么标准来评判的。哪怕今天我们也有脚很娇小的女子，这和缠小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关于缠足的问题，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可以去看我以前的文章，《中国女性苦难史（二）——变态的三寸金莲》。强烈推荐阅读此文，因为关于缠足，有太多似是而非的传说和谎言，我在此文中已经一一作了分析和解读，因为内容很多，在本文就不再一一摘录了。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小脚要叫做三寸金莲？要知道，金莲花可不是一种常见植物，金莲喜寒冷湿润环境，多生长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或疏林地带，很多讲三寸金莲的文人雅士恐怕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的金莲花长什么样。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三寸金莲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金莲川幕府，来自于金莲川草原上的金莲花，变态的儒生们为了美化缠足的行为，于是将女人残废的小脚比作草原上的金莲花。

金莲花

一个流行的比喻必然来自于一个常见的事物，这是人类的天性，理学家最喜爱的三寸金莲，与理学家最扎堆的金莲川幕府，难道没有丝毫关系？难道此金莲与彼金莲，完全只是巧合？这种事情，是不会有铁证的，我们只能从情理上去推断，你可以选择信与不信，但你不可能提出一个更合乎情理的解释。

关于性犯罪的受害者有罪论应当也是从此时兴起的，因为儒生们得罪不起蒙古大爷，所以只好对自家的女人百般苛责。如果哪个女子被强奸，那么当然是因为她不守妇道、抛头露面、搔首弄姿，指责蒙古人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要砸饭碗甚至要掉脑袋的。

当男人对强奸犯毫无办法的时候，当然就只能从女人入手，一方面将她们的脚弄得残疾，使其不能外出行走，另一方面教导她们“失节事极大”，要做节妇烈女。在理学家眼中，失节当然只能指女人失身，男人是不可能失节的，就算投效异族攻打母族，那也只能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者叫“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总而言之都是顺应天命的行为。

助元灭宋，放在今天那叫做维护祖国统一，反正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只要征服了汉人，就可以荣升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当他们试图征服汉人却没有成功时，就会沦为可恶的侵略者。是非只以成败论，永远立场坚定地站在胜利者一边，不仅是维护团结的政治正确，更是儒家数千年来身体力行的明哲保身之道。

五、儒教大宗师与儒户特权

对这种舔菊哲学理解得最深刻的，毫无疑问当属孔老夫子的后人——山东孔府，因为孔家长期践行有刀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的投降主义实用策略，在历次改朝换代中都是最先投向新势力的人。孔家从来都不需要战败而降，而是望风而降，在敌人兵锋尚远之时就主动遥降，不仅投降，而且出钱出粮出兵，生怕动作慢了搭不上车，并且利用其文化优势大力为入侵者或叛乱者歌功颂德。

孔家不仅是降金、降元、降清的急先锋，而且降李自成、降日本人，这种见风使舵的本领可谓旷古绝今，具体情况可以参见《孔家——左右逢源永远不倒的中国第一汉奸世家》一文。而朱熹的投降学说为孔家的投降行为做了最好的道德辩护，是孔丘思想最佳的继承的发展，所以孔家与理学非常迅速地实现了合流。

孔家族长先被北宋仁宗封为衍圣公，后因降金有功再受封衍圣公，但在蒙元兴起之后又迅速倒向元，孔元用这个代理族长又从元那里受封衍圣公，并世袭曲阜县尹（同县令，元代称谓不同而已）。我们这位衍圣公不仅能文，而且还能武，率一干族人加入元军带孙所部，平定所谓的汉人叛乱，不幸于1227年被击毙于益都城下（今山东青州市）。

但些许小小牺牲吓不倒孔家，随后孔家联合大儒张德辉与元好问，跪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虽说大字认不得一箩筐，忽必烈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出任了“儒教大宗师”，并因此免除了孔府和儒户的徭役和赋税。

