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事今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与自身性格缺陷干系甚大
王安石，是个让人如雷贯耳的历史名人。他不仅拥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等头衔，还是大宋王朝著名的改革家。比方说，引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伟大革命家列宁，就曾赞誉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他所主导“王安石变法”，影响巨大，名留青史。
无可否认，王安石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政治人物。在他出任政府高官的时候，大宋王朝国势羸弱、屡遭外敌欺侮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为了尽快改变现状，实现振兴大宋王朝的宏伟目标，王安石在担任了大宋王朝的宰相之后，在也很想有一番作为、又很赏识信任自己的最高领导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系列很有力度的改革措施。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改革的主要目标诉求。“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是王安石奉行的主要改革原则。在这样的改革目标和原则引领下，为了保证改革取得实效，王安石推出的改革措施，是系列配套、涉猎广泛的，包括机构官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兵役制度改革、农业土地改革、教育科举改革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王安石称之为中国综合体制改革的鼻祖，应不为过。
有意思的是，科举出身的王安石，认为科举考试一考定终身、唯分取人的办法，存在很多弊端。他主张以日常考核取代科举考试，提出了“三舍法”的教育科举改革方案，以选拔国家需要的、真正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所谓“三舍法”，简而言之，即通过考核把太学学生分为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王安石的这一改革主张，同当今社会各界对高考制度的不满指责，以及改革的一些路径诉求，是何等的相似乃尔。也说明他的改革意识，又是何等的超前新潮。
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关于王安石搞改革失败的原因，通行的主流说法是这样的：未处理好具体操作实行的问题，以及与反对者的关系，于是与反对者陷入了长期反复的争吵恶斗，导致变法始终处于被批评、被抹黑的局面，再加上主要支持者宋神宗的动摇和死亡。
上面所说的这些，当然都是导致王安石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比方说，反对派的极力抵制，的确使改革措施的推行举步维艰。大凡以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为诉求实行的重大改革，必然会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这样一来，就会大大触动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利益集团也必然会拼命进行阻挠和抵制。过去是这样，如今也还是这样。所以，利益集团问题，永远都是改革必须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到位、解决决心不到位、制约措施不到位，就很可能导致改革失败流产。
关于王安石改革失败原因的这些说法对归对，但是我感觉还不够全面准确。看上去很美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以灰头土脸的结局收场，其实与王安石自身的问题，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以为，导致王安石改革失败的自身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请注意，这里所说的自身原因，是除前述原因之外的、王安石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是基于王安石的性格缺陷。
王安石是个意志坚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这样的个性，往前再走一步，就是性格倔强、固执己见。这样的人，往往自己为是、一意孤行，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过程中，必要的妥协、让步和转圜，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素质。永不妥协的性格可以赞美，但绝不值得效仿。对于一个官场中人来说，就更是这样。不懂得妥协、让步和转圜，就很难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从而取得他人的谅解、配合乃至支持，也就难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有个曾经的同事，是个认死理儿的一根筋。有的领导曾很精辟地评价这个“常有理”：“不但正确的看法一定要坚持，错误的看法也一定要坚持”。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那“拗相公”的绰号，还真不是白给的。不要说一般的同事或下级，就是对最高领导宋神宗，在争论问题的时候，他也一点面子都不给，常常是声严色厉、脸红脖子粗，搞得领导很下不来台。
那个小时候以砸缸救人、做官后以编撰《资治通鉴》而名扬天下的司马光，原本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在王安石推行改革之初，原本并不是坚定反对派的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有些操之过急、步子太大，一些具体问题考虑不够周到全面。因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自我感觉好到极点的王安石，不仅对司马光的意见建议不以为然，还说了一些很过头的尖酸刻薄话，让司马光很受伤。是王安石的不留情面，最终导致两人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一个原本可以说服争取为盟友的实力派人物，就这样硬生生地被王安石弄成了坚定的反对派。
而大名鼎鼎的才子苏轼，当时也是政坛的实力派人物。苏轼本是王安石的学生辈，有些政见又与王安石颇为契合，应该也能成为拥护支持他改革的最好人选。但是对于苏轼提出的一些合理化意见建议，王安石不仅不予采纳，反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搞得苏轼也对他一肚子意见，几乎成为了他的敌人。