不要小看这个免税政策，元代汉人地位十分低下，赋税非常繁重，有了儒户的名头就相当于有了活命的希望。但儒户显然也不能太多，否则元朝就收不上来税了，这就需要严格的儒户认定机制，肯定比今天的贫困户认定要严格得多，没文化的统治者显然是不可能亲自来做这个工作的，于是就只好交给了“大儒”们。可怕的是，这些投效蒙元的大儒们全部都是朱熹的信徒，因此只有研习程朱理学的儒生才有可能被评定为儒户，而其他流派的儒者都被归为贱民一列，连生存都是问题。

在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你的学术主张与当时的显学不同，你大不了不去当官，随便找个地方开馆收徒，总是可以生存发展的。但是在元朝，如果你的学术主张与当时的显学（朱熹学说）不同，你就只能消亡，因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入不了儒户，你就是贱民，只能苦苦挣扎在生死线上，没有官方的认可，连名字都不能有，遑论读书。所以说，中国儒家思想的大一统是在元代实现的，丰富多彩的儒家变为单一僵化的儒教也是在元代发生的，虽然元代各位皇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手下的大儒们却借助他们的暴政轻易完成了这一过程。

儒家的内部原本也是有不同的流派的，并不像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腐朽僵化。说白了，儒家就是个筐，只是因为皇家要尊儒，大家不得不在这个筐里面捞饭吃，至于饭究竟怎么做，还是可以各自发挥的。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分了八个流派，韩非子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后来又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又有气学、心学、理学之争，甚至王安石的新学乃至于谶纬神学都在儒家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就个人来讲，不必讳言，我是比较欣赏孟子、王安石、张载、陆九渊、王阳明的，比较反感孔丘、董仲舒、二程、朱熹的，他们当然都可以算作儒者，但后世腐儒，却多为后面这一批人的信徒。

六、元仁宗推崇儒教的秘密

在程朱理学一统江湖的过程中，除了元世祖忽必烈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外，另一个重要的皇帝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忽必烈的儒户政策只是搞死了除理学之外的其他儒家，元仁宗的延祐复科则帮助当时硕果仅存的理学光大于天下。

元朝自建立之时起到元仁宗时期，是没有科举的，少量尊崇理学的儒户虽然可以享有高于其他汉人的特权，但是并不能把他们的思想广泛散布于社会。虽然儒户也可以开馆授业，但当时普遍的贫穷以及读书无用的环境导致并没有多少人对读书感兴趣，不管你是理学还是别的什么学。而且儒户的总量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封闭世袭的利益集团，就算你的理学搞得比老儒户还要好，也很难挤进这个圈子里，裙带是比学问更重要的。

元仁宗认识到科举制的好处，于延祐二年（1315年）重开科举，史称延祐复科，这当然是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其利弊，则要看怎么理解了。元仁宗非常推重朱熹的学说，因此科举考的全部是朱熹那一套，公开的考试选拔当然比私下的评定要公平得多，只要你够聪明，谁都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民间也掀起了学习朱熹的热潮。于是，业已形成的民间文化真空就被程朱理学以迅雷之势全部占据，并且主导了中国未来600年的学术基调，虽然在明代有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异端，但理学始终牢牢占据着科举的话语权。

元仁宗为何庙号为“仁宗”，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以儒治国，而不像此前的皇帝那样以武治国。从宏观来讲，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从微观来讲，历史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既然元仁宗让天下读书人迎来了久违的春天，那么儒生们当然不会吝惜他们的溢美之词。儒家掌握着笔杆子，编故事的能力又历来很强，于是我们的仁宗同志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代明君。

元仁宗内心深处有多喜欢、信奉儒家特别是理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定喜欢儒家提倡的父传子、家天下，这或许才是他推崇儒家的核心动机。在元仁宗之前，元朝的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叔终侄及（蒙古人传幼子的习俗是在草原之上的家庭传承，库力台大会推举则是部落和部落联盟层面推举可汗的做法，这两者都被成吉思汗打破，他将薛怯军主力交给了幼子拖雷，但却指定了窝阔台为继承人，但窝阔台还是废了很大力气到库力台大会走了一趟程序才得以即为可汗）。

元朝正式建立于元世祖忽必烈，因为此时四大汗国分裂，不存在传给兄弟侄儿的问题，因此忽必烈立儿子真金为太子；真金早死，真金第三子铁穆耳成为元朝第二任皇帝，是为元成宗；成宗死后，其哥哥的儿子也就是成宗的侄儿海山继位，是为元武宗；武宗死后，其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元仁宗同志。武宗与弟弟仁宗曾经约定，在仁宗之后按惯例将帝位传回给武宗的儿子，此后亦按此惯例，皇帝由兄弟俩的后裔轮流坐，此事在当时天下皆知。

元仁宗

但是仁宗同志却反悔了，想把帝位传给自己亲爱的儿子，于是他就相中了儒家。一方面，儒家的意识形态非常支持嫡长子继承制，而不支持传弟弟传侄儿，儒家势大可以帮他毁约传子做舆论准备；另一方面，通过开科取士，可以大量吸纳汉人进入朝廷占据要津，从而架空武宗一系的蒙古贵族。说起来，这一手也不算完全错误，想当年曹丕依靠汝颖世家文官集团战胜了依靠谯沛宗室武将集团的曹植，走的也就是这条路。

元仁宗尝试着进行了削藩行动，但是不甚成功，马背上得天下的蒙古藩王和贵族们，不是那么好搞定的。而且元武宗庙号为何是“武”，这可不是浪得虚名，他曾带兵击败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两国主力，使得其他三大汗国再度承认元朝的宗主国地位，为其叔叔元成宗重新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这是忽必烈都没有的待遇。元武宗本人或许就是蒙古中期最杰出的武将，其手下的军事势力可想而知，并不是几个儒生玩玩计谋就可以轻易瓦解的。

元仁宗虽然削藩不成，但还是执意将皇位传给了自己年轻的儿子硕德八剌，是为元英宗，他继位时仅有18岁。元英宗继续重用儒生，但是却抗拒不了蒙古贵族的势力，在21岁时被刺身亡，此后元英宗的大伯（晋王，武宗、仁宗之长兄）父子俩和二伯（武宗）的两个儿子展开了一系列夺嫡之争，混战二十余年。这四个人各自当了几天皇帝，除了大伯泰定帝外，英宗的三个堂哥都没活过30岁就被人干死了，元朝至此急转直下。

短命的元英宗

元仁宗坏了规矩，又控制不住局面，直接导致元朝由鼎盛而衰败，自仁宗死到爆发红巾军起义，不过短短30年，到元朝灭亡明朝建立，也不过37年而已。从这个角度讲，理学儒生倒也算做了一件好事，通过挑动元仁宗家天下的妄想，间接提前终结了暴元的统治。仁宗自己的儿子，也成了争权夺位的牺牲品，仁宗所获得的，无非是儒家千古传诵的一个虚名罢了，反倒是程朱理学借此契机，成为了天下一统的显学。

宋仁宗尊儒重道，被理学家们传颂了几个世纪，其实都是帝王心术，哪有什么儒家学术，尊儒的主要目的，无非是传子不传侄而已。研读这段历史，偶然就发现了这个隐秘的事实，想到此前还没有人讲过这一层，所以节外生枝多扯了几句，还请读者见谅。

七、元代汉人的生存状况

其实，终元一世，所谓的“仁”都没有真正的施行过，普通汉人在元朝的地位，简直与猪狗无异，南宋遗民徐大焯所作的《烬余录》中记载了许多蒙元的暴行。因为很多人认为《烬余录》是伪书，我就不引用其中的内容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认为《烬余录》为伪书呢，无非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掌握话语权的理学派儒家全部站在蒙元特别是元仁宗一边，当然得为其辩护；第二，满清修《四库全书》以来，一直特别注重毁禁此类宣扬胡汉之别的书籍；第三，哪怕到了今天，也得讲民族团结，此前的历史基本都是不能触碰的话题。

蒙古大军喜屠城、喜奸淫，连西方人都记载了很多，屠花剌子模、屠巴格达、屠莫斯科、屠匈牙利，这些总不是皇汉造谣吧，至于屠灭西夏全国，也是无法作假栽赃的事情，因为党项族都不存在了。但按照儒家的记载，元代中国却是一片祥和繁荣的景象，尤其是元世祖、元仁宗、元英宗等，更是爱民如子的圣君，或许汉人生得特别可爱，将他们感化转性了也说不定吧。