可以这样说，固执己见、意气用事的极端性格，为王安石无端制造了不少的反对派。从而为改革变法大业，帮了不少的倒忙。
第二，王安石不熟悉基层情况，一些改革措施没经过充分调研论证，纯属闭门造车、想当然的拍脑瓜之举。
让我们以著名的“青苗法”为例，来看看王安石的改革举措，存在多么大的漏洞。北宋初年，政府在各地设有“常平、惠民”等粮食储存仓库，性质大致相当于如今的国家储备粮仓库，目的是调剂粮食歉收时民众的食粮不足、稳定市场，以及赈济灾荒。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作用。尤其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更是作用甚微。
针对存在的问题，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王安石推出了重要改革举措“青苗法”。这一办法规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等实物，以临时救急和补助耕作。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等情况，分为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十五贯，依次递减，末等户可借一贯。看上去，这是一项政府的利民惠民政策。但问题是，政府发放这笔款子，并不是无息贷款，而是有利息的，并且还很高——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利息二分，实际有重达三四分的。
这就有问题了。这么高的利率，穷困家庭贷不起，有还贷能力的家庭又不愿意贷，这是其一。其二，那些脑袋瓜子活络的地方官员，很快就从这项政策当中发现了生财的门道：对那些有能力还贷的家庭，你不想贷款也要强迫你贷，而且随意提高贷款利息，在为政府机构敛财的同时，也顺便充实一下自己的腰包。于是，“青苗法”在民间就有了一种别称——“散青苗”，就是摊派的意思。再加上有的官吏为了向上邀功，除了收取规定利息，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让百姓苦不堪言。就这样，这项本意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救济困难农户、促进农业生产的富民政策，异化成了政府辗转发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的害民苛政。
当时青州府的一把手（知州），名叫郑獬。此人很有才，是位大宋状元得主。郑獬是个很有人文情怀和责任感的官员，在青州任职期间，他发现了“散青苗”的重大弊端，便对手下官员说，“这个办法毛病太多了，害人不浅。我实在不忍心挖这样的大坑，让老百姓往里跳。”因而，郑獬下令暂停了“散青苗”。对于郑獬的行为，王安石大光其火，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不由分说就将其做断崖式降级处理，贬职为科股级小官。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王安石不了解下情的短板，以及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性格缺陷。
再来看看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所谓“方田均税法”，其实就是一项农业税制改革。这项改革分为“方田”与“均税”两个组成部分。所谓“方田”，是指每年九月由各县政府，组织进行土地丈量统计，然后按土壤的肥沃贫瘠程度，划分为五个等级。“均税”，是指以土地丈量统计的结果，以及土地等级划分为依据，分别制定出各个等级土地的平均税负数额。
“方田均税法”实行以后，清理出了豪强地主隐瞒的大量土地田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而，这项改革措施，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抵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此事引发的另一方面问题是，土地等级的划分谁说了算？当然是那些负责这项工作的基层官员们说了算。全国的土地那么多，总不能都由王安石来逐一把关决定吧。这就为相关官员利用职权寻租提供了方便。他们完全可以颠倒黑白，把好的土地定为差的、把差的土地定为好的。这样一来，既能让自己的关系户合理避税，也可以借机为自己捞取好处。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制约措施，王安石在制定推出“方田均税法”之时，却并没有考虑到。
通过王安石推行改革的经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改革的目标原则是否正确、路径方法是否清晰得当，对于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自然关系重大。但另一方面，改革设计者、执行者的品德修养，以及能力素质和执行力，也是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决定进行改革的时候，如果过于相信改革执行者的思想觉悟和自觉性，而对人们的趋利本性认识不足，或者刻意回避，就必然会导致制约措施不得力、监督监管不到位问题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那些以改革为名、获取利益为实的所谓“改革”，任何一项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措施，也都有可能在执行过程中荒腔走板，成为利益集团或者利益团伙、利益部门的牟利工具。过去是这样，如今也还是这样。比方说，前些年有些地方搞的所谓国企改革，造就了多少巨贪大蠹啊。就连名目繁多的一些资格证书、等级证书考试等等，都成了一些部门单位，以及从业人员发财的工具和手段，甚至形成了灰色产业链。教训呐！
以王安石的性格和处事方式而言，对于他所推行的这些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不要说他自己能不能认识到，就是有认识到的人给他指出来，他也未必能认账。比方说，前面提到的那个叫郑獬的地方官，就因为看到了“散青苗”坑农害农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关于“青苗法”的不同意见，结果却被王安石以执行改革不力为由，毫不留情地摘了乌纱帽。类似郑獬这种情况，还有不少。
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开展工作搞改革，事先通常会设定上中下几个层次的预期目标。一旦达不到最佳效果，那就退而求其次。而“拗相公”王安石，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这样的人，用老百姓的说法，就是醉死不认那壶酒钱。这样的人搞改革，不弄成一锅夹生饭，那才是怪事。
作者简介：王离京，笔名谷荻，男，山东寿光人，1958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知青、工人、教师，曾任省直机关处长、大学领导干部，二级警监。散文作家，系中国作协会员，发表出版作品累计三百余万字，多次获奖并入选多种选本。相关作品成为国内外多家著名高校图书馆馆藏书目，两度入选山东省中小学生寒暑假读一本好书活动前十位重点推荐书目。
壹点号谷荻