儒家历来善于篡改历史，从夏商周一路改到元明清。举个例子吧，因为秦始皇坑儒，所以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暴君，但是1975年湖北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却以秦代实物证明了秦法与儒家叙事所描述的大相径庭，比我们一直所认为的要宽松得多。再比如清史，勤政的雍正因为要取消儒生地主集团的免税权，就被描绘成了一个暴君，纨绔的乾隆重新给儒生地主集团免了税，就成了明君。此类事情还有很多，善善恶恶、春秋笔法，中国历史从来就是任由儒家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已，尊儒的都是明君，反儒的都是暴君，大抵如此。

既然历史已经被儒家改得面目全非，已无信史可考，那我们来看点做不了假的东西吧，那就是人的名字。元代没有官职的普通汉人是不允许取名的，只能以数字作为代号，整个元代包括仁宗朝都是如此，你认为汉人的地位怎么样呢？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是不是很有个性？他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爹叫朱五四，你还觉得有个性么？

明代开国名将常遇春的爷爷叫常重五、爸爸叫常六六；另一位开国元勋汤和的爷爷叫汤六一、爸爸叫汤七一，等等。

以上这些奇葩的名字都是出自吴晗的《朱元璋传》，还有元朝那些农民起义领袖也有此类数字名，比如维基百科就记载了元代的历次民变：

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浙江沙县人谢五十领导当地人民起义，自称挈天将军。

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年）六月，浙江处州（今丽水市）农民二万人在张三八领导下杀庆元县达鲁花赤也速台儿起义。浙江衢州农民二万人推陈千二为领袖，发动起义。

元代元贞三年（1296年），江西赣州兴国人刘六十聚众起义，建号称王。

元代延祐二年（1315年，正是元仁宗延祐复科那一年），江西赣州宁都人蔡五九聚众起义，反抗官府增加田亩赋税。

奇怪的名字，背后自然有奇怪的历史，清末学者俞樾在自己的笔记《春在堂随笔》中有过记载：徐诚庵（也是清代中后期学者，即徐本立）无意中见到一本《蔡氏家谱》，书已相当古旧，上面有前辈某人写的一行小字“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

然而还有很多人反对这一说法，认为不准汉人取名也是在污蔑蒙元，原因有三：

第一，正史并没有记载不准汉人起名字的法规。笑话，也不看看正史都是谁写的。

第二，名字中的数字可能是排行。我就好奇了，谁家排行可以排到五十、五四、五九、六十、七一？

第三，举出元代若干汉人名字，以作为反证。这种人脑子里基本都是浆糊了，书上留下名字来的多为儒生，有功名在身已经不是庶人了，即便是某些起义领袖有名字，那也完全可能是人家嫌自己的数字名字不响亮，现起一个而已，这么多数字名，如果不是不准起正常名字，难道是人家自己喜欢？

夜深了，简单总结一下吧，华夏文化在宋以前都是健康昂扬、丰富多彩的，哪怕是官方所推崇的儒家，事实上也有多种不同的面貌，其中不乏锐意进取的成分。但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异族统治之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丧失殆尽，反倒是程朱理学的应运而生，华夏文化整个都变态化、僵尸化了。

我们应当知道，长期被视为正统的程朱理学其实是大屠杀、大强奸的副产品，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比变态的缠足之风和同样变态但却更隐蔽的束胸习俗就是其表征，都是遵循乱世避祸的逻辑。儒生们受虐产生了快感，舔菊获得了利益，完全颠倒黑白，把整个历史篡改得一塌糊涂，而这种篡改恰恰非常受帝王的喜爱，因为有利于渔民和统治。非但如此，这些无能的男人因为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于是反过来压榨女人、凌虐女人，给女人加上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枷锁。具体怎么压榨的，可以参考《中国女性苦难史（一）——束胸与月子病》、《中国女性苦难史（二）——变态的三寸金莲》、《人类性犯罪史》等文。

于是，曾经无比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就变成了今天这幅德行。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但在某些同志看来，过于沉重、血腥、龌龊、尴尬的历史，或许还是早早遗忘掉